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发公共事件的网络舆情与微博舆情研究
1.关于舆情的研究
“舆情”是中国化的概念，在西方英语语系中并没有专门的词汇来表达，最为接近的词是“Public Opinion”，可以理解为舆情、民意、公众意见、公共意见、公共舆论等。同时，少部分著作也用“Public Feeling”“Public Sentiment”来表达舆情、民意、舆论。在西方的论著中，也没有区分舆情与舆论，有时候还将其理解为民意。早在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在《社会契约论》（1762年）中首次提出“Public Opinion（opinion publique）”的概念。随后，哥斯道夫的《关注舆论的概念和天性》（1846年）、赫尔珍道夫的《大众舆论的天性和价值》（1879年）、加布里埃尔·塔尔德的《社会舆论与公众》（1899年）等著作开始对社会舆论进行较为详细的阐述。这一时期关于舆论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政治学、哲学、社会学领域。到20世纪初，舆论学逐步成长为一门独立的学科。1922年，美国新闻专栏作家沃尔特·李普曼的《公众舆论》（Public Opinion）一书对舆论现象的内在机理与外在表象进行了系统阐述，堪称舆论研究经典之作。李普曼认为，舆论是他人脑海中的想象——关于自身、关于别人、关于他们的需求、意图和人际关系的图像；舆论的形成与大众媒介营造的拟态环境密切相关。
20世纪20-30年代，实证主义在美国盛行，实证方法广泛应用，舆论研究的技术化、可操作化的趋势开始流行，定量分析受到追捧，特别是围绕美国选举的民意测验研究风靡一时。社会舆情监测与民意调查机构纷纷出现，美国舆情监测所（The American Institute of Public Opinion）（1935年）、世界民意研究协会（World Association for Public Opinion Research）（1947年）、美国民意研究协会（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Public Opinion Research）（1947年）等陆续成立。舆论研究的领域拓展至社会心理学、公共关系学、传播学等学科，一大批研究成果不断涌现。其中，最具影响力是美国政治心理学家约翰·R.扎勒的《公共舆论》（1992年），这部专著采用定量方法分析了1960-1980年20年间美国选举的舆论发展，并提出了新的舆论技术分析模型。西方对重大事件的舆论研究源于两次世界大战，一些学者关注战争中的舆论宣传。如美国《舆论季刊》的主编奇尔兹在二战期间进行了舆论心理调查，1930年开始的盖洛普重大事件的舆论测量等。20世纪中后期，一部分学者开始从较为宏观的视角，从危机传播、危机管理的角度研究重大事件的舆论，如哈贝尔斯的《公域的结构性变化》（1962年）、乌尔里希·贝克的《风险社会》（1986年）、罗伯特·希斯的《危机管理》等，这些著作比较全面而系统地阐述了舆情危机及其应对。
