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发公共事件的微博舆情传播及问题
1.突发公共事件的微博舆情传播
微博凭借多渠道、低门槛、便捷性、裂变式传播等优势，在突发公共事件的传播中发挥了信息传播、舆情聚合、社会动员等重要作用，成为各类突发公共事件的舆情策源地、发酵池与舆论聚合场。
（1）突发公共事件的舆情策源地
第一，突发公共事件的报道始发地。微博的低门槛，信息发布的简单便捷，使得人人皆有麦克风，人人皆有话语权，处处皆有新闻，每一个普通人都有可能成为突发公共事件的报道者，实现了报道主体的全民化与草根化。近年来，我国爆发的众多突发公共事件基本上源于普通网民在微博平台进行的信息传播。根据中国传媒大学网络舆情（口碑）研究所发布的《2011上半年中国网络舆情指数年度报告》，18.8%的舆情源头是微博，微博成为仅次于官方新闻的中国第二大舆情源。网民爆料的首选媒体更多地转向微博，如7·23甬温线重大铁路交通事故、南京工厂爆炸、河南航空伊春失事、雅安地震等，都是网民借助微博平台最先对事件进行报道，产生信息传播的集聚效应，引发社会关注，随后更多专业媒体介入，最后经多重合力共振形成舆情热点。又如D301次列车与D3115次列车追尾事故，第一条新闻信息就出自新浪微博，是事件亲历者新浪微博用户——“@袁小芫”在事发之后四分钟发布的，称其所乘坐的动车发生两次强烈碰撞并停电，这条消息比国内媒体第一条关于“列车脱轨”的报道早了两个多小时。
第二，突发公共事件的话题发源地。微博的低成本，传播迅速等特质让其成了天然“爆料场”与各类公共事务话题的发源地，“随手拍解救拐卖儿童”“随手拍解救环境”“微博爆料台”等一系列话题在微博持续火爆，由微博爆料、微博反腐、微博维权引发的突发公共事件频频发生。微博用户只需短短的几行文字或简单的一张照片，动动手指一发送，就可以达到爆料的效果。同时，微博的匿名性，为爆料者提供了天然的护身符，不用担心被打击报复。如江西“宜黄拆迁自焚事件”，当事人钟如九姐妹通过微博发送求救信息，将事件曝光于众，引发媒体、意见领袖与普通民众的频繁转发，最终演变为备受关注的舆情热点事件。
（2）突发公共事件的舆情发酵池
第一，突发公共事件多元参与主体的对话空间。根据著名的“补偿性媒介”理论，一种新媒介的出现，往往是对已有媒介的某种先天不足功能的补救和补偿。如书写、印刷媒介是对口头传播转瞬即逝、无法保存与记录的补偿，广播使远距离的即时传播成为可能，电视是对印刷、广播媒介无法显示直观影像的补偿，网络突破了时空的限制、打破传者与受者的界限，使即时传播、跨地域传播、交互传播与超媒体传播成为可能。而微博以“访问者”为主导的传播与关注体系，普通草根民众（访问者）具有完全的自主权，可以自由选择关注对象。他们可以是社会名流，也可以是普通个体；可以是国家权力机关，也可以是社会公益组织。这种关注体系为个体与社会权力机构之间、为不同社会地位的个体之间、上层阶级与普通民众之间提供了一种对话的平台。
第二，突发公共事件多元利益主体的博弈平台。微博的低门槛、开放性等技术特征，为众多主体的自由表达与利益诉求提供了便利；而突发公共事件的瞩目性、破坏性等特质，为更多社会民众的“围观”“吐槽”提供了契机。这不仅加速了“社会网络中的信息流动”，更重要的是能够激励人们借助突发公共事件争取更多的话语权空间或表达利益诉求。[27]一方面，事件的当事人通过微博表达利益诉求，社会大众在微博平台以点赞、转发、评论方式“围观”，跟进事件发展动态，表达意见态度，深挖事实真相，参与公共事务的讨论；另一方面，媒体微博和名人微博凭借其广覆盖面与强影响力，以专业信息的解疑释惑，营造意见气候；而政务微博与相关机构微博以权威信息的发布，搭建与社会民众互动交流的平台。多元利益主体在微博平台聚集，展开话语博弈，从而解构了传统媒体时代信息生产与传播的话语垄断。
（3）突发公共事件的舆论聚合场
第一，微博庞大的用户群有利于舆论规模效应的产生。在突发公共事件中，微博舆情参与主体规模庞大，且异质性突出。除了数以亿计的普通用户之外，还有大量的社会各界精英加入，这些个体尽管在文化素养、社会财富、身份地位、社会背景等方面悬殊较大，但都可以传播自己的声音，表明自己的立场，这就大大克服了传统舆论同质化的倾向。同时，社会大众也可以与传统媒体、政府机构以及社会组织在同一平台进行交流沟通，社会各方面力量在微博平台的博弈与交锋，大大拓展了事件的传播面与影响力，容易形成规模效应，在众声喧哗中共筑全新的舆论生态，改变了社会的舆论格局。
