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10.17　毕龙府——罗丹美术馆

1947.10.17　毕龙府——罗丹美术馆

罗丹美术馆在巴黎第七区一条清静的小街——梵安街。距葬拿破仑的安瓦里德很近。在花园里可以西望那边金色的圆顶。

美术馆旧称毕龙府（Hôtel Biron）。路易十五时代，一个外省来的暴发户取得了贵族爵位，于1710年在巴黎修建了这座府邸，华美羡称一时，后来被大元帅毕龙公爵购得，从此留下“毕龙府”的名称。

不幸这光荣的史迹和美术馆的实用价值却是两回事。

陈列室仍可以看得出是住屋的形式，本不是为陈列雕刻设计的。门、窗、砌在壁炉上的大镜、炉座的雕花，都妨碍这些雕刻。那些雄强而带悲剧性的雕刻固然和宫廷时代的装潢格格不入，而大理石的细腻柔和的女像则又因受到这些奢丽沾染了俗世的气息。至于采光，那些落地窗虽然很大，但数目太多，许多雕像置于窗前，外光从背后射过来，让人只见得一个模糊的黑剪影。而且这些门窗以及壁上的花边侵入雕刻的形体，实在有碍欣赏，雕像的四周应该环绕着一带绝缘性的空间。

在20世纪初，这座白石两层楼的华贵建筑曾住过不少艺术家：画家马蒂斯、舞蹈家邓肯、诗人哥克多。后来是奥国诗人里尔克来住。1908年8月31日他写信给罗丹，盛赞住室的敞亮和废园的野趣，说是不时可以看到野兔在花棚间蹦跳着窜过去，“像一幅中古壁毯织绘的景象”。罗丹见到后非常喜爱，也即迁入。他逝世后，改为陈列他的遗作的美术馆。现在的花园，不消说，修饰得井然，不可能再发现什么窜跳的野兔了。

1931年，我随父亲来巴黎，住了两年。在这期间，父亲完成数学专业国家博士论文，我在拉丁区一座小学校读书。那时父亲曾带我来参观过罗丹美术馆，我记得很清楚。现在重访，觉得一切熟悉得很。露天放着的《地狱之门》、《加莱市民》……室内的每一件作品，位置都和十五六年前相同，连园里的玫瑰花也仿佛和从前一样，但是我自己的眼睛颇有了改变了。

我记得那时候很喜欢大理石的雕像，石质的洁白细润，吸引我偷偷地伸手去抚摩，形体的朦胧感使我觉得它们笼在美妙的梦境里。我还喜爱墙上卡里叶（Carriére）的油画。题材是母亲和孩子，他们在黎明或夕色中相亲、相吻、相拥抱，也许由于我自己远离母亲的缘故吧，看到那些在光影掩映中半闭的眼睛、梦幻的额、孩子的腮、母亲的手，受着几乎要哭出来的感动！……今天又立在这些画前，觉得它们的话好像没有说充分，是的，我的眼睛改变了。我觉得卡里叶的画太清浅，不再给我满足。他显然受伦勃朗（Rembrandt）的影响，但伦勃朗的画更深沉、更浓密、更丰富，包涵的内容更不可测度。我也不再喜欢那许多大理石的雕像，尤其那些伯爵夫人之类的女像，她们媚笑作态，好像凭借了大理石的晶莹而沾沾自喜。雕刻家也好像有意把她们的面容刻得迷离姣好，很有讨好她们的嫌疑。

现在我喜欢的是铜像。我觉得最有表现力的是一群比实际人体稍大的立像：《青铜时代》、《施洗者约翰》、《行走的人》、《夏娃》、《三影》……

最令我神往的是《行走的人》。没有头，也没有两臂，只是个巨大坚实的躯干和跨开去的两腿，那一个奋然迈步的豪壮的姿态，好像给“走路”以一个定义，把“走路”提升到象征人生的层次去，提升到“天行健”的哲学层次去。处理手法的大胆也达到淋漓尽致。

我也极喜欢《夏娃》。在伦敦见到伦布朗的画，我忽然觉得：“我懂得什么是基督教精神了！”在《夏娃》面前，我有同样的感觉，她带着怯惧和大爱接受人生的苦难。

罗丹用很大的气力塑造了雨果和巴尔扎克。正像罗曼·罗兰为米开朗琪罗、贝多芬、托尔斯泰写的传记，他使我们清晰地看到这些创造者的面貌。

花园里立着《地狱之门》、《加莱市民》、《思想者》……都是铜质的，可惜在露天下让风雨侵蚀得斑驳不堪。雨水在铜面上画出绿锈的一条一条纹路。罗丹的雕刻表面本就留有刀痕指迹，再加上这许多斑渍，大大干扰了雕刻的整体感，走近，退远，一样看不清，好像勉强去辨认漶漫的碑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