我国舆情思想的历史源远流长，是古代社会政治思想的主要组成部分，体现在君王的治国理政之道中。主要有：“民本论”“载舟覆舟论”，强调民贵君轻，重民顺民、利民得民；“防川论”，强调通达民声，疏导民怨；“鼻息论”强调疏通郁结，广开言路，畅通舆情。[32]为了解民情民意，我国古代形成了较为完善的舆情收集制度，如采诗观风、吏民上书、朝堂议事、官员巡查等制度。当代的舆情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早期并未严格区分舆情与舆论的概念，以舆论表述较多，侧重于舆情引导研究，研究视角主要有新闻传播学、政治—行政学、马克思主义、公共关系学、社会心理学等。代表性著作有刘建明的《基础舆论学》（1988年）、《当代中国舆论形态》（1989年）和《当代舆论学》（1990年）以及陈力丹的《舆论学——舆论导向研究》（1999年）。这些著作深入探究了舆论的本质与特征、生成过程以及舆论引导的机制等，为我国舆论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2003年，王来华的《舆情研究概论——理论、方法和现实热点》是我国第一部系统研究舆情的著作，对舆情的概念、特征、构成要素及舆情演变的基本规律进行了系统阐述，形成了舆情研究的基本理论框架。他认为舆情是一种社会政治态度，这种表述对后来的研究产生了一定影响。2004年，张克生的《国家决策：机制与舆情》一书，探讨了政府决策与舆情机制，认为舆情即“社情民意”，扩展了王来华关于舆情的概念内涵，并从“社会政治态度”延伸至“对社会客观现象与社会生活的民众主观意愿”。随后，陈月生的《群体性突发事件与舆情》（2005）、刘毅的《网络舆情研究概论》（2007年）对舆情的研究不断深化与细化，逐步明晰和规范了舆情、舆论和民意的概念。
2.关于网络舆情的研究
20世纪90年代，网络民意、网络民主、网络虚拟空间管理等词汇开始出现在西方学者的学术论著中。学者们从较为宏观的视野，研究网络舆论对民主政治的影响。如劳伦斯·K.格罗斯曼（Lawrence K.Grossman）的《电子共和国：重塑信息时代的民主》（1995年）、戈德曼纽尔·卡斯特的《网络社会的崛起》（1996年）、桑斯坦的《网络共和国：网络社会中的民主问题》（1996年）等。20世纪90年代后期网络社会形成，西方学者从宏观社会学的视角转向中观、微观层面，开始关注网络舆情的生成机理、演化路径、传播策略、引导方法等。
2005年以来，网络舆情进入我国学者的研究视野。本书以中国知网CNKI数据库为检索平台，以“网络舆情”为篇名，精确搜索2005年1月一2017年12月的文献，共有相关文献6577篇，其中期刊论文4792篇、博士论文30篇、硕士论文1015篇、中国会议论文69篇、国际会议12篇、报纸等其他文章659篇。根据发表时间的统计分析（见图1-1），近5年来网络舆情研究的文献，呈持续、快速增长的态势。
图1-1 CNKI网络舆情研究年载文献分布
从网络舆情研究的学科领域看，文献主要分布在新闻传播学、教育学、行政管理与公共管理学、信息与计算机技术、法律、政治学等领域。从图1-2可见，新闻传播学是研究网络舆情的主要学科，44%的文献集中在该领域；其次是行政学及国家行政管理、高等教育、法律与政治学，这些都属于社会科学领域。同时，自然科学领域中的计算机技术、信息管理科学，也是进行网络舆情研究的重要学科之一。
图1-2 CNKI网络舆情研究文献研究领域
从研究框架来看，网络舆情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三个层面：基础理论研究、技术研究、应用研究。基础理论研究主要包括网络舆情的基本概念、传播特性、生成机理、演变规律、社会影响、舆情引导与应对策略；技术研究主要集中于计算机、信息管理科学与情报学等领域，包括舆情指标体系设计、数据挖掘、信息监测与分析处理技术等；应用研究主要从网络德育、突发事件、群体事件、政府舆情管理、公共政策、企业管理等方面展开。
目前，网络舆情的研究处于各说各话、各自为政的局面，学科之间的良性互动没有形成。新闻传播学、政治学、思想政治教育等社会科学领域侧重于基础理论与应用层面的研究，计算机、信息管理科学等自然科学领域侧重于技术研究与系统开发。加强学科之间的交融，建立跨学科研究平台，是推动网络舆情研究向纵深发展的必由之路。
