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博舆情对公共决策的消极影响

突发公共事件微博舆情与政府公共决策过程存在良性互动的关系：一方面，微博舆情既能够有效提升政府有效回应民意、公平处理社会矛盾、合理地协调社会利益，又能够培育公众的公民意识，并将其政治参与行为纳入有序轨道。另一方面，微博平台的虚拟性和匿名性使网络舆情真假难辨，微博舆情不能代表社会舆论，更不能代表“民意”。因为，虚假微博舆情会影响决策者的认知，降低公共决策的准确性；信息结构的失衡，会影响公共决策的公正性；网络暴力和群体极化，会严重地阻碍公共决策的有序运行。

1.虚假舆情降低公共决策的准确性

作为突发公共事件舆情传播的重要平台，微博不仅弥补了公共决策过程中公众参与程度低、公共领域建设不成熟的特点，而且有利于公众诉求的解决以及民主氛围的形成。由于微博空间中传播方向的模糊、传播中心的失却、传受身份界限的消弭以及“把关人”的缺失，尤其是当突发公共事件发生以后，社会公众的盲目参与加剧了微博舆情的不可控性，“刺激-反应型”的决策模式由此催生了一系列治标不治本的公共政策，虚假舆情信息极大削弱了公共决策的准确性。

在微博信息传播过程中，由于网络与现实社会的同构性，“沉默的螺旋”经典理论仍然在发挥作用，尤其是那些关涉公众敏感情绪的事件，“舆论的‘一边倒’现象并不是诺依曼所描述的‘社会团结、秩序维护’的纽带，而是强化刻板印象，解构主流的武器”。^[16]与此同时，“实名化”与“匿名性”并存的微博平台，“人声鼎沸”“众声喧哗”、嘈杂混乱的舆论生态，反而使更多理性的人“逃离”微博平台。他们的“沉默”，反而成为“面对嘈杂声音时一种‘主动回避’的表现和态度”^[17]。另外，在“沉默的螺旋”和“马太效应”的作用机制下，部分利益集团雇佣大量的“水军”，通过制造虚假文本信息，操纵民意以及生产大量的“伪民意”，极大地削弱了公共决策的准确性。

2.信息结构失衡影响公共决策的公正性(https://www.daowen.com)

公共决策的“民主性”和“公共性”，要求公民平等、广泛、积极地参与公共决策。而互联网语境中的“数字鸿沟”和网民参与主体的不均衡性，使政策议程不能全面反映不同社会群体的利益诉求，不可避免地造成“民主鸿沟”。不同地区、年龄、学历的网民参与公共决策的机会是不平等的，所获取的信息也是不均衡的。2017年1月CNNIC发布的第39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6年12月，我国网民总数为7.31亿，互联网普及率为53.2%，其中农村网民占比仅为27.4%，10—39岁的网民占比73.7%，中学学历以下人群占比为15.9%。这意味着数字鸿沟成为加剧公众，尤其是弱势群体不能平等参与公共决策的技术壁垒。

另外，微博上看似人人拥有话语权，但“意见”能否被关注、被多少人关注、是否能引起普遍共鸣、以及能够产生多大影响才是话语权的核心。尤其是在公共突发事件中，微博话语权仍然掌握在少数知名度高、影响力大的社会精英群体手中，比如专家学者、媒体人、政府部门等官方微博。有论者指出，微博传播类似于“塔形结构”，呈现出“45度仰望”模式，大部分使用者只是在以这样一种方式仰望意见领袖，同时将相关信息转发给同样用“45度角仰望”的人。大多数普通公众只是对社会精英观点的评论、消化、支持、转发，显然他们的利益诉求很难成为公共舆论的核心，他们关注的话题也很难进入公共议程。

3.群体极化和网络暴力阻碍公共决策的有序运行

网络舆情对公共决策具有双重影响：互联网的虚拟性、自由性和开放性，为公众提供了一个非制度化的意见表达渠道，也使网络舆论呈现出情绪化的特点。突发公共事件微博舆论在群体极化的作用下，容易诱发网络暴力，阻碍公共秩序和公共决策的健康运行。正如埃瑟·戴森所言：“数字化世界是一片崭新的疆土，可以释放出难以形容的能量，但它也可能成为恐怖主义和江湖巨骗的工具，或是弥天大谎和恶意中伤的大本营。”^[18]

突发公共事件很容易诱发网络群体极化现象，尤其是那些容易激发民众“正义名义下的民族主义、同情弱势群体的心理、仇富仇官”心理的事件。一旦偏激的情绪和态度形成规模，奉行非此即彼原则的民众，便不再具备判断、辨别和批判的意识，如同勒庞所描述的“乌合之众”一般。“一方面表现得特别不服从权威，另一方面又在操纵下特别容易对权威产生崇拜甚至盲从；一方面喊着打倒一切、怀疑一切；另一方面喊着谁敢反对某个权威我们就打倒谁。”^[19]这种强势的意见很容易作用于现实世界，引发“多数人的暴政”。与此同时，作为网络群体极化的表征，网络暴力以侮辱、谩骂、攻击以及道德审判的形式充斥在微博空间，显示出极大的破坏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