专业控制与条线改革
有研究者对上海媒体从业者的职业理想调查结果显示，大多数从业者选择新闻工作，更多缘于希望承担社会道义责任和自身兴趣爱好。“中国知识分子‘以天下为己任’的道德传统，依然是今天的新闻从业者个人价值体系中的重要底色。”（陆晔、俞卫东，2003）在南都，这种知识分子的道德传统也是存在的，但笔者认为，其主要作用是促使从业者选择新闻作为职业，而在日常的新闻生产过程中，新闻专业主义则是《南方都市报》编辑部自我控制的基础模式。
从宏观的政治经济结构看，南都的新闻生产始终在“党-政府与市场”双重规制的局促舞台上进行；从微观的新闻实践过程看，从业者最大限度地遵循真实、客观等专业原则，进而探寻事实真相、坚守公共利益，这种新闻专业主义的运作模式已然渗透在日常的新闻生产实践中。而专业自觉也在编辑部中、高层身上有着明显体现。新闻专业主义在特定社会情境和组织情境中，其内涵和作用有不同体现，比如在理念或实质层面对相对独立性的追求，在操作规范层面对真实、客观、全面等规范的遵循，在专制社会中可以作为一种对抗权威政治的斗争武器，在民主社会中作为一种主导性理念又会成为政府轻易给媒介设置议题的利用工具。与新闻专业主义密切关联的一个概念是客观性。有学者（罗伯特·哈克特、赵月枝，2005：7）认为：“在许多新闻传播学者和新闻工作者眼里，新闻客观性和以其为核心的专业主义可能还是一种可望而不可即的理想目标。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可能更注重客观性精神与实践相对于现有新闻制度的解放性意义。然而，事实上，自从以《焦点访谈》为代表的一系列新闻理念与实践出现以来，国内新闻界对客观性的利用越来越自觉性。”实践证明，这种客观性报道原则也根植于南都编辑部场域中。
2005年8月，南都区域新闻部对“广州新闻”时政记者进行的条线改革给我们解读其新闻生产与信源之间的关系提供了一个典型个案，而透过这项改革措施又可以直接捕捉其新闻生产过程中对政治控制的警惕以及对自主性的追求。副总编辑夏逸陶向笔者介绍，区域新闻部的编辑大规模换岗做过两次，效果很好。之所以要时政新闻记者换岗，首先是因为时政新闻做得不够令人满意，其次是“记者跟采访对象没有界限，把他当朋友，关系模糊了，采访会考虑对方的利益，这背离了我们的价值观。你的脑袋不听自己使唤了，你的屁股已经坐到他们那边去了”[25]。这一改革的动因在报社内部办公系统公布的《广州新闻时政记者岗位竞岗通知》中得到印证：“主要原因是时政线受广州地区强大的官方通讯员的控制，我们的时政记者面临很多困局，难以施展手脚，得罪关系成了跑线记者的噩梦，也束缚了他们的手脚。但我们是要控制与反控制的，所以，当一条线被通讯员管死的时候，我们就需要改变战术，换记者上。要搅局，来换取新闻的主动权和新闻的更大空间。”[26]
传媒与信源之间的关系，与多种因素密切相关。这些因素至少包括：传媒组织的社会需求、生产机制、价值取向，从业者的采访要求和职业素养，各种社会机构影响传媒的能力和社会阶层的状况等。如果仅从传媒组织／新闻从业者和消息来源的关系看，其直接体现着传媒组织和新闻从业者的独立意识。大部分的信源都很可能试图控制和影响媒介，“让媒介总是按照他们所希望的方式描述新闻事件”（沃纳·塞佛林等，2000：365）。南都编辑部对“广州新闻”时政记者的条线进行换岗，其实质结果在于改变了记者与信源之间的关系，让其从亲密回归生疏。这种调整改变了编辑部新闻生产与社会控制的关系。这项改革的起因是时政记者因与信源（广州政府部门）的关系过于亲密而受控制，其目的在于将这种已经亲密的关系重新变得疏离，以强化记者对信源的独立和反控制。显然，这种调整的背后与南都编辑部所确立的相对独立立场及其与政府“不即不离”的关系原则密切相关。
作为新闻生产外在的一种社会压力，信源与传者（记者）的关系同样受到诸多学者的关注和研究。在韦斯特利和麦克莱恩的传播模式中，信源扮演着“鼓吹者”角色，新闻生产完全受其影响；吉伯（Gieber，W．）和约翰逊（Johnson，W．）则通过调查发现，记者实际上处于“获得所有新闻和信源需要舆论一致的两股拉力之中”；而滕斯托尔（Jeremy Tunstall，1971）的研究发现，记者更多地偏向于信源，而编辑更多地以受众为重。在相关研究中，赫伯特·甘斯的观点影响甚广，他称“消息来源与新闻记者之间就像拔河一样，消息来源不断尝试操纵（manage）新闻，让最好的一面呈现出来。同时，记者也不断地操纵新闻来源，以便取得他们（记者）所需要的资讯”（Gans，1979：116，转引自臧国仁，1999：333）。
从新闻生产的实际需要出发，新闻机构以“条线”（beats）给记者分工，有利于记者采集类型化的事实，不容易遗漏社会各领域的重大事件。然而，这种条线划分的主要是不同的政府机构，因而，多数新闻都是从各类官方机构那里得到的。在马克·费什曼（Mark Fishman，1980，转引自迈克尔·舒德森，2006：173）看来，“以官僚机构的结构看待社会，正是记者能够发现各种事件的基础”，“对新闻记者来说，整个世界已经被官僚式地组织了”。
迈克尔·舒德森（2006：173）认为，“毫无疑问，新闻生产的核心，就是记者与官员之间的联系，当然还有其各自背后的新闻机构与政府机构之间的互动”。从这个角度看，南都的条线改革抓住了常规新闻生产的核心：编辑部对记者的换岗，正是希望在类似的“拔河”中保持记者的操纵权——新闻生产的主动权。这种对信源与记者／媒介的关系调整，如果放在更大范围内去观察，具有特殊的意义。在当下的新闻实践中，绝大多数报纸对政府部门的信源都处于强烈的依赖状态，而且，这种依赖也给掌握着固定条线的记者带来诸多实际利益，编辑部要对这种关系进行调整的阻力和困难极大。迄今为止，笔者尚未在国内报业的新闻实践中听闻类似南都这样的条线改革[27]。
实践证明，《南方都市报》在其新闻生产的实践中，不断探索着媒介与信源的平衡关系，这种关系至少包括两个特点：第一，独立，即强调传媒组织自身对新闻价值的独立把握，对新闻处理的独立判断；第二，选择，即对不同消息来源的性质和需求进行具体分析，有所选择、有所甄别。调整条线，即通过一定的机制和方式来对新闻从业者相对固定的条线分工进行调整和更换，以防止因“日久情深”，记者与信源之间形成过分友好的依赖关系，致使记者在与这些消息来源打交道时无法保持足够客观、理性和独立，甚至缺乏质疑和批判精神，这对报社整体追求的客观、中立原则有所违背。这种举措就是对独立的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