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发公共事件微博舆情生成的直接动因
社会转型期政治、经济、文化的变迁，为突发公共事件微博舆情的形成提供了社会环境，是舆情形成的根本原因。微博形成的时空结构以及开放性、即时性、交互性等特征，为舆情的形成和传播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公共话语空间。突发公共事件本身的刺激，唤起了公众的利益诉求，为人们的意见表达提供了契机。在社会环境的背景下，微博公共话语空间的形成和突发公共事件的触发，是促使人们进行意见表达的作用机制，也是突发公共事件微博舆情形成的直接动因。
1.微博对公共话语空间的构建
舆情的形成离不开公共话语空间，即一定程度的言论自由。从媒介技术的进化与革新看，每一次媒介的变革，都推动着公共话语空间的发展。互联网自诞生以来，就以其特有的传播优势，在某种程度上为公民的自由辩论提供了公共空间。微博作为互联网的衍生品，进一步推动了公共话语空间的建构。在突发公共事件的舆论形成中，微博不仅迅速、即时地聚集了各类突发公共事件议题，也是言论表达的开放平台、网民交流的互动空间。
微博的内在精神符合构建公共话语空间的语境要求，正如德国学者哈贝马斯指出的，公共领域首先指公众社会生活中的一个领域，它向所有公民开放，使得某种接近于公众舆论的东西能够在其中形成。[9]公共领域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公共话语空间，简而言之，它向所有公民开放，体现公共理性精神，要求在平等、互动、沟通、开放和自由的语境下进行，使人们的意见能够通过一定的媒介或平台进行表达。作为一种综合了多项互联网应用的新媒介，微博内在精神与公共话语空间要求天然地契合。其特有的开放性、即时性和交互性，使得无数个体的意见能够经过多方的交流、协调、组合、扬弃，快速形成舆论。公共话语空间的构建，为舆情的快速扩散提供了更为广泛的发展空间，是突发公共事件微博舆情生成的直接原因。
（1）微博的开放性扩大了公共话语空间的表达范围。微博促使社会、媒体以及参与微博舆情的个人和组织产生联系，并进行信息源的交流。尤其在突发公共事件中，通过持续的、不间断的信息输入和输出，使意见得到有效沟通，问题得到缓解，微博舆情“社会减压阀”的功能最终得以实现。[10]
微博空间的开放性极大地拓展舆情表达和传播范围：一是微博空间的开放性。与传统的意见表达场所——博客或论坛相比，微博的注册使用对个人的财力、社会地位、学历和知识水平都没有要求，用户不需要严密的构思、不需要生动的语言就可以发表意见；二是微博表达渠道的开放性。多元化的传播渠道，使得微博用户能够随时随地发布信息、发表意见——除了网页之外，无线WLAN技术、移动通信技术的成熟使更多的用户选择了手机及其他智能终端。相较于更新频率低的博客、即时性弱的论坛，这种介质移动性使得微博用户真正实现了“随时随地分享新鲜事”，对于舆情的生成更具优势。特别是在突发公共事件中，只需要一个移动智能终端，微博用户就可以进行现场直播；三是微博表达方式的开放性。微博内容表达具有多样化和随意性，个性化、私语化的叙事风格占据了微博的主流，传统媒体的文本严谨性和完整性被完全颠覆。一个小视频、一连串表情或者一张图片、一个标点都可以表达自我。这些不成系统、碎片化的内容，构成了微博舆情的主要内容，也体现了人们的多元化舆情表达。
开放的微博空间大大满足了人们揭露矛盾、发表意见以及舆论监督的需要，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公众，并使其成为公共话语空间的主体。一方面，微博空间的话题开放性，丰富的社会公共话题聚集，满足了不同群体对不同社会事务的关注需求，使每一个个体都能找到自己感兴趣的话题并和他人进行讨论交流；另一方面，微博的全民开放性，公众意见发表的权利、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的权利得到实现，促进了良性互动的公共话语空间的建构。在这种所未有的空间与自由中，舆情的容量与能量也得到了大大的扩张。
