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部“西行纪”遗产
1.《西行漫纪》靠了批判精神
斯诺后来回忆他的中国西北之行时说：“就我个人来说，我生在密苏里，是一个土生土长的怀疑论者，东方（中国）多年的记者生涯又进一步把我训练成为一个怀疑论者。因为在那里，事实真相往往被谣言所淹没。”
斯诺说得很明白，质疑思维驱使他西行弄清真相，批判精神给了他智慧养料。在西安事变之前，在国民党全面封锁“红区”新闻的情形之下，在世界舆论几乎“一边倒”的情势面前，斯诺质疑国民党报纸上所说的“共匪已闹腾不起来了”的真实性，才有了他勇敢深入共产党人生活圈的特殊行动，才有了当时举世瞩目的特大新闻发现。
几十年里，斯诺英文本《红星照耀中国》一直是西方世界探查和研究中国革命的权威性著作，美国国务院曾把它列为了解中国必读的20本书之一。西方新闻学领域把它作为新闻经典加以研究。美国作家M.考利认为，《红星照耀中国》“建立了一位记者单独做到的最伟大的功勋”。
2.新中国新闻批评典范《西行纪谈》
在斯诺《西行漫纪》出版20多年后，时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主持《西行纪谈》新闻系列报道，成为新中国新闻批评典范。(https://www.daowen.com)
陶铸是一个“天不怕地不怕”的革命者、心系群众冷暖的国家领导人，也是才情四溢的诗人、出色的新闻工作者。早年求学、参加革命初期时，他就曾写过文章、办过报纸。1949年5月武汉解放后，他主持《长江日报》创刊，签发第一张《长江日报》大样。
据湖南科技学院新闻传播系副教授谭世平对《西行纪谈》系列报道的专题研究报告，陶铸1960年9—10月间带领工作组到粤西、海南等地检查指导工作，组织指导《南方日报》记者随行采访，发表27篇带“刺”的调查性新闻报道。这组报道后来结集出版，陶铸亲自作序。《西行纪谈》一时成为畅销书，两个月销量达17万册。
这些新闻批评来自对实际工作的调查分析，不仅是《南方日报》批评报道的经典，也是中国新闻史上少有的批评名篇。
陶铸在《西行纪谈》序言中说，“动员和组织群众起而为自己的利益而奋斗，这就是我们共产党人所毕生致力的事业，也就是我们党的群众观点的中心”。“我们的新闻工作者要把眼、耳、腿、脑、手这些在认识客观世界、反映客观世界时需要使用的器官统统运用起来”。“要写出提出工作中问题的新闻通讯，必须眼、耳、腿、脑、手‘五官’并用。耳要聪，目要明。深入实际中去，到群众中去，多看，多听，多想”。
《西行纪谈》体现出来的新闻理念和实践精神，今天依然值得融媒时代新闻从业人员坚守。
《西行纪谈》最突出的风格就是对不合理的现象、行为敢于提出批评。当时正处在人民群众饿肚子没饭吃的困难岁月，陶铸率工作组“悄悄”深入农村，了解问题真相，批评一针见血。报道中说，“在我们的社会里，没有落后的地区，只有落后的领导”。他在序言中批评报纸在新闻报道上存在着“不敢提出问题、缺少建设性的批评、体裁格式单一化”等问题。[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