3.突发公共事件的网络舆情研究
2003年“非典”爆发，突发公共事件的网络舆情研究纳入我国学者的视野。2004年的“禽流感”、2005年的“松花江水体污染”等一系列突发公共事件，由此引发的网络舆情风起云涌，逐步改变着我国的舆论生态环境，左右着公共事件的发展进程，形塑着公众对客观现实的认识，影响着政府决策和社会稳定。自2005年起，突发公共事件的网络舆情研究成了我国网络舆情研究的重中之重，研究视角逐步从宏观社会层面转向中观、微观理论与具体实践层面。
第一，关于突发公共事件网络舆情基本概念界定。刘毅认为：“网络舆情就是通过网络表达和传播的公众对公共事件表现出情绪、态度和意见的总和。”[33]徐晓日认为：“网络舆情是公众在网络上公开发布的，具有一定影响力和倾向性的，对关于某种社会问题和社会现象的共同观点。”[34]周如俊等认为：“网络舆情是在互联网传播，带有一定倾向性和影响力的公众对‘焦点’‘热点’问题发表的言论和意见。”[35]很显然，后几位学者将网络舆情界定为公众的共同观点和带有一定倾向的意见，混淆了舆情与舆论的概念。舆情是分散的，舆论才是共同意见；舆情只有发展到一定阶段，形成共同意见或大多数人的意见才是舆论。所以，后两位学者的定义更适合于网络舆论而非网络舆情。
马荔将网络舆情分为常规与突发事件网络舆情两大类，并将突发事件的网络舆情界定在突发事件发生之后，认为是网络使用者对突发事件的意见、情绪和态度的总和。[36]李纲认为，突发事件网络舆情是围绕即将发生或已发生的各类突发事件发布的含有多种情绪、态度和意见交错的总和信息。姜胜洪认为，突发事件网络舆情是指民众以网络为平台，借助各种网络工具，围绕即将发生或已经发生的突发公共事件发布信息，所表达的社会政治态度。[37]从后两位学者的定义可以看出，网络舆情不仅出现在突发事件发生之后，在突发事件之前也可能存在网络舆情。根据危机管理理论，突发公共事件的危机管理包括事前、事中、事后的全过程，网络舆情也可能出现在事情发生之前，特别是对一些渐变性的突发公共事件，事件本身有可能就是在网络舆情推动下才发生的。因而，本书认为突发公共事件的网络舆情，是民众在网络空间中表现出来的，对即将发生或已发生的突发公共事件的情绪、意见与态度的总和。
第二，关于突发公共事件网络舆情生成与演变的研究。目前，关于突发公共事件网络舆情的生成与演变研究，主要从传播学、公共管理学、危机传播的角度，结合典型的突发公共事件，从个别到一般，总结突发公共事件网络舆情的生成规律、传播路径、演变机理等。也有个别学者从网络建模的角度，对突发公共事件网络舆情演化进行了量化研究。
关于生成要素研究。张一文等认为，网络舆情的作用要素有内源动力（事件内部属性：社会敏感性，公共性等）与外源动力（外部作用力）等。[38]朱恒民等认为，网络舆情生成的诱发因素有事件本身、政府、网络、社会环境等。[39]周乾宪认为，影响网络舆情生成与发展的主要因素有新闻报道、政府回应、网民讨论与意见领袖的作用等。[40]
关于演变过程研究。突发公共事件的网络舆情发展演变错综复杂，我国学者以不同学科背景的知识为依托，对其演变过程进行研究，过程分期有三阶段、四阶段、五阶段论几种。一是三阶段论，代表性的观点有刘毅的“产生—发展—终结”三分法，金兼斌的“议题出现—议题存活—舆论走向”三段论，潘崇霞的“传播阶段—迅速扩散阶段—消退阶段”网络舆情演化三阶段。这些分期方法，遵循了事物从发生、发展到消亡的一般规律。二是四阶段论，如方付建将生命周期中的“生、老、病、死”运用到突发事件的舆情演变中，认为网络舆情发展可分为孕育、扩散、变换和衰减四个阶段；[41]姜胜洪认为，网络舆情可以分为生成、高涨、波动和终结四阶段；[42]宋海龙等将突发事件网络舆情的发展分为形成、高涨、波动和淡化四个阶段，这是根据网民情绪的变化来划分的。[43]三是五阶段论，如谢科范等人提出的“潜伏—萌动—加速—成熟—衰退”五阶段论；佘廉将其划分为“孕育—爆发—蔓延—转折—休眠”五个阶段等。这些划分主要以定性描述与总结归纳为主，建立在定量分析基础上的则很少，因而缺乏实证数据支持。(https://www.daowen.com)
