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报失准应及时更正——新冠肺炎疫情初起媒体工具运用之失

二、通报失准应及时更正——新冠肺炎疫情初起媒体工具运用之失

真实性是新闻的生命。媒体传播新闻切不能违反真实性原则。否则就是触犯传媒业“天条”。

客观世界无时无刻不在发生变化。把控新闻传播进程中的真实性,是传播过程把握的核心环节:紧密跟进客观事物变化实际,真实呈现事物本质。一旦察觉传播前期的事实呈现与变化了的事实出现差异,就必须以严肃认真的态度及规范的方式,更正前期不准确或不正确的内容。

1.“非典”、新冠肺炎初起时疫情通报比较

“非典”、新冠肺炎两次疫情时隔17年。考察两次疫情的初起状况,不难发现,两地政府部门都曾在运用媒体工具向公众告知疫情方面出现偏差,造成预警不足甚至缺失,或多或少延滞公众对恶性传染病的及时警惕和防范。

“非典”第一个病例2002年11月16日在广东顺德出现,到2003年1月5日才有《羊城晚报》所属《新快报》对河源市接治两名被病毒感染的肺炎患者的简短报道。《南方日报》《羊城晚报》《广州日报》等主流媒体更是在《新快报》刊发消息10天之后才有简短疫情信息披露。随着各地重症患者陆续被送到省城救治,广州出现医护人员感染,广东省卫生厅1月下旬发出疫情通报,广东媒体才开始刊发正规疫情通报。直到广东省政府2月10日召开新闻发布会,《羊城晚报》当天发出《疫情已控制,市民毋须恐慌》,才是广东主流媒体首次在重要版面刊发疫情新闻,广东各大媒体2月11日才正式开始非典疫情防控报道。

相比“非典”前期的疫情通报,新冠肺炎疫情初起时政府部门运用大众传媒通报疫情的动作相对快捷及时。

武汉地区医院接诊“不明原因肺炎”(新冠肺炎定名前的临时名称)正式上报“第一例”的时间是2019年12月27日,病例样本送检发现类似SARS病毒检测报告于12月30日拿到。武汉市卫健委分别于12月30日15时10分、18时50分在医疗系统内以医政处名义下发文件《关于报送不明原因肺炎救治情况的紧急通知》《关于做好不明原因肺炎救治工作的紧急通知》,从12月31日起就开始运用中央、省、市、区各类主流媒体发布疫情通报。《人民日报》微信公众号12月31日下午14∶20发布《武汉发现不明原因肺炎,不能断定是SARS》。此后,武汉市卫健委连续多次在媒体上刊登疫情通报,向媒体提供专家疫情问答。

2.新冠肺炎疫情通报虽快但失准

新冠肺炎疫情初起时运用大众传媒工具向公众通报疫情的工作,本来做得快捷主动,假如这个良好的开头能够正确延续,始终如一地遵循传媒运行客观规律,把握大众传媒工具性能,在善用工具上显身手,有质有量地让百姓知情,那会是面临疫情的武汉人民之大福大幸。出人意料的是,初起时主动快捷的疫情通报,没能紧盯新冠病毒侵犯武汉的脚步,信息内容失准失真,违反大众传媒信息传播的真实性原则,在那分秒必争的时间段里又不见及时修补、更正。

从这场罕见疫情的苦难中煎熬过来的武汉人,大都会清楚地记得:自己曾安于“人不传人”“可防可控”的舆情氛围,完全疏于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基本防范。

随手查阅全国各类媒体在疫情初起时刊登的武汉市卫健委疫情通报、疫情问答及各类疫情的新闻报道,“没有发现明确的人传人证据”“没有医护人员感染”“可防可控”,是一段时间里新冠肺炎疫情通报的总基调。

政府工作部门运用大众传媒对社会重大事项刊发通报、公告,理应准确权威。尤其事关重大疫情,人命关天,本应更科学严谨、公开透明,来不得半点马虎及模棱两可。但新冠肺炎疫情前期的这些通报,明显与疫情实际不符。

通报失准有对新病毒初来乍到的认知局限,人类认识和把握一种全新的病毒,需要客观的探知过程,尤其对疫情风险、恶性传染危险性的准确判断,得严格依据病毒呈现的实际状况科学把控。武汉封城几月后全球疫情严重泛滥的普遍现实也说明,疫情初起时对新冠病毒恶性传染扩散的高风险缺乏正确认知具有共性。

但从新闻信息传播过程科学把控的角度来看,新冠肺炎疫情初起时政府部门疫情通报的措辞所运载的基本信息,没能准确真实反映当时医疗、疾病防控一线对新冠病毒的探知实际。疫情随时都在起变化,即使初次通报失准,若能紧随不断发生变化的疫情再据实及时通报,也会减弱对公众的误导。遗憾的是,直到疫情在城市里泛滥开来,直到钟南山来武汉考察后于1月20日在电视中说“肯定人传人”,蒙在鼓里的武汉百姓才恍然大悟。