第二，微博强大的议题融合能力有利于形成公共议题。微博具有强大的议题融合能力，使公众议题、媒体议题、政府议题在微博平台互相融合，形成共同关注的公共议题。在传统媒体语境，公共议题由专业的媒介机构主动设置，即由少数话语集权者主导。在微博语境下，一些普通大众关心的议题（即公众议题）进入公共视野。突发公共事件一旦爆发，事件当事人或目击者成为事件最先报道者，多方主体介入传播引发社会热议，产生大量分散的、纷繁复杂的意见与态度。这些公众议题往往包裹着个人的非理性情绪，更多倾向于“呐喊”与“喧哗”，又具有与社会民众的天然“接近性”与“易燃性”，再经过意见领袖与大众的转发、点赞、评论之后，产生强大的社会影响力。随着传统媒体以及政府相关部门的加入，一些议题被不断放大与强化，公众议题、媒体议题与官方议题在微博平台上不断交锋，最终形成公共议题。突发公共事件的公共议题在公众、媒体、政府的多重“博弈”下产生，是理性协商的结果。
第三，微博基于社会关系网络的传播模式有利于群体共识的达成。每一个微博用户既是一个独立节点，又是一个小的社交网络的中心。“关注”与“被关注”组成了微博用户之间的基本关系。在突发公共事件中，用户之间的“关注”与“被关注”既可以基于现实社会的“关系网络”，也可以基于突发公共事件话题的“内容网络”。一方面，基于现实社会的“关系网络”，即“熟人圈子”的“关注”与“被关注”，可信度高、归属感强，容易产生情感的共鸣与舆情的认同感。另一方面，基于突发公共事件话题的“内容网络”的“关注体系”，用户可以自主选择感兴趣的话题与志同道合交换意见，交流情感，形成有共同情绪或情感倾向的微博群组，并共同为某一观点辩护，使某一意见不断强化进而形成群体共识。当多个共同意见群组出现时，微博就实现了“群组”与“群组”之间的共鸣，“群体心理”不断被强化，群体共识易于形成。
2.突发公共事件微博舆情传播中存在的问题
突发公共事件的微博舆情作为社会公众意愿表达的一种方式，是公众社会参与的结果，在一定程度上发挥着舆论监督功能，但是，由于微博用户的情绪化意见表达，在群体极化与从众心理等非理性因素的作用下，可能会导致微博舆论场的负能量集聚、社会矛盾的演化升级、极端情绪与行为的诱发出现，给社会带来了严重的负面影响，还有可能影响相关部门的正确决策，带来舆情误判。具体而言，突发公共事件微博舆情传播存在以下问题：
首先，微博舆情主体的庞杂性与身份的特殊性，带来舆情表达的情绪化与偏激化。根据人民网舆情监测中心发布《2016年中国互联网舆情分析报告》，80后、90后是互联网应用主体人群，95后、00后人群作为新生代网民，正在逐步重塑网络舆论的基本形态。据统计发现，参与热点舆情事件讨论的微博用户年龄中位数始终保持在24岁左右（见表2-1）。以青年群体为主的微博舆情主体，是在宽松环境下成长起来的一代，由于缺乏恒定的文化积淀与持久价值观，其身份迷茫、自我认同不足、价值追求被边缘化、表达意愿强烈、个性张扬且缺乏理性在突发公共事件的刺激下，很容易引发情绪化的舆情表达。
表2-1 2011-2016年参与新闻热点话题讨论的微博用户信息统计[28]
由于社会诚信机制的不健全、网络信息内容信誉度较低，质疑成了人们基本的防卫姿态，质疑风气在网络尤其是微博平台蔓延，个人的质疑会凝聚为一种集体的质疑，在他人的感染力量之下，很多人会强化质疑心理，甚至形成质疑一切的偏执。因而，在某些突发公共事件发生后，人们心怀某种“阴谋论”与质疑心态而不相信自己的所见所闻，在这种主观心态作用下，人们很难理性的分析和判断，人云亦云的娱乐化和起哄，盲目的情绪宣泄成为一种大众狂欢方式，甚至引发攻击性、侮辱谩骂式的语言暴力，当类似非理智、负面的发泄情绪或行为汇聚在一起之后，容易引起井喷式的连锁效应，促使舆情危机升级。