第三，关于突发公共事件网络舆情监测与分析的研究。由于网络舆情贯穿于事件发生、发展的全过程，因此突发公共事件危机管理也包括事前预警、事中应对、事后处理的全过程。舆情信息的监测与分析是有效事前预警与合理事中应对的重要基础，对网络舆情监测与分析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情报学、计算机与信息管理科学等领域，采用定量分析、数学建模等方式，运用技术手段来监测、分析与预测其发展趋势。这种以定量研究为主的研究模式，未能实现定量与定性分析的结合，带有一定的局限性。
关于突发公共事件网络舆情监测与预警研究。舆情监测与预警主要针对突发公共事件发生初期，包括网络舆情的萌芽和初始阶段。舆情监测的目的是为了及时把握网络舆情的发展走势，评估危机状况，并建立相关预警机制。李弼程等提出了网络舆情监控与预警模型处理流程，包括数据采集、话题检测追踪、舆情态势分析、舆情威胁评估、可视化预警等。[44]张一文等提出了基于贝叶斯网络的网络舆情态势评估方法。[45]许鑫等提出了基于信号纵向挖掘和信号横向防控的预警机制。[46]曾润喜等认为，网络舆情预警机制，包括监测、汇集、分析、警报、预控五个子系统；事件的发生发展常体现在变量特征上，在建立分级预警机制的基础上，需构建警源、警兆、警情三类指标体系；同时，为确保预警机制的有序运行，需建立相应的组织体系和制度体系。[47]
关于突发公共事件网络舆情分析与研判的研究。网络舆情的分析与研判主要针对突发公共事件中期，包括网络舆情的爆发与高潮阶段。主要目的是及时解读公众舆情需求，为后续的舆情应对与引导提供数据基础。兰月新在研究网络舆情作用机理和演变规律的基础上，构建了信息特征、网民反应、事态扩散三个维度的网络舆情安全评估指标体系。[48]谈国新等分析了网络舆情传播过程和产生根源，并提出舆情发布者、舆情传播、舆情要素、区域和谐度、舆情受众五个指标构成的监测指标体系，体现舆情的地理分布、来源、传播渠道以及舆情内容的性质和受众的反应。[49]覃永震等利用层次分析法，结合生命周期理论，提出热度、强度、敏感度三个维度的群体性突发事件网络舆情监测指标体系。[50]以上指标体系的构建，为网络舆情分析与研判提供了参考依据。
第四，关于突发公共事件网络舆情引导与管理的研究。突发公共事件网络舆情监测与分析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实现舆情的引导与管理。因而，舆情引导及管理是突发公共事件网络舆情研究的重点，查阅相关文献占突发公共事件网络舆情研究的三分之一。研究主要集中于政府、媒体、网民三大视角，其中对网民的研究文献、网络意见领袖的研究占较大比例。
关于政府视角的研究。因为政府是突发公共事件网络舆情引导与管理的主体，从政府视角研究的文章占多数，主要在制度层面。如董德兵的《我国各级政府有效掌控网络舆情及妥处机制研究》，梳理了网络舆情与政府治理的关系，分析现实困境，提出相应对策。蔡中华、董德兵的《我国各级政府有效应对网络舆情的多维度思考》，提出在网络舆情的队伍建设及体制机制的建设方面的建议，使“意见领袖”的作用充分发挥出来。还有吴芸的《我国政府应对网络舆情的现状及对策研究》、周文飞的《地方政府应对网络舆情的能力建设研究》等文对地方政府的网络舆情应对策略及能力建设提出具体的建议。
