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博舆情与公共决策执行
公共决策执行是公共决策过程的实践环节，是将公共决策目标转化为现实的唯一途径。在以往的公共决策中，人们总是耗费大量精力制定优化决策方案，而在某种程度上忽视了对方案的实施。“然而研究表明，在实现决策目标的过程中，方案制定的作用只占10%，其余90%取决于有效的执行。”[10]有研究表明，公共决策追求的公共利益分配的目标很难实现，甚至部分目标都难以实现。突发公共事件微博舆情广泛传播并渗透了“民主、自由、平等”观念，有助于改善公共政策执行的政治文化，提升公共决策执行的透明性和执行的法制化。
1.改善公共决策执行的政治文化
所谓政治文化，是在历史、文化、政治长期积淀基础上形成的一种政治观念体系，构成了公共决策执行的政治文化环境，并直接影响和作用于公共决策的执行。政治文化既包括以民众为主导的政治心理层面，又包括以统治者为主导的政治观念层面。在传统社会，政治信息和政治活动处于被垄断状态，政治信息、活动及其影响呈现出鲜明的封闭性、垄断性、地域性。在此语境中，政治知识和政治文化通常被权力主体所把持，成为统治阶级实现统治、镇压和奴化被统治阶级的工具。与之相适应，传统社会中公众的政治意识和政治观念具有一定的封闭性和欺骗性，“并在国民性上内化为一种盲目的、缺乏理性的崇圣趋同心理和臣民顺从意识，使民众的独立人格和政治自主意识受到压抑”[11]。
在自媒体时代，突发公共事件微博舆情在极大拓宽公共领域的同时，其突发性、广泛性、危害性必然改变公众思维方式和思想观念，对社会公众的政治心理和政治意识产生深刻影响。一方面，微博舆情推动社会公众形成了平等获取政治知识和信息的观念，进而开始谋求平等的政治地位，以实现政治资源利益的平等获取；另一方面，微博舆情促使公众开始总结政治参与经验，缩短自身政治参与成本和周期，进而减少政治参与的盲目性。中国传统社会低参与度的转型体制，尽管能够发挥抑制转型初期公众过度的政治参与，有利于社会稳定。从长远来看，增强社会公众的公平、平等、参与和民主意识，才能够提升公共决策执行效果，才能够推动民主政治的发展，对社会的稳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2.提升公共决策执行的透明化(https://www.daowen.com)
突发公共事件的微博舆情，进一步提升了公共决策执行的透明度。传统的“管制型”政府通过行政指令和规制对公众进行管理，执行主体不仅表现出“单一化”特征，而且具有“层级化”特点。这意味着，执行主体完全根据自己的意志确定决策的执行方式、范围和内容，公共决策由此从“客观”走向了“主观”，并且很容易出现多层次的“暗箱操作”，导致“决策失真”。“综观系列公共事件，其发生都源于偶然突发事件激发了政府与特定公众之间的公共关系危机，并经网络和媒体传播放大之后，引发了社会广泛讨论和事件的扩大化，最终演变为涉及公共利益或危及公共安全、造成重大社会影响的公共事件。”[12]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当公共决策在执行过程中出现问题时，某些执行主体会以“社会稳定”为借口，掩盖事实，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
在新媒体时代，公共决策的执行主体、执行方式，公共决策是否执行、如何执行以及执行效果，如同被置于“放大镜”之下，纷纷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伴随着中国不断深入的社会改革，“政治权利开始有保留、主动地从全方位控制中后撤，从‘全能主义集权’体制向‘后全能主义威权’体制转变”。[13]这不仅意味着政府开始从“管制型”向“服务型”转型，也意味着“普遍意义”的社会公众开始作为一支独立的力量进行政治参与，影响和监督公共决策的制定与执行。
3.促进公共决策执行的法制化
公共决策执行的法制化是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的现实保障，是“从政策治国向制度治国转变的逻辑结果，更是制度治国在政治实践中的决定性环节”[14]，表征着中国社会逐步从“人治”走向“法治”。公共决策执行的法制化，既能确保民众决策制定与执行过程中的积极参与，又能够规范决策执行主体行为和权力，是对专制和集权的一种有效防范。过去，中国的“国家-社会结构是一种‘强国家-弱社会’的体制，从历史上看，全能主义国家体制内部，本身就先天性缺乏体制内部的监督机制，而改革以后形成的‘弱社会’本身，又缺乏体制外的对国家官员的有效监督力量”[15]，因而中国政治体制所暴露出的“部门权力化”“权力利益化”“利益法律化”等制度缺陷也不再难以理解。
与政府治理工具——传统媒体——不同，微博逐渐成为一种全民参与的权力制约平台，社会公众不仅可以积极参与公共决策的制定，而且对公共决策的执行形成监督，不仅要求排除权力运行的神秘化和特权化，而且强调权力对个体权利、利益和价值的保护。突发公共事件微博舆情的特殊性在于所形成的舆论压力，能够承担组织和动员民众的职能，将网络事件转化为现实行动。微博舆情的现实转化使公众成为一种“缺席而又在场”的监督，不仅能最大程度限制决策执行的主观性，而且能避免决策执行过程中不同利益主体间的矛盾冲突，进而改善传统是“强国家-弱社会”体制，保证公共决策执行的规范化与法制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