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博舆情对意识形态安全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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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国家和社会的精神与灵魂，意识形态安全是国家政治制度稳定和社会安定团结的基础，其中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甚至关系到国家的前途命运和长治久安。突发公共事件微博舆情凭借实时性和交互性，很容易引发危机的“横向积累”和“纵向积累”，对主流意识形态产生巨大冲击。横向积累主要指某个社会事件或问题的舆情反复上演，与其相关的各种舆论不断叠加，最终汇聚引发一个波及范围极广的危机。而纵向积累指不同微博舆情尤其是相似微博舆情在时间上的爆发，即在公众的群体记忆和媒介记忆中完成纵向积累，到下一个同类危机中再次集中爆发，极大增强了危机的严重程度。经由“横向积累”和“纵向积累”，突发公共事件的核心议题在不同的阶段和进程，又会衍生出大量不可控的子议题，使核心议题“高烧不退”，并最终在现实中演化成一场烈度空前、生命周期奇长的价值观危机。可以说，突发公共事件微博舆情能够极大地冲击主流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削弱其整合能力，引发群体性事件或社会运动，危害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1.冲击主流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
互联网既是社会舆论的集散地，又是各种意识形态交锋斗争的场所。有学者将网络比作“世界上最大的放纵空间”，认为“互联网是历史上最大的涉及无政府状态的实验”。当前中国处于社会转型期、改革的攻坚期，利益分配格局深刻变革以及经济失调、阶层分化，价值失规、人际紧张等社会问题，使各种难以消解的欲望、情绪和观念不断地纠缠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各种思想观念、情绪态度和价值取向也以不同的方式暴露出来，致使人格异化、自我失落、信仰缺失等问题不断滋生，阶层矛盾、城乡矛盾、区域矛盾以及就业等一系列社会矛盾层出不穷。作为中国最活跃的社交平台之一，微博平台上的各种社会思潮围绕“中国与外国、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个体与群体、解构与重构等一系列重大关系展开”[35]，“新自由主义、新保守主义、民主主义等意识形态相互激荡，新马克思主义、伪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等社会思潮泛滥，拜金主义、利己主义、功利主义等错误思想奔涌蔓延”[36]。可以说，微博舆情的爆发在某种程度上冲击了主流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助长了民众对错误社会思潮的认同。
事实上，信息环境的变化带来了多元化的价值认同。“经历过新旧社会对比的人，容易从生活体验和朴素感情上接受马克思主义；经历革命战争洗礼的人，容易从实践经验和革命意志上认同马克思主义。……在今天，长期和平建设和不断扩大的对外开放的环境，使那种易于从情感上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条件已不复存在。”[37]社会转型期复杂的社会矛盾，对国家意识形态产生了极大冲击。“曾经被认为是绝对的、普遍的、永恒的，或者被盲目接受的规范和真理，正在受到人们的质疑。……过去曾被当作是理所当然的事情，现在却被人们宣布为需要得到论证和证明。”[38]尤其是当这些问题和矛盾投射到社交媒体上时，作为各种社会舆论、社会思潮、意识形态激烈交锋的产物，突发公共事件微博舆情以其突发性和变异性而产生极强的破坏力，对处于主流意识形态地位、具有高度理论抽象和严肃语言表达的马克思主义产生了巨大冲击。
2.削弱主流意识形态的整合能力
社会整合在本质上是一种思想或价值观的整合，是指通过思想意识和价值观念把社会成员凝聚为一体，或通过各种方式把社会成员凝聚在某种思想价值观念等的周围。社会整合的功能包括：整体、协调、团结、稳定和制约等功能。作为当今中国进行社会整合的精神纽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一种能够统摄人们的信念、信仰的“社会共同意识”，可以促使人们采取协调的行动，进而有效地维系和保持社会稳定。
突发公共事件微博舆情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去中心化、去权威化的舆论狂欢。作为一种反抗霸权的力量，舆论狂欢建构了一个“颠倒的世界”，不断地戏谑和消解权威。主流意识形态对一个国家的稳定发展，具有非常重大的作用。而舆论宣泄充斥着价值相对主义、怀疑主义和虚无主义，极大地冲击社会成员对核心价值观的理性认知和情感认同，使主流意识形态无法成为进行社会动员的指导思想。也就是说，突发公共事件的微博舆情，削弱了主流意识形态的整合能力，不仅使主流意识形态难以协调不同利益主体间的关系，无法成为约束社会成员违法和不道德行为的社会信条，而且降低了主流意识形态缓解社会矛盾的功能。
3.降低主流意识形态的防御能力
突发公共事件微博舆情往往容易经过煽动性的炒作，裹挟民意、左右舆论，致使简单问题复杂化，局部问题全局化，一般问题政治化，从而降低主流意识形态的防御能力，具有引发群体新事件或社会运动的危险。伴随社交媒体技术的发展，传统国际政治理论中的“权力”概念逐渐被稀释，军事实力乃至经济实力逐渐让位于“制网权”和“制脑权”——信息操纵。西方国家至今仍未放弃通过网络和社交媒体对我国进行意识形态渗透，企图利用形形色色的思潮和价值观，不断侵蚀我国的意识形态安全和文化根基。在突发公共事件微博舆情中，社交媒体技术打破了传统权力的等级制度，横向化、分散化、去中心化的直接民主模式逐渐取代高度组织化、垂直化和集中化的传统社会运动模式。尽管微博只是一个中性的平台介质，其本身并不足以引发突发公共事件，但“一个谣言、一条微博、一个矛盾纠纷、一个偶发性案件或者一个突发事件，都有可能被敌对势力加以利用，被别有用心的人蛊惑宣传、挑拨煽动和诋毁抹黑，在社交媒体上迅速掀起舆论风暴，甚至酿成群体性事件”[39]，甚至成为美国等西方国家策动“和平演变”和“颜色革命”的有力工具。
“阿拉伯之春”被认为是“键盘上敲出来的”，人们称之为“推特革命”或“脸书革命”。从突发公共事件舆情爆发的角度来看，社交媒体平台成为舆论斗争的重要载体，是政治动员和集体行动的催化剂，更是国外势力渗透干涉内政的工具和渠道。在“茉莉花革命”中，人们最初的抗议活动只是对某一特定的人权事件和暴力执法进行抗议，并没有上升到推翻政权的诉求。但是，伴随当地政府封堵新闻信息、关闭社交网站、屏蔽手机和电视台信号、删除网民在社交媒体上的账号，以及警察、军队等暴力执法的画面被广泛传播，民众态度随之陡转直上，开始与现存政权正面对抗。社交媒体打破了政府的信息封锁，公众自行进行议程设置，“尤其是对政府的‘专制统治’、经济腐败进行揭露”，引发网民的共鸣，最终导致埃及、利比亚等国执政者倒台。特别需要指出的是，“阿拉伯之春”正是西方国家利用社交媒体进行意识形态渗透，推销“民主”，拨弄是非，抹黑当权者，对受众国进行诋毁和攻击，并操纵国内国际舆论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