关于媒体视角的研究。媒体往往是突发公共事件的主要报道者，也是引导网络舆情的重要力量。唐喜亮认为，在突发公共事件中，公众最信赖的信源依然是主流媒体。从事件发生、发展到结束的全过程（包括事发前的征兆预警），媒体自始至终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因此，应加强政府官方网站及其他网络平台的建设，充分发挥主流媒体的作用，营造网上良好的主流舆论环境。[51]孙玮等人在分析突发公共事件中媒体角色的冲突与异位现象的基础上，提出媒体舆论引导的具体思路，即善待与善用结合、聚合社会“正能量”、强化议程设置的公众责任、适应议程设置的前移趋势、促进“知沟”弥合与消除、提升报道感召力等，同时，应深度挖掘新闻价值以强化正面舆论引导，营造良好的媒介生态环境和格局。[52]
关于网民视角的研究。网络舆情研究就是研究网民的意见、观点与态度，因而网民研究是网络舆情引导与管理无法绕开的一个话题。突发公共事件网络舆情中的网民研究，主要集中于两个方面：一是分析在突发公共事件网民角色与行为模式的转变。朱丽认为，web2.0时代网民在突发公共事件的角色，从单纯的受众转向“传受一体”；[53]王根生等学者采用定量分析的方法，研究了网络舆情群体极化的动力模型和度量。二是一些学者基于网民心理角度研究网络舆情引导策略。魏宏利认为，网络舆情的形成既是网民个人心理作用的结果，也是由个体构成对个体产生巨大影响的群体心理作用的产物；[54]朱颖分析了突发公共事件中的网民在信息选择、接受、加工和思辨等环节的复杂心理过程，认为针对网民心理进行有效沟通、适度心理干预是引导突发公共事件网络舆情的关键；[55]方付建等认为，多维度呈现信息、设置舆情专题平台、鼓励舆情多元、权威力量介入网络等工作，是改变网民行为、避免网络舆情片面化呈现的有效措施。
4.突发公共事件的微博舆情研究
微博于2006年在美国萌芽，2007年在我国开始发展，而真正产生影响力、推动微博舆情产生是从2009年新浪微博开设之后。2010年、2011年、2012年是我国微博大发展的三年，迅速崛起的微博在社会公共领域，尤其是在突发公共事件的传播中，发挥着信息传播、舆情聚合、社会动员的重要功能。从2011年起，微博舆情研究受到了业界与学术界的关注。本书以中国知网CNKI数据库为检索平台，以“微博舆情”为篇名，精确搜索2010年1月一2017年12月的文献，共有相关文献506篇。根据文献发表时间的统计分析（见图1-3），2010年仅4篇报纸文章，从2011年起持续升温，2013年、2014年达到高峰，2015年、2016年在迅速崛起的微信等社交媒体冲击下，微博舆情关注度有所降低。具有强媒体性的微博相比基于私人领域和熟人圈的微信，在公共事务的传播与社会舆情的聚合领域仍具有无可替代的优势，使2017年微博舆情的研究开始出现新的升温趋势。
图1-3 CNKI微博舆情研究年载文献分布
（资料来源：CNKI计量可视化分析—检索结果）
尽管近年来微博舆情研究受到广泛关注，但研究突发公共事件微博舆情的论著却较少，本书利用中国知网全文数据库，依照检索公式（主题=（“突发”）AND（“微博”+“舆”）进行检索，不限定年限与范围，匹配为“模糊”，共获得29条记录，剔除个别重复发表的情况，获得有效文献仅28篇（见图1-4）。
图1-4 CNKI突发公共事件的微博舆情研究年载文献分布
（资料来源：CNKI计量可视化分析—检索结果）
从研究主体看，主要是以政府、高校为研究对象。各级政府及其部门作为突发公共事件微博舆情的应对主体，政务微博是引导突发公共事件微博舆情的核心力量。关涉政府微博舆情应对与政务微博的文献有7篇，占总数的25%，是学者关注的重点，主要围绕政府及政务微博在突发公共事件舆情应对中的问题与对策展开，涵盖管理学及传播学方面。同时，大学生作为微博的主要用户，又处于特殊的成长期，面对突发公共事件更容易引发舆情危机，因而高校的微博舆情研究也是学者关注的重点，相关文献共有5篇，主要关涉大学生微博舆情特点以及高校微博舆情应对策略。
