确保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安全的对策

(三)确保我国主流意识形态 安全的对策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一个政权的瓦解往往是从思想领域开始的,政治动荡、政权更迭可能在一夜之间发生,但思想演化是个长期过程。思想防线被攻破了,其他防线就很难守住。”对于意识形态安全的重要性,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也曾指出:“对一个传统社会的稳定来说,构成主要威胁的并非来自外国军队的侵略,而是来自外国观念的侵入,印刷品比军队和坦克推进得更快、更深入。”[40]可以说,突发公共事件微博舆情对我国网络意识形态安全产生了极大的挑战,我们必须认识到突发事件微博舆情“横向积累”和“纵向积累”所产生的危害性,从动态维护的角度做好意识形态工作,打破西方国家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渗透和操纵,切实维护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安全。

1.巩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主导地位

意识形态安全的维护是一个动态过程,巩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主导地位,不仅需要为其提供充分的物质和阶级基础,而且需要在不断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将其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有机结合起来。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理论成果,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高度凝练和集中表达,只有坚持核心价值观,才能把握和坚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

理论创新每前进一步,理论武装就跟进一步,理论宣传也应更深入一步。伴随着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丰富和发展,主流媒体应该坚持正面宣传,通过隐形和显性宣传有机结合的方式,扩大正确思想和正能量的影响力。同时,坚定地批判和揭露错误的社会思潮,提升主流意识形态引领非主流思潮的整合能力。当下,无论是何种错误的社会意识、社会思潮,其矛头均指向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目的在于否定中国现行的政治制度,即中国应该举什么旗,走什么路?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化?我们应主动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回应各种错误思潮,防范社会动乱。同时,这也是巩固马克思主义主导地位的重要举措。

2.实现主流意识形态话语表达的新媒体方式转换

当前,我国意识形态的建设和宣传仍然存在有简单化倾向,暴露出模式化、概念化、说教化等问题。主流意识形态话语表达方式的转换,不仅要解决好本领恐慌问题,积极推进新媒体和传播媒体的融合,运用现代化的手段和方式进行传播和表达,而且必须积极推进意识形态话语权的新媒体转换,尊重新媒体时代的信息传播规律和受众的阅读习惯,促使意识形态表达现代化和生活化,不断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换句话说,主流意识形态话语表达方式的转换,其目的在于“使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所倡导的理想信念、价值规范、策略目标成为广大人民群众发自内心认同并自觉践行的过程,把作为理论体系的主流意识形态转化为常识形态的民众意识与观念”[41]

“事实上最好的文化传播,一定是我们满足被接受者的需求。经济学有一句术语:我要把我的需求转化为你的需求,这是最好的传播,而最差的传播就是我永远把我的需求当成你的需求。”[42]与此同时,情感因素、情感力量的介入和参与能够使概念化的价值规范和社会导向更具说服力,更具传播效果。因此,主流意识形态的新媒体方式转换必须尊重新媒体传播规律和公众的认知规律,通过理性与感性相结合的手段和方式,通过将理性的“宏大叙事”转化为感性的“生活叙事”,以生动形象的故事传达抽象的理论规范,通过情感因素的调动和思维框架的调试,提升民众的价值认同。

3.拓展中国意识形态话语的国际影响力

“谁的传播手段先进、传播能力强大,谁的思想文化和价值观念就越能广泛地流传,谁就能更有力地影响世界。”[43]“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展示中国形象”,既是表达、定义和传播自我的重要内容之一,又是提升中国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目标。在多元化、即时传播、人人表达的新媒体时代,发挥主流意识形态在多元价值观中的引领作用以及拓展中国意识形态话语的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已成为新媒体时代中国意识形态建设应有的题中之义。

一方面,增强中国意识形态体系的包容性。“当代中国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建设应积极融入当今时代主导性话语元素,对于一些国际公认、民众认同的基本价值理念,应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来揭示这些价值理念的具体历史性,剥除其普世价值的虚幻外衣,嵌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价值准则,积极进行话语转换方面的理论创新”[44]。另一方面,通过进一步健全意识形态安全领域的预警监控机制,提升争夺意识形态话语权的时效性。“媒介场域是争夺霸权斗争的关键竞技场”,增强国际话语权的影响力和竞争力,就必须进一步建立健全意识形态领域的监测预警机制,通过系统地收集、分析、研判可能会影响中国国际形象的谣言和诽谤信息,可以有效地屏蔽有害信息,及时确立舆论导向,澄清思想误区,追究并严惩违反法律法规的行为,警惕和防范国外势力的社交媒体渗透、破坏和颠覆活动。

【注释】

[1]乔·萨托利.民主新论[M].冯克利,等,译,北京:东方出版社,1998: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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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彭华新.论当代媒介环境中舆论监督权力的嬗变[J].国际新闻界,2014(5):98.

[27]古拉·尼葛洛庞帝.数字化生存[M].海口:海南出版社,1997:259.

[28]范红.新闻话语的编码和霸权的形成[J].现代传播,2004(2):38.

[29]尼古拉·尼葛洛庞帝.数字化生存[M].海口:海南出版社,1997:274.

[30]徐晓林,周立新.数字治理在城市政府善治中的体系构建[J].管理世界,2004(11):141.

[31]李冉.主流意识形态的问题研判与建设愿景[J].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5):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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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塞缪尔·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M].王冠华,刘为,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141.

[41]邓景.网络时代我国主流意识形态话语转换研究[J].广西社会科学,2012(7):6.

[42]尹鸿.文化软实力与核心价值[J].艺术评论,2012(6):65.

[43]李长春.在纪念中国电视事业诞生暨中央电视台建台5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光明日报,2008-12-23(02).

[44]聂筱谕.西方的控制操纵与中国的突围破局——基于全媒体时代意识形态话语权争夺的审视[J].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14(3):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