识断力取决于媒体责任使命——武汉园博园何以成人权保障范例
政治识断力源于媒体工作者对所在媒体新闻传播使命、责任的精准把握。
不同层次、不同类别的媒体，所承担的宣传责任、所赋予的传播功用是有区别的。新闻工作者的识断力取决于所在媒体承担的责任使命。某种程度上，所在媒体的责任使命决定着新闻传播者识断力的驰骋空间。
2016年6月，30多位外国使节和数十名境外媒体记者参加中国人权领域高规格会议——《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12—2015年）》实施评估总结会，武汉园博园建设被列为大会交流的中国人权事业发展案例，约请武汉市相关方面官员到会发言交流。
从中国人权事业发展的视角，观察武汉园博园建设实际，是《长江日报》新闻工作者政治识断力在新闻实践中的一次生动展示。
第十届中国（武汉）国际园林博览会2015年9月25日开幕，历经3年苦战建成的一座占地213.7公顷的公园开园迎客。2016年5月28日，园博会圆满落幕。这次园博会在汉口中心城区留下一座巨大的公园。
园博园选址在被废弃多年的金口垃圾场，与北京等前九届园博会园址相比，离城市中心区最近，市民入园更便捷。
占地51.2公顷的金口垃圾填埋场实施好氧修复技术，用一年时间，走完自然状态下降解30年的里程，变成一片可种草、种树、盖房子的土地资源，成为武汉园博会核心用地。因为这一具有解决世界性难题的填埋式垃圾场修复利用工程，武汉市长万勇2015年底从巴黎捧回“C40城市气候领袖群奖”——“最佳固体废物治理奖”。
园博园建设广泛获得周边居民支持。大型建设工程中最令工程建设方头疼的“拆迁难”，化解得异乎寻常的顺利，拆迁推进速度超过先前预想。
武汉园博园三年建设，八个月展览，媒体传播的新闻信息成千上万。上述题材大都受到国内外媒体热情关注。
怎样深入一步认识这些新闻事实的相互关联？这些关联中有没有更值得传播的选题？大量新闻信息碎片，急需敏锐的政治识断力去清理、整合和融化。
站在世界城市治理大背景下深入思考，《长江日报》总编辑陈光与时任武汉市园林局局长苏霓斌交流时敏锐地发现：武汉园博园工程是一桩让十万城市低收入人群成为最大受益者的巨型建设工程，其高效、快捷推进过程，所展示的是中国政治模式、中国城市建设治理模式的一个生动案例，是中国人权保障无可辩驳的具体事例。
《长江日报》2016年5月27日一版重头刊发通讯《最大公园为十万低收入者圆梦》、评论员文章《中国式城市治理的生动写照》，在第十届中国（武汉）国际园林博览会落幕前一天，使武汉园博园新闻报道在思想见识上“再上层次”。
通讯中说：(https://www.daowen.com)
政府主导的“超级便车”，让贫困户跟上城市发展节奏。
面积相当于北京紫禁城四分之三的金口垃圾场（51.2公顷），曾堆积汉口城区垃圾16年，位于江汉、硚口、东西湖三区接合处。
河水在这里变成墨绿色，2公里外都能闻到臭味。2012年，市委市政府决定将这里进行生态修复，建设成园博会会址。设计人员夏天进出垃圾山，必须戴防毒面具。
垃圾场让周边土地变得廉价，低保户、中心城区拆迁户、外来务工者、无力负担高房价的年轻人……从2010年到2013年，相继迁入，在它周围形成14个社区、28个小区。没有公交车、医院、幼儿园、菜市场……
园博南社区是垃圾场边的社区之一，有3000多户居民，有从江汉、硚口等中心城区搬迁来的低保户300多人，居民中还有近500人是残疾人。
市委市政府一直想解决这里的环境问题，但苦于力量不够。园博会的举办提供了机会。2015年9月25日园博会开幕。生态修复后的金口垃圾场地块成了树林满坡的荆山，楚水清清连通江湖，连同周边形成了213.7公顷的公园，配套了道路、商业设施和各类公共服务。园博园不仅是一座公园，而且能够提供就业机会、市场机会，带动周边社区系统性改变。
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博士、“精明增长和美国大都会研究中心”研究员刘铭评价，城市贫困区改造的实施，需要政府引导和市场力量的双重参与。在中国，这两股绳在一个指挥棒下。在美国它们距离相对更远，整合起来更难。
皮克雷尔2009年来到武汉，经历了武汉城市建设变化最大的7年。他说，园博园的建设速度令人惊奇。在亚特兰大西部改造中，新修一个动物园需要5年时间，还不像武汉园博园的建设涉及跨区域合作。
园博园像一块碧玉横卧在10万低收入市民居住的小区中间，使这些小区一下子成了享受超级城市配套的园博景观房。
评论员文章的阐述更加鲜明：
3年时间，垃圾山变生态乐园，这是一个生态修复奇迹。园博园建在10万中低收入居民集中之所，更是中国城市治理理念的一次直接显示。
城市中出现中低收入阶层相对聚集的区域，是世界性的现象和难题。将这样的区域视之为发展的自然状态，还是视之为发展需要解决的问题，代表着不同的政府治理理念。许多发展中国家甚至发达国家，对此难有良策，因为解决起来意见难以统一，力量难以集中，也因为这些人群的声音很难上升为城市治理的重要议程。
园博园建设，把周边10万居民拉向了共享发展的轨道。他们没有因为人微言轻而无法获得。作为最大的城市公园，园博园选址靠的不是政治游说，不是实力博弈，不是纳税贡献，不是去锦上添花。事经多次讨论，始终考虑的是：放在哪里能实现社会受益面最大，能让更多中低收入人群得到生活品质的提升。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当这个治理理念和城市重大建设完美对接，创造奇迹的力量就此牢牢凝聚。我们看到，需要二三十年自然降解的垃圾山，只用3年就建设成人民群众徜徉游憩的超大园林。如果没有各种资源和力量的最大化最有效供给调配，没有建设者坚定为人民负责的信念实干巧干，这种高效殊难想象……武汉园博园建设，以看得见摸得着的实践，对人民为中心的政治伦理进行了令人信服的诠释。
一项花费数十亿元的重大公共事业建设项目，最直接、最大的利益获得者是工程项目周边居住的10万低收入市民。这一特殊的城市治理行动从方案提出、决策形成到工程施工，竟能在四年之内完美实现，在许多标榜政治民主的国家中恐怕难以想象，在世界人权保障史上也不多见。《长江日报》这组报道，引起正在筹备《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12—2015年）》实施评估总结会的中宣部领导的关注：这是诠释中国人权行动的典型案例，在世界政治史上也不多见。总结交流这一富有深刻政治含义的城市治理故事，顺理成章进入国家人权会议议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