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权利变动中所起的作用不同
公证制度在权利变动中主要起到证据作用，而信托登记在权利变动中则可以起到法律实体依据的作用。在当事人之间或者当事人与第三人之间的权利变动中，公证制度不能成为权利变动的依据，而只能作为证据在纠纷发生时起到证明权利的作用。例如，双方当事人之间签订了房屋买卖合同，并对该合同进行了公证，那么在当事人之间就该房屋的买卖如价款等问题发生纠纷时，经过公证的买卖合同便可以起到证据的作用，以证明当事人之间合同价款的约定；如果出卖人又擅自将该房屋向第三人出售，那么在没有进行登记的情况下，第三人并不能依据公证过的买卖合同而主张房屋的善意取得。在不涉及第三人的情况下，当事人之间的公证文书由于其强大的证据力，可以作为强制执行的依据，即“为求私权迅速简易之实现，在权义关系成立之时，债权人债务人预先达成将来执行之合意，并由公正之第三人加以证明，据此所成立之执行名义，亦非法所不许，此为公证书得为执行名义之法理根据”[30]。在信托制度中，“若第三人无从知悉所交易的客体为信托财产，就使该财产具有一定的独立性，将对该第三人造成不可预期的不利益，更有害于交易安全。因此信托法必须建立一定的公示机制，使第三人知悉交易的客体是否为信托财产，以定责任的归属”[31]。因此，信托登记制度便是信托财产公示的有效方式，经过登记的信托财产上的权利状况具有公信力，第三人因信赖登记而从事有偿交易的，可以对相关财产进行善意取得。因此，第三人可以借助善意取得制度而对信托登记的财产发生权利变动。
[1] 徐刚：《信托登记制度研究》，法律出版社2018年版，第16页。
[2] Maurizio Lupoi，Trusts：A Comparative Study，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0；translated by Simon Dix，p.356.
[3] 王涌：《论信托法与物权法的关系——信托法在民法法系中的问题》，载《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6期。
[4] 何宝玉：《信托登记：现实困境与理想选择》，载刘俊海主编：《中国资本市场法治评论》（第2卷），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152页。
[5] Jesse Dukeminier & Stanley M.Johanson，Wills，Trusts and Estates（6th Edition），中信出版社2003年影印版，p.920.
[6] National Conference of Commissioners on Uniform State Laws，Uniform Trust Code（With Prefatory Note And Comments）（Last Revised or Amended in 2005），comment of section 810.
[7] ［日］四宫和夫：《日本民法总则》，唐晖、钱孟珊译，朱柏松校订，五南图书出版有限公司1995年版，第34页。
[8] ［日］我妻荣：《新订民法总则》，于敏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8年版，第30页。
[9] ［德］鲍尔、施蒂尔纳：《德国物权法》（上册），张双根译，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61页。
[10] 谢在全：《民法物权论（上）》（修订二版），台北2003年自版，第82页。
[11] 《最新不列颠法律袖珍读本：信托法》，文杰译，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7页。
[12] 王志诚：《信托法》，五南图书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9年版，第121页。
[13] 潘秀菊：《信托法之实用权益》，台北永然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96年版，第181页。
[14] 日本三菱日联信托银行编著：《日本信托法制与实务》，信托业商业同业公会审订，台北金融研训院2009年出版，第62页。
[15] 陈春山：《信托法关系之设定——信托法草案之规范》，载《万国法律》第82期（1995年8月）。(https://www.daowen.com)
[16] Graham Moffat with Gerard Bean and John Dewar and Marina Milner，Trusts law：text and materials（3rd Edition），LexisNexis Butterworths，2002，p.97.
[17] ［法］弗朗索瓦·泰雷、菲利普·泰勒尔：《法国财产法》（上），罗结珍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8年版，第490页。
[18] 在日本法上，“所谓应登记之财产权，如所有权、地上权、永佃权、地役权、优先取得权、质权、抵押权、租赁权、买回权等不动产上的权利、船舶上的权利、建设机械上的权利这种设有登记制度的财产权。而所谓应注册的财产权，是指如著作权、专利权、图案设计权、实用新型专利权、商标权、矿业权、渔业权、注册国债、注册公司债等设有注册制度的财产权”。参见［日］中野正俊：《信托法判例研究》，张军建译，中国方正出版社2006年版，第71页。
[19] 曾邑伦：《信托公示之研究》，台北中正大学法律学研究所2006年硕士学位论文。
[20] 王文宇：《信托之公示机制与对世效力》，载《月旦法学杂志》第91期（2002年12月）。
[21] Maurizio Lupoi，the Recognition of Common Law Trusts and their Adoptions in Civil Law Societies the Civil Law Trust，32 Vanderbilt Journal Transnational Law 967，（Oct，1999），p.987.
[22] 王志诚：《信托法》，五南图书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9年版，第194页。
[23] 陈春山：《信托法关系之设定——信托法草案之规范》，载《万国法律》第82期（1995年8月）。
[24] The American Law Institute，Restatement of the Law，Second，Trusts，1959，Comment of§287.
[25] 张军建：《信托法基础理论研究》，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9年版，第138页。
[26] 王志诚：《信托法》，五南图书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9年版，第120页。
[27] 谢哲胜：《信托法》，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09年版，第101页。
[28] 谢哲胜：《信托法总论》，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03年版，第109—110页。
[29] 马栩生：《登记公信力：基础透视与制度建构》，载《法商研究》2006年第4期。
[30] 郑云鹏：《公证法新论》，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00年版，第186页。
[31] 曾邑伦：《信托公示之研究》，台北中正大学法律学研究所2006年硕士学位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