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发公共事件微博舆情生成的根本动因
突发公共事件微博舆情的导火线主要源于某个特殊的现实社会问题，这些事件就如浮在海上的“冰山角”，而冰层下面隐藏的“冰山”才是舆情生成的根本原因，而这里的“冰山”就是中国转型期的社会现实。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结构迅速分化。政治上，民主法治不断进步，中国社会的开放程度不断提高；经济上，从农业型社会向工业型社会迈进，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文化上，多元文化流行，人们的伦理道德、价值观念呈现不同的表现和追求。然而，不同地区、社会系统、社会群体间在分化速度和分化程度有着很大的差异，增加了社会结构整合的难度，在一定程度上引发了社会问题的大量产生。与此同时，社会的弹性机制促使公众对利益与矛盾压力形成某种反抗，舆情就是人们进行话语抗争的表现。网络媒体特别是微博平台的出现，为这种民意的表达提供了天然渠道，起到了传声筒和排气阀的作用。现实的社会根源是影响突发公共事件微博舆情生成的潜在因素，政治、经济、文化是刺激民众舆情表达的根本动因。因此，笔者从政治基础、经济变革和文化背景三方面归结舆情生成的社会根源。
1.政治基础：政治不信任的累加和表达机制的缺失
由于受经济体制转型、政治权威合法性转换及民众主体意识增强等因素的影响，我国的政治信任面临流失的困境，民众的政治不信任感逐渐累加。[2]然而，我国并没有建立完善的政治信任机制，再加上社会公众话语权缺失和表达机制不健全，种种因素成为突发公共事件微博舆情产生的重要原因。
在政治不信任的背景下，舆情主体之间、特别舆情主体与政府之间因信任机制缺失而产生认知失调与信任危机。纵观近年来的舆情热点事件，不难发现多数大面积舆情的爆发源于舆情主体对政府处理问题能力与态度的怀疑与不信任。这种质疑与不信任感，在社会舆论场表征为众声喧哗式的负面情绪宣泄与偏激言论表达。
而在网络化生存常态化与网络民主社区日益发达的今天，传统的官方式说教已逐渐失去了社会动员的能力，互联网为社会搭建一种相对自由、平等、开放的互动对话机制。在现实社会表达机制的不健全与公众话语权缺失的情况下，人们自然会求助互联网。微博平台的形成和发展降低了公众参与公共事务讨论的门槛，为人们提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意见表达渠道。如在郭美美事件中，公众对红会工作的挖苦和一概否定的态度，正是政治不信任与表达机制失语的体现。网络语言“领导那么忙，哪里有空通报真相？”“政府忽悠老百姓的方法是否可以高明一些？！”“我大天朝的公务人员可真是为人民服务啊！”……这种二元对立的话语方式，在“表哥杨达才事件”“温州动车追尾事故”“厦门PX事件”“黄浦江死猪事件”等突发事件中都以不同的方式反复出现。除此之外，躲猫猫事件、华南虎真伪、故宫失窃案……也反映出公众的社会信任度和政府信任度的缺失。[3]
2.经济变革：贫富差距的扩大与利益关系的复杂化(https://www.daowen.com)
经济与社会的双重转型带来了利益关系的剧烈调整与社会阶层的持续分化，新的社会阶层、利益群体不断涌现，各群体间利益诉求的巨大差异使得利益关系日趋复杂、矛盾冲突日益激烈，由此引发的不同群体的情绪、态度、情感等刺激着民众的意见表达，推动着微博舆情的产生。而经济利益的剧烈调整，不可避免地使得一些群体或个人获得巨额利益，而另一些群体或个人的利益受到相对损失。目前，中国基尼系数为0.5左右，早已超过了国际惯例所规定的0.4的警戒线。不断攀升的贫富差距，是我国丁字型社会结构的直接反映。[4]在财富分配上，社会阶层之间的界限极为分明，上下层之间几乎断层，社会结构呈现出非贫即富的二分式结构。再加上底层群体过大，整个社会处于一种“结构紧张”的状态。