政府部门通报重大疫情当然要依法从事,当然要从维护社会稳定、避免公众恐慌的角度,科学合理考量和把控。但考量把控的前提应该是让百姓知情。2003年2月15日,《广州日报》曾针对“非典”时期抢购风潮发表评论《百姓知情 天下太平》:“(抢购平息)这件事生动地说明一个道理,这就是政府开明,天下太平;百姓知情,天下太平”。“在事件刚刚显露其端倪之时,政府迅疾通过主流媒体,把真相大白于公众,遏事件于萌芽之中。由此,我们就更能体会到信息公开、正确引导舆论的可贵和重要。”

新冠肺炎疫情通报失准,无疑是疫情信息传播过程的把控出现了偏差。在重大疫情来犯的紧要关头,这一偏差所形成的舆情误导之害比一般新闻失实要大百倍千倍。

突如其来的新冠病毒,的确比17年前的SARS更狡猾。如感染后有长短不一的潜伏期,有的感染者甚至长期无症状。然而,仅从2019年12月31日前武汉几家医院接诊的初期病例来看,疫情初期所定、持续很长时间不改的“人不传人”的基调,难以符合当时对新冠病毒的已有探知,即使元月中旬补上了“有限人传人”的说法,也远没反映出新冠病毒肆虐的实际。据《长江日报》记者田巧萍采访新冠肺炎疫情“上报第一人”、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呼吸科主任张继先所披露的情况,上报的疫情初始病例就有明显“人传人”之兆之疑:

2019年12月26日,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附近小区一对老两口发烧、咳嗽来医院看病,拍出来的胸部CT片十分异常。呼吸科主任张继先27日早上接班时看到胸片,凭自己从医直觉感到非同小可,赶紧让老两口把儿子叫到医院来做检查。儿子没有任何发热咳嗽等症状,但CT片上显示肺部有相同的表现。

“一般来说,一家人来看病,很少三人同时得一样的病,除非是传染病。”张继先给这些患者做了甲流、乙流、鼻病毒、衣原体、支原体、合胞病毒、腺病毒等与流感相关的检查,全部呈阴性,从而将流感排除。(https://www.daowen.com)

“这到底是什么病?”张继先心中的疑团越来越大,她紧急把这四个人的病情向医院分管业务的副院长夏文广及医院院感办、医务部汇报,医院立即上报给江汉区疾控中心。

2019年12月29日,省、市卫健委指示疾控中心到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进行流行病学调查。

当天傍晚,武汉市金银潭医院(专业防治传染病)院长张定宇率队到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接走不明原因肺炎患者6名,其中轻症3名、重症3名。

(田巧萍《疫情上报第一人》,《长江日报》2020年2月2日)

2019年12月30日,武汉市卫健委和武汉市疾控中心相关负责人来到武汉市金银潭医院,讨论头一天从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和武汉市中心医院转到金银潭的7个可疑病例。

疾控部门先前已对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呼吸科张继先主任上报的6个病人做了相关病原学检测,均为阴性。

“你们是取什么做检测的?”张定宇问。

“咽拭子。”

“那恐怕不行,咽拭子可能取不到,要做肺泡灌洗。”

张定宇立即通知医院纤支镜室主任:“7个病人都做肺泡灌洗,每个人取4份标本,一份给中国疾控中心、一份给武汉病毒所、两份我们自己冻着。”

3天后,武汉病毒所和中国家疾控中心都测出了冠状病毒。

(田巧萍《为什么是张定宇》,《武汉晚报》2020年2月1日)

因在前期疫情处置中贡献突出,上述两位医生(张继先、张定宇)已被湖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湖北省卫健委给予记大功奖励。

稍微留心两位立功医生介绍的2019年12月31日之前的病例,不懂医学、疫病学的人恐怕也不难看出一些疑团:

一家三口感染,不能怀疑是家人之间互相传染么?

这三口之家中儿子没有任何发热、咳嗽症状,但肺部CT片跟有感染症状的父母一样,肺部感染了而没有任何征兆,是不是感染病毒了还有潜伏期?

采集病患者咽拭子做病原学检测均为阴性,肺泡灌洗采集标本送检发现冠状病毒。这又说明什么?咽拭子检测阴性、阳性的可靠性有多大?

2019年12月31日,国家卫健委专家组抵达武汉,正式介入疫情调查。不知道两位立功医生亲历、上报的病例及12月31日以前的社会疫情,有多少进入了国家卫健委专家组视野?高层专家及卫健委官员在“不明原因肺炎”病例已经检测出冠状病毒、已经出现家庭聚集性病例之后,何以做出“没有发现人传人”的判定?

作为刊发疫情通报的媒体,从把控传播过程的责任出发,应当担起敦促政府部门更正失准通报的义务。政府通报与纯粹的商家广告不同,失准之后不及时澄清,无论什么原因形成,既是使用工具之误,也是“善为”工具之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