（2）微博的即时性缩短了公共话语空间对话的时间。在传统媒体时代，受出版周期或线性传播模式的影响，突发公共事件的传播有着一定滞后性，而民众的反馈意见则更为迟缓。且传统媒体的报道往往单向度地给受众设置议程，传受双方缺乏互动和反馈，有限的受众来信或采访难以反映舆情的真实情况。在网络环境下，舆情的传播和表达的时效性都更高，公众往往可以在第一时间获取新闻信息，并即时发表言论、交换意见、分享信息。网络媒体赋予舆情表达的即时性特点是传统媒体无可比拟的，而微博更是将这一点发挥到了极致。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事件曝光的即时性。突发事件发生和传递的速度之快，往往出乎人们的意料。此时，政府、媒体或社会公众，在突发公共事件的突发性面前，都有可能出现信息真空状态。微博拓宽了公众的话语空间，其碎片化的发布语言放宽了对信息发布者的要求，简便的操作让信息发表的时间大大缩短，它使得分布在不同地域的人可以就同一件事发表自己的看法，开启了全民新闻的时代。目前，微博关于突发事件的报道甚至达到了“秒互动”的程度，它可以在事件发生的几秒钟内向用户报道事件的实况，网民可以在第一时间接触到事件的第一手信息，且实时性、现场感以及速度远远超过传统媒体以及普通的网络媒体。对事件的即时曝光，使得舆情的爆发随时、随地。(https://www.daowen.com)
二是意见表达的即时性。微博信息具有即刻推送功能，信息时效性强。由此，微博信息顺着人际关系的网络，实现了几何级数式的传播。即时曝光的信息，将随时被微博平台从一朵微小的信息浪花瞬间酝酿成舆论的狂风巨浪。在微博未经严格筛选的平台上，任何言论都能出现在微博的“广场”上。即时性是微博在移动互联网环境下的重要动力，也是微博带给舆论环境巨大冲击力的主要技术原因。信息的传受双方能够在较短的事件内整合各自的信息，达成共识，形成聚合效应，公共话语空间构建的时间大大缩短。
（3）微博的交互性延伸了公共话语空间的共通意义空间。微博最大的价值，不在于其海量的信息和即时的传播，而在于它的交互性。微博打破了传统信息传播单向流动的模式，信息传播多元且交互，这不仅大大提升了人们的沟通效率，而且增强了人们沟通情境的真实感。在微博巨大的话语场中，原本生活在社会不同场景的人，可以在某事件的发展环境中“互视”或互相“围观”，并根据自身喜好与他人交往互粉，建立密切联系，构建微博社交圈与话语场。
同时，微博的交互性带来了信息的裂变式传播，促使微博舆情呈现出多元复杂和不断变化的趋势，更彰显微博舆情强大的议程设置与社会动员能力。微博的“关注”体系形成了其独有的信息分享模式，这种不对称传播为微博广播式的信息流动奠定了基础。基于微博的庞大用户群，这种广播式的传播可使信息快速弥漫，形成裂变式传播，带来了强有力的“蝴蝶效应”。微博用户能够借助微博的力量将其他用户迅速集合起来，通过“围观”效应和病毒式的裂变传播形成强大的设置议题能力，影响公共舆论。梅特卡夫定律认为，网络的价值与用户数量的平方数成正比。这意味着参与微博的裂变机制的人越多，其能量的释放更不可估量。交互性和裂变式传播带来的“一传十、十传百”的效果，是微博建构公共话语空间的显著优势所在。它使信息能够迅捷扩散，并在这个过程中公众关于某个共同关注的社会事务的意见迅速聚集，对某个事件的共识能够快速形成。
2.突发公共事件的触发
