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博舆情与民主监督
当下，中国社会媒介环境从以报纸、电视为核心的“传播时代”向以新媒体为核心的“交流时代”迈进，其后果必然引发微博等舆论监督功能的“井喷”。微博传播模式的拓展和延伸，大大挤压了传统媒体的话语和传播空间。事实上，社会话语权的重新分配有利于民主监督的实现，拓展了民主监督的深度和广度。具体而言，突发公共事件微博舆情在道德指向上，有利于促进媒介正义的实现；在价值指向上，促使公众的民主监督从显患监督向隐患监督转变；在话题指向上，促使公众的民主监督从事实监督向制度监督转变。
1.道德指向：促进媒介正义的实现
大众传媒居于促进社会正义的核心，媒介正义要求在媒介传播过程与结果中体现公平正义。“正义依靠媒介传播，传播也要依靠正义。”[22]在传统语境中，新闻媒介既是公众进行民主监督的有效渠道、民众维护正义与合法权利的重要手段，又是“党的喉舌”、政府的“治理工具”，而且还面临着社会精英、知识分子以及各种利益集团对其话语权的争夺，大众媒介很难实现对新闻正义的坚守。有研究表明，即便是素有新闻专业主义声誉的市场化媒体——《南方周末》，仍然在分配正义上存在消息来源的结构性偏向，在程序正义上存在“正义叙事”的平衡处理，以及在信息正义上存在污名效应的有限矫正等问题。[23]
突发公共事件的微博舆情，在短时间内将“公共事件”本身无限放大。一方面，有效地弥补了传统社会间接监督和层级监督带来的信息损耗，促使被监督对象迅速对其行为作出合理解释，实现监督者与被监督对象间高效地沟通与交流；另一方面，迅速地将该公共事件纳入传统媒体的公共议程，将传统媒体是否报道了该公共事件、报道了该事件的哪个方面以及如何报道了该事件置于风口浪尖，有利于促进传统媒体媒介正义的实现。作为民主监督的一种新形式，微博舆情使网络监督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全社会监督，不仅有利于社会弱势群体传播权益的实现，而且为社会边缘群体提供了平等参与公共对话的渠道和资源。
2.价值指向：从显患监督到隐患监督(https://www.daowen.com)
突发公共事件的微博舆情，促使公众从注重监督客体的“显患”价值向“隐患”转变。传统媒体更加关注那些已经形成或暴露的危害，这既是传统新闻价值要素对媒介“显患”监督的要求，又是帮助公众解决现实问题的重要方式。麦库姆斯曾用“铺垫”来解释议程设置上客体显要性与意见的关系，铺垫的心理学基础是公众的选择性关注。相比较而言，突发公共事件微博舆情在监督客体上更倾向于“隐患”监督。网络舆论的多元性、广泛性、隐匿性等特点，为突发公共事件微博舆情的爆发提供了条件，隐患监督虽然“没有动态化的新闻由头，没有即时兑现的社会危害，更缺乏轰动效应的现场画面，但通过舆论领袖的‘二次传播’，对社会危害的警示、解读和渲染，静态化的‘隐患’就会显形”[24]。
这主要是因为：一方面，在社交媒体时代，媒体建构以及被社会公众察觉和意识到的隐患越来越多；另一方面，传统社会中屡见不鲜的矛盾纠纷一旦被上传到网络，尤其是那些与政府、官员相关的“隐患”，微博舆情无差别地将其置于角斗场的中心，时刻接受全方位的关注，承受人们的问询和质疑。这意味着微博舆情不仅极大扩展了民主监督的对象和范围，而且拓展了民主监督的深度和广度，充分体现出民主监督的大众化、日常化与多元化的特征。
3.话题指向：从事件监督到制度监督
突发公共事件微博舆情在触发、引爆、平息等不同阶段，话题指向渐趋复杂和深入，舆论也从“众声喧哗”的围观转向事件背后制度层面的讨论。与此同时，微博舆情逐渐引导公众从对单一、孤立的“事件”监督，转向对结构性的“制度”监督和反思。传统“管制型”政府、媒体的运作由各级党委直接管控，传统媒体虽然具有“舆论监督”的功能，但其监督只是党的权力在媒介中的延伸，缺少立法监督、司法监督、行政监督的权威性和强制性，使监督效力极为有限。尽管传统媒体对新闻事件的报道也根据事件本身的“重要性”“时效性”“显著性”等新闻原则进行报道，但这种依附于政治权力的裙带关系使其监督话题仅仅局限于某个单一事件。传统媒体侧重新闻事件本身，而不是事件背后的结构性因素；侧重单一个体，而非群体；侧重吸收权威，而不是草根的声音。[25]
伴随着新媒体的崛起，中国社会逐渐形成了以传统媒体为核心的“官方舆论场”和以新媒体为核心的“民间舆论场”。通过“主流舆论场”引导“民间舆论场”，成了传统媒体的工作重点。而以微博为代表的新媒体不仅关注道德层面媒介正义的实现，监督重点从显患过渡到了隐患，其话题指向也从单一事件转向事件背后深层的社会矛盾和利益冲突。由于微博平台人力资源丰富、网状人际传播对传统线性传播的颠覆以及实时互动交流等功能优势，突发公共事件微博舆情往往经过“舆论领袖的‘二次传播’，能将话题的事件性观摩引入制度性思考”[26]。比如“郭美美”事件，微博舆情经过充分的发酵和舆论领袖的二次传播，舆情关注的焦点随之经历了由炫富、干爹、红十字会向慈善制度的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