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发展的多极化趋势
正确把握国际形势的变化及其发展趋势，是制定和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重要依据。自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以来，邓小平以极大的精力关注和研究国际问题和世界形势，他根据世界各种势力的对比消长和变化，根据世界经济、科学技术的发展趋势和走向，以及由此产生的新问题、新矛盾，对国际形势作了一系列的判断。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江泽民指出，要正确把握世界多极化的发展趋势，“要坚持邓小平的外交思想，始终不渝地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1]。邓小平、江泽民关于国际形势的论断有：
第一，世界大战是可以避免的。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由于美国扩大对越南的侵略战争，原苏联对我国的军事威胁日益增加，我们一度认为世界战争不可避免而且迫在眉睫。我们强调对美、苏可能发动的大规模战争，要作好充分准备，甚至准备打核大战，因而我们各方面的工作始终处于临战状态，经济建设受到很大影响。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对国际形势进行了实事求是的科学分析，对战争与和平问题作了新的判断。邓小平指出：“过去我们的观点一直是战争不可避免，而且迫在眉睫。我们好多的决策，包括一、二、三线的建设布局，‘山、散、洞’的方针在内，都是从这个观点出发的。这几年我们仔细地观察了形势……由此得出结论，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有可能的，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2]“对于总的国际局势，我的看法是，争取比较长期的和平是可能的，战争是可以避免的。”[3]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新的世界大战在可预见的时期内打不起来。争取较长时期的和平国际环境和良好周边环境是可以实现的。当前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依然存在，领土争端、民族矛盾、宗教纷争等引起的武装冲突和局部战争连绵不断。但是和平是世界各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人心思和，大势所趋，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超过了战争力量的增长，国际形势总体上继续趋向缓和。
第二，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地球上没有爆发新的世界大战，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没有发生相互战争，世界上的众多人们享受到了较长时期的和平之惠，世界维持住了总体和平的局面。同时世界经济出现了空前的大发展，其规模和速度在人类历史上均为罕见。邓小平根据世界形势的变化，从错综复杂的国际矛盾中，抓住了制约、影响其他矛盾的主要矛盾，提出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两大主题”的科学论断。江泽民也指出：“当前国际形势总体上继续趋向缓和。”[4]“和平与发展仍然是当今世界两大主题。”[5]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际形势发生了剧烈的动荡和变化，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变更，苏联的解体，使得许多人改变了对当前国际形势的看法。邓小平仍然认为，尽管国际形势发生变化很快，但真正的矛盾并没有解决，和平与发展仍然是全世界面临的主要问题。江泽民也指出：“世界要和平，国家要发展，社会要进步，经济要繁荣，生活要提高，已成为各国人民的普遍要求。”[6]
和平问题，主要是指在较长时间内维护世界和平，防止新的世界大战的问题，其中也包括用和平手段解决国际争端和制止局部战争的问题。由于西方国家奉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是世界最危险的战争策源地，是危害世界和平与稳定的根源，因此又把和平问题称之为东西问题。现在虽然在较长时间内防止新的世界大战的爆发是可能的，但是人们仍然面临战争的威胁。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由于军备竞赛，特别是核军备竞赛日益加剧，和平问题便成了世界人民关心最多的一个问题。维护世界和平是当今世界的根本问题，它关系着人类的生存和命运，是人类进步事业的必要保障。维护世界和平将给人类发展和其他问题的解决创造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所以和平问题是一个事关全人类的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
发展问题，主要是指经济发展，增强综合国力，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由于大多数发达国家在北方，发展中国家在南方，因此，发展问题也称之为南北问题。如果南北方的不平等关系不解决，如果不能建立起比较平等的国际新秩序，那么整个世界经济就难以形成良性的发展，所以发展问题不仅是发展中国家的问题，而且是整个世界的发展问题。我们应该把发展提到整个人类的高度来认识，要从这个高度去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
和平与发展是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发展要在和平环境下才能顺利实现，和平也离不开发展，只有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发展起来，和平力量才能不断壮大，才能避免世界大战。在全球性问题中，除了和平与发展问题之外，还面临着形形色色尖锐复杂的其他问题，如人口问题、粮食问题、环境问题、国际恐怖主义问题、资源短缺问题、生态平衡问题、毒品问题、疾病蔓延问题等。而人类面临的这些全球性问题的解决，归根到底取决于和平与发展这两个问题的解决，抓住了这两个问题，就抓住了解决其他问题的根本和关键。
邓小平和江泽民关于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两大主题的论断，既是对国际形势发展新变化、新特点和新趋势的科学概括，又是对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面临的共同目标和任务的明确揭示，它反映了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的愿望和利益的一致性以及开展广泛合作的可能性。这一科学论断，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新时期外交工作提供了重要依据，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第三，霸权主义、强权政治是和平与发展的主要障碍。江泽民指出：“进入新世纪，国际局势发生了冷战结束以来最深刻的变化，不稳定因素增加。”[7]“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存在，始终是解决和平与发展问题的主要障碍。”[8]一些西方国家坚持要把它们的政治制度和价值观强加于别国。冷战时期形成的某个军事集团正在进一步扩大，并公然违背国际公约，悍然武装干涉他国内政，特别是有的超级大国妄图建立由其领导的世界新秩序，到处插手别国内部事务，大肆扩张其政治、经济势力范围，推行新殖民主义。为了推行霸权主义，它们对别的主权国家已不满足于进行行政施压、经济制裁和文化渗透，甚至不惜发动战争，这是由其帝国主义的本性所决定的。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经济旧秩序还在损害着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贫富差距继续扩大，利用“人权”等问题干涉他国的现象还很严重。此外，因民族、宗教、领土等因素而导致的局部冲突和战争时起时伏，世界仍不安宁。世界各国人民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维护世界和平的任务仍然十分艰巨。
第四，政治多极化在曲折中发展。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基本政治格局，经历了美苏两极格局确立与多元发展，两极与多元并存，两极格局终结与多极格局待立的演进过程。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世界局势发生急剧变化。邓小平指出：对于国际局势要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经过冷静观察和分析，他认为世界正出现多极化发展趋势，指出：“现在旧的格局在改变中，但实际上并没有结束，新的格局还没有形成。”[9]未来会形成“一超多强”的多极世界政治新格局。江泽民指出：“世界正在走向多极化，这是当今国际形势的一个突出特点。无论是在全球还是在地区范围，无论是在政治还是在经济领域，多极化趋势都在加速发展。极少数大国或大国集团垄断世界事务、支配其他国家命运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了。”[10]世界格局演变是各种政治、经济等综合力量发生作用的结果，其中大规模战争或某些重要国家发生剧变以及各种力量对比发生重大变化是重要原因。苏联解体标志着美苏两极格局的终结，旧格局已经打破，新格局尚未形成。美国是当今世界惟一的超级大国，但一家独霸世界力不从心；欧洲联盟的建立，是经济、政治中一股举足轻重的力量；日本正在积极努力，争取由经济大国向政治大国迈进；俄罗斯现有的实力，决定它仍会在国际舞台上发挥重要作用；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国际地位不断提高，国际影响不容低估；发展中国家的崛起，必将在世界事务中发挥愈来愈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