从研究方法看，主要是定性研究为主，定量研究为辅。个案研究以单个重大突发公共事件为研究对象的文章共有10篇，占总数的36%。这些单一研究样本的选择，往往缺乏共性，很难描绘出突发公共事件微博舆情传播规律的真实图景，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从研究内容看，这些学术成果集中于两个层面：一是对突发公共事件微博舆情的传播特征、生成演变机理、影响力与传播效应作了初步探讨与描述，主要是基于传播学、信息管理科学的研究背景。在传播特征方面，刘功飞从微博舆情的五大构成要素，总结出微博舆情的传播特征：话题集中于社会热点、消息传播呈碎片化、参与主体多元化、互动网络嵌套次生、传播格局去中心化。[56]但这些传播特征的研究以简单描述为主，没有突出突发公共事件微博舆情传播的特性，缺乏有效的针对性。在生成演变机理方面，一些学者通过数学建模对微博舆情生成、扩散、传播规律进行了探讨，如兰月新在研究微博舆情影响趋势的基础上，建立微分方程模型研究微博舆情扩散规律。[57]王洪亮以雅安地震的新浪微博舆情蔓延为例，采用MATLAB仿真，建立了微博舆情蔓延SIR模型，对微博舆情蔓延规律展开了实证研究。夏雨禾研究了突发事件中微博舆论的分布形态、构成要素、生成机制和模式等。[58]这些研究基于定量研究方法，由于受样本限制，显示了单纯定量研究的局限性。在影响力与传播效应方面，孙喆从影响力要素入手，分析了微博舆情的正面、负面影响力。[59]于涵宇通过数学建模，采用主成分析法，得出主要影响力因素，构建了微博舆情社会影响力的评价指标体系。[60]
二是对突发公共事件的微博舆情应对与引导研究，是研究热度最高的。这些研究大多以典型事件为案例，通过案例剖析，从政府应对与政务微博应用的角度对突发公共事件的微博舆情展开学理探讨。如陈然、谢薇以“昆明火车站暴恐事件”为例，分析云南省人民政府的官方微博“微博云南”在应对突发事件时的具体表现、传播效果，剖析了存在问题并提出应对策略。[61]陈鹤、韩金成以“兰州自来水苯污染事件”为例，采用信息抽取技术，对兰州市民微博与政务微博进行定量分析，指出政府应对不足，并提出推进政府回应的设想。[62]于禄娟、张鸷远认为，突发公共事件的微博舆情应对策略，主要包括树立主动应对的理念，第一时间发布权威消息，运用适宜的微博话语技巧，充分发挥传统媒体作用，积极引导意见领袖发声，有效遏制网络谣言传播。[63]
综合上述分析，现有研究主要集中于重大突发公共事件的网络舆情与现实舆情研究，研究主题以舆情传播规律、影响因素、生成演变机制、监测预警、分析研判、危机应对、引导机制为焦点，涉及文本挖掘、内容分析、个案研究、数学建模、调查访谈等研究方法。但是，在山东非法疫苗案、校园毒跑道等重大突发公共事件网络舆情中，微博舆情与微信、知乎、QQ等其他平台舆情共振，使得网络舆情更为错综复杂。尽管一些学者也意识到新格局下微博舆情引导的困境，但已有的研究限于现象描述，缺乏深入的学理探讨，多以个案入手关涉突发事件中微博舆情的传播模式、生成演变、影响效力、监测预警和应对引导的某一个或某几个环节，缺乏对整个舆情传播过程中各环节多维度的深入系统研究。所提出的应对策略与引导机制大都基于“问题一对策”式的思辨方式，有明显借鉴网络舆情及社会舆论管理相关研究成果的痕迹，缺乏宏观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引以及从社会全局视角来观照微博舆情引导研究的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