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预见性最珍贵
今天是从昨天走来，又向明天走去。这一客观规律任何人也改变不了。历史头脑就是融入这一客观规律的思维头脑。具体地说，就是以“过程论”为哲学依据，在认识任何事物的时候，都把这一事物放到自然历史过程中去考察和把握。
世界不是一成不变的事物的集合体，而是过程的集合体。新闻所报道的事实，都是事物发展变化的过程。事物都有自己产生、发展和消亡的历史，历史即过程。每一个历史阶段或过程都是从前一过程发展过来并且向后一过程过渡的。
历史预见性，就是深刻把握事物客观发展历史走向。
斯诺西行被世人称道，绝不仅仅在于他勇敢地深入“红区”采访，重要的在于他独到的具有历史预见性的新闻发现——以冒险家的胆略，发现中国的“红星”，发现被国民党政府“封锁了九年的世界头号新闻”（斯诺语），揭开“红色中国”的真实面目，解开世界瞩目的“红区”之谜，准确预见中国革命和中国社会的历史发展走向，预言领导未来中国的将是如今这些中国共产党人。
远见卓识和预见性是斯诺的超人之处，因而使他的新闻作品成为历史见证而垂诸后世。
斯诺在那个年代的很多预见都是不朽的。
1932年，他预言日本必将对华发动全面战争。“一·二八”事变发生时，他“确信这终于成了一场真正的战争，而绝不是在满洲所目睹的那种攻城略地”。
1935年7月，他预言“中国法西斯主义……已经感到幻灭和衰竭”。
1941年7月，他预言希特勒如果冒险侵入苏联，必将玩火自焚。
1948年以后，他在报道和著作中断言，中国一定不会成为苏联的卫星国等。
一位记者能通过自己独立的洞察和分析，预言20世纪如此多的事件发展，而且几乎大都得到了证实，足以使斯诺成为20世纪美国新闻界的一颗璀璨明星。
历史预见性是新闻记者最可贵的品格，这使得记者能从历史航向的高度认识其所报道信息的意义和价值。
斯诺之所以具有超出同时代西方记者的分析判断能力，并不是他具有什么特殊天才，而是他在青年时期就阅读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有关著作。在延安时，他认真研读了中共文件和毛泽东的某些著作。他还从中国革命的左派知识分子身上汲取精神营养。他说：“鲁迅是教我懂得中国的一把钥匙。”海伦也说过：“使斯诺向左转的主要影响来自孙夫人（宋庆龄）自己的榜样。”同时，斯诺还研究了共产国际的文件，掌握了国际学者写的关于中国共产党的著作和报道。这样，他就有了一个广阔思考的领域和对比、分析、研究、判断的条件，使他能从纵横诸方面认识中国革命的深刻性和中国社会发生变革的必然性。《西行漫记》中贯穿着“人民将决定历史，进步将战胜反动”的思想。他跨过两个世界间的鸿沟，精神世界的时代性巨变使他能从历史的高度把握社会变动的潮流，写出经得起历史检验的新闻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