突发公共事件是舆情生成的触发因子，当社会情绪积累到一定程度时，事件中某些微小细节都可能牵动公众敏感的神经，引发舆情危机。但并不是事件中所有的议题都会引发关注，也许它们之中的大部分能成为人们讨论的议题，但只有少数议题能从普遍的分散状态中脱颖而出，成为能见度较高的超级议题。它们往往是若干典型的代表，一般具备极强的冲击力并包含有强烈的情感诉求；它们是社会矛盾和冲突积累到一定程度的体现，经过微博的放大，引发了强度、指向各不相同的微博舆情。具体来说，突发公共事件中容易触发微博舆情的议题，往往与公共利益息息相关，如有关收入分配、医疗安全、食品药品、环境保护、土地安置和反腐的议题等；就议题的冲击力而言，其自身具备的超常性、冲突性、戏剧性常常引发广泛的讨论，成为舆论热点。具体而言，要引起公众的反应，诱发舆情的产生，突发公共事件中的议题还需要具备如下特征：
第一，议题触发社会的公共利益。公共性是突发公共事件的特点，与大多数人的利益、权利或潜在利益、权利相关。首先，涉及社会公平、正义以及价值判断的议题容易激发公众更多地表达自己或正面、或负面的评价。“潜规则”和司法不公等问题可能是舆论的焦点，公众对弱者受到的不公平待遇极为敏感，如孙志刚事件、雷洋事件等。其次，有关道德批判的议题也是公众关注的焦点，这些事件更多地涉及传统道德观念以及价值观在社会发展过程中面临的新挑战，引起社会范围内的声援或批判。公众对这些议题的高涨反应，是对体制保障和观念重建的社会呼吁。除此之外，涉及国家关系以及民族利益的议题更能引起人们关注。近年来国际形势复杂多变，凡是涉及领土争端、外交关系的议题，往往能够激发公众的爱国主义情绪，比如钓鱼岛问题、抵制法国家乐福、南海争端等。
第二，出乎意料的信息更受人们的青睐。公众自发地重复大众传媒传播的“新闻”信息，感觉兴趣不大。人们愿意从原始事实出发，探寻所牵涉的各个方面的信息，舆情也由此确定。[11]这些信息必须在人们的等待之中，同时对群体来说又必须是超出人们日常期望的。例如，汶川大地震、温州动车事故、上海高楼大火等近几年突发的自然灾害和重大事故。一旦某个事件包含了扑朔迷离情节，且超出了人们的心理预期，就会激发人们探寻真相的好奇心。在人们追求真相的过程中，微博的多媒体形态和交互性的讨论方式又吸引了更多的公众参与讨论。
第三，议题具有一定的冲突性。首先，冲突性表现在议题触动的社会矛盾，如腐败问题、仇富心态、房产价格、教育改革、三农问题、医疗社保等。这些问题是人们长期关注的焦点问题，一旦进入人们的视野，就容易成为网络上的热议话题。其次，冲突性也体现在事件本身的危害程度上，如食品卫生、征地拆迁、交通环境安全问题等，这些事件的发生往往会激发起人们的正义感和维权意识。最后，冲突性还体现在所涉主体的身份特征上。一些网民容易被简单的二元对立思维主导，基于简单的“对”与“错”的价值框架对一些事物与人物进行判断，将复杂的社会事件简化为弱者与强者、善与恶的对立。[12]从近年来的《中国社会舆情年度报告》可以看出，执法者、官员、明星等一直是舆论关注的中心。他们由于身份地位相对较高、拥有的社会资源更多，通常被定义为事件中的“强势者”，而普通民众则被认为是相对的“弱势群体”。受到定势思维的影响，公众会把强势方当作事件中的“加害者”，而把弱势方当作“受害者”，并且自动和弱势方保持统一战线。事件经微博平台渲染而放大，从而形成舆论倒逼之势。在类似的事件中，公众可能会产生强烈的“代入感”，他们担心如果今天不关心事件中的弱者，下一个面临这样不幸遭遇的可能就会是自己。[13]
第四，议题带有戏剧性色彩和刺激性标签。随着网络时代信息爆炸式增长，信息消费逐渐变得“快餐化”。议题要聚集人们的注意力，就需要一定的戏剧性效果。具有戏剧性特征的议题往往在情节上扑朔迷离，牵扯到一系列敏感内容，而涉事主体身份的复杂性和政府的应对不当更能加剧该特征。戏剧性经常以组合的形式出现，比如官商勾结、色情交易和腐败，美女和官员等。例如，人们对“郭美美事件”的关注，正是由炫富、高官、慈善、色情等多个标签的共同刺激带来的。信息文本的表达和修辞上会故意夸张，比如“门”“史上”“最美”“哥”“姐”等词汇流行，就反映了这种刺激性标签在公众注意力方面的聚合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