其次，微博舆情生成动因的复杂性与演变过程的不确定性，使突发公共事件舆情走势难以调控。一方面，转型的社会现实，当前中国处于社会转型期、改革的攻坚期，利益分配格局深刻变革以及经济失调、阶层分化、价值失规、人际紧张等社会问题，使各种难以消解的欲望、情绪和观念不断地纠缠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各种思想观念、情绪态度和价值取向也以不同的方式暴露出来，致使人格异化、自我失落、信仰缺失等问题不断滋生，阶层矛盾、城乡矛盾、区域矛盾以及就业等一系列社会矛盾层出不穷，这些都刺激着人们的敏感神经，成为微博舆情形成的根本动因。另一方面，微博形成的时空结构以及开放性、即时性、交互性等特征，为舆情的形成和传播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公共话语空间。突发公共事件本身的刺激，唤起了公众的利益诉求，为人们的意见表达提供了契机。在社会环境的背景下，微博公共话语空间的形成和突发公共事件的触发，是促使人们进行意见表达的作用机制，也是突发公共事件微博舆情形成的直接动因。这些复杂的微博舆情生成动力因素再加微博的跨媒体即时性、“核裂变”式、“去中心化”传播，使突发公共事件舆情走势复杂多变，难以准确把控，这大大增加了突发公共事件微博舆情的引导难度。
再次，微博舆情负面效应的扩大化，给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带来巨大的冲击。互联网既是社会舆论的集散地，又是各种意识形态交锋斗争的场所。而作为最活跃的社交平台之一的微博空间充斥着各种社会思潮，围绕“中国与外国、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个体与群体、解构与重构等一系列重大关系展开”[29]“新自由主义、新保守主义、民主主义等意识形态相互激荡，新马克思主义、伪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等社会思潮泛滥，拜金主义、利己主义、功利主义等错误思想奔涌蔓延”[30]。可以说，微博舆情的爆发在某种程度上冲击了主流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助长了民众对错误社会思潮的认同。在突发公共事件微博舆情中，社交媒体技术打破了传统权力的等级制度，横向化、分散化、去中心化的直接民主模式逐渐取代高度组织化、垂直化和集中化的传统社会运动模式。作为一种反抗霸权的力量，舆论狂欢建构了一个“颠倒的世界”，不断地戏谑和消解权威。各种社会舆论、社会思潮、意识形态激烈交锋的产物，突发公共事件微博舆情以其突发性和变异性而产生极强的破坏力，对处于主流意识形态地位、具有高度理论抽象和严肃语言表达的马克思主义产生了巨大冲击，削弱了主流意识形态的整合能力，不仅使主流意识形态难以协调不同利益主体间的关系，无法成为约束社会成员违法和不道德行为的社会信条，而且降低了主流意识形态缓解社会矛盾的功能。因此，必须清醒认识到突发事件微博舆情“横向积累”和“纵向积累”所产生的危害性，从动态维护的角度做好意识形态工作，打破西方国家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渗透和操纵，切实维护我国意识形态的安全。
【注释】
[1]Robert T.Stafford Disaster Relief and Emergency Assistance Act［A］.as amended by Publie Law 106-390，October30，2000.
[2]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A］.2006-01-08.
[3]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A］.2006-01-08.
[4]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A］.2006-0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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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孙来斌.守牢党和国家意识形态工作的前沿阵地［N］.光明日报，2015-09-16（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