贫富差距的扩大、贫富二元群体的对立，使社会民众普遍存在一种“相对剥夺感”。“相对剥夺感”的概念最早是由美国学者S.A.斯托弗（S.A.Stouffer）提出，他认为“剥夺是相对的，人们对其处境感到怨恨或不满未必是在绝对意义上被剥夺，而是与某些标准相比感到被剥夺了”[5]。可见，相对剥夺感是一种感觉，这种感觉来自与他人的对比，是人们将自己的处境与某种标准或某种参照物相比较，发现自己处劣势时所产生的受剥夺感，这种感觉带来的不满、怨恨等消极情绪使得社会大众普遍弥漫着弱势群体自我认定，不论是利益受损者，还是既得利益者都自我认定为弱势群体。特别是由于相关制度的不完善导致社会资源与利益分配的不公，一些群体的合法利益受到损害，拉大了群体间的差距，并由此引发了群体的不公平感。现阶段我国民众中弥漫着“分配不公感、机会不公感、起点不公感、参与不公感和话语不公感”[6]。而人们的这些结构性怨恨、被剥夺感和不公平感等，必然要通过某种方式或行动表达出来，并促进其改变。
在传统媒体环境下，社会民众往往由于参与渠道狭窄，个人影响力不足等因素，难以在现实生活中表达自己的真实想法和诉求，微博等网络平台的开放性、隐匿性、互动性等特点，助长了人们的自主性，使得不同的利益群体将网络作为“弱者反抗”的武器，通过信息的转发、评论、跟帖、点赞行为来表达利益诉求，维护权益，并在点对点交流的基础上，跨越时空、地域，将社会分散力量整合形成统一的集合力量，推动微博舆情的产生。以草根民众为主的微博空间，微博舆情主体的“弱势群体”的自我身份认定与预存立场，使得其对贫富冲突、强弱对立等问题有着极强的敏感性，对弱势一方有着天然的亲切感，并通过舆情事件替代性的将已有的怨恨、不满、不公平感和被剥夺感等负面情绪发泄出来，从而生成纷繁复杂的微博舆情，也奠定了微博舆情“罗宾汉情结”的倾向。在突发公共事件中只要涉及贫与富、官与民、强与弱的冲突，人们往往不假思索、一边倒地声援弱势群体。如在“邓玉娇案”中，公众都一边倒地站在邓玉娇一边，而讨伐涉事官员；宝马撞人案、杭州七十码事件，民众都在第一时间表现出对弱势方的普遍同情和对强势方一致谴责。可见，经济转型背景下贫富差距的扩大以及民众利益关系的复杂化是推动微博舆情产生的重要社会根源。
3.文化背景：后现代思潮与民意的狂欢
在全球化时代，各种外来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碰撞，多种文化之间的界限被打破。主流文化和非主流文化、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的撞击，在网络中愈演愈烈。伴随着多元文化的共存、交融、碰撞，人们的社会价值观也随之悄然改变。在多种影响人们的文化形态中，后现代文化的影响力不容小觑。后现代文化又被称作后工业社会文化、信息社会文化或后资本主义文化等[7]，它起源于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与法国，七八十年代在欧美达到顶峰并风靡于全世界。后现代文化以反权威性、多元化、非理性、平面化及思维的否定性与权力话语的消解性为特征，是突发公共事件微博舆情产生的重要文化来源。
微博舆情主体以80后，90后，95后青年为主，这个年龄段的青年人既受到传统文化的影响，也受到从20世纪80年代起就逐步传入中国的后现代文化熏陶，在他们身上留着传统文化与后现代文化双重印记。除此之外，微博传播的匿名性、互动性、平等性、草根性等内在特征也符合后现代主义，恰好满足了巴赫金的“狂欢理论”。微博平台天生的后现代特征，激发了普通网民特别是亚文化群体对社会主流文化及其价值导向的反抗精神，赋予了他们与专业媒体抢占传播制高点的权力。网民踊跃地成为狂欢活动的参加者，以肆无忌惮的、戏谑诙谐的语言表达对他们对社会现象的看法和态度；[8]他们更多地追求言论的当下快感，对舆情采取消费与娱乐倾向，将官方话题“去神圣化、去崇高化”，对主流文化进行解构或否定。从“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等娱乐恶搞事件的诞生，到无数类似“芙蓉姐姐”的颠覆人们传统审美的网络红人的兴起，不难看到，网络中处处充满着反权威主义、反精英主义。各种类型的网络事件和现象引发了人们的热捧，带来了泛娱乐化的微博舆情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