帆船的转型

帆船的逐步转型既有利于实现军事目的，也有利于实现商业目的。升高甲板和扩大船体带来了更大的载货空间。去掉桨手则削减了劳动力，让船只无须停下来补充淡水和粮食即可远航。炮门和火炮看似仅仅具备军事功能，但在欧洲航海技术发展的成型阶段，战斗和贸易几乎是密不可分的。在地中海，像威尼斯、热那亚和比萨这样的城邦为了争夺航道和市场而战。在大西洋、北海和波罗的海，商船会自行武装，而且有时会组成护航船队，以此抵挡海盗船和私掠船。　商船在必要时也能够充当战船。当桨帆船撤出欧洲北部水域后，海上贸易和海上作战行动就依赖帆船这样的技术与装备。

大型武装帆船改变了欧洲各地的战争与贸易。现今的巴斯克地区位于法国和西班牙的边境，它的历史可以反映出这种武装帆船从中世纪开始给当地带来的影响和在大西洋世界的演变中发挥的重要作用。随着英格兰与西班牙之间贸易的发展、航海技术的变迁，巴斯克商人和水手在11世纪前往大西洋海岸，在比斯开湾（Biscay）一带设立港口。他们起初主要将西班牙羊毛运往英格兰，不过后来逐步发生分化，开始以其他方式利用新航海技术。巴斯克水手在法兰西、不列颠和爱尔兰外海建立渔场，而后甚至冒险前往冰岛，在那里捕捞鳕鱼，最终又开始捕杀鲸鱼，以此为英格兰毛织业供应鲸油。截至1517年，巴斯克渔民和捕鲸者已经远达北美海岸。他们在贝尔岛海峡畔的拉布拉多设立季节性营地，距离北欧人曾在11世纪短暂定居的地点还不到50英里。

巴斯克人的经历说明大型帆船拥有多种用途，其设计也会受到诸多因素影响。比如说，巴斯克捕鲸船就要比捕鱼船队里的船只大得多。捕鲸船也由于其庞大体积成为重要的军事资产。它们能够拥有多达三层的甲板，到了16世纪中叶还会携带火炮，船上人员也配置了适宜甲板战斗的装备。巴斯克捕鲸船携带火器、弩、长矛、盾牌、头盔和躯干护甲。之所以要如此装备，是因为围绕大西洋捕鲸场所可能会发生战斗，而且在返回欧洲水域的冒险归途中还要保卫船只和货物。于是捕鲸船令巴斯克人成为加拿大沿海的强大军事存在。

1542年，让-弗朗索瓦·罗贝瓦尔（Jean-François Roberval）和雅克·卡蒂埃（Jacques Cartier）麾下的一支法国探险队试图在加拿大设立一个永久殖民地时，西班牙海军讯问了曾在这一地区劳作过的巴斯克渔民。一年后，巴斯克捕鲸者在圣劳伦斯湾摆开阵势威吓法国人，促使他们离开加拿大。此后60年间，法国人再未尝试在这一地区设立永久定居点。当法国和西班牙在16世纪50年代走向战争时，巴斯克捕鲸者陷入了分裂，对立的各方纷纷拿起武器展开对抗，最终迫使那些站到法国一方的人选择退却。几年后，曾有一位遭到驱逐的捕鲸者约翰尼斯·德·加伯里耶（Johannes de Gaberie）将他的船带回纽芬兰海岸，与其对立的其他捕鲸者则发动袭击，杀死了加伯里耶麾下的几个人，夺走了他们收集的鲸油。到了16世纪70年代，英格兰人开始考虑殖民纽芬兰，他们在此时意识到捕鲸船在军事上的重要性，认为有必要撵走巴斯克人。不过，英格兰议会并不支持在北美海域展开军事行动，而是选择禁止进口巴斯克鲸油。(https://www.daowen.com)

帆船改变了巴斯克地区的经济，将整个区域纳入一张国际贸易与冲突的网中。为了满足建造、装配、维护船队的需求，成千上万的人流动起来，海岸线和内陆地区也发生了变迁，可以说船只实质上改变了巴斯克地区的地理：天然深水港口获得改良，河流得到疏浚，用以服务船只的船坞与起重机修建起来，大型城镇也在港口附近出现。最后，为了将大西洋贸易引入毕尔巴鄂城（Bilbao）^[7]，工程师和工人们甚至改变了内尔维翁河（Nervión）的水道。在海岸线发生变迁的同时，内陆景观也出现了变化，人们开始特地培育用于造船的橡树林场。林场主以其特有的高度专业化林业技艺，对树干和树枝进行精选与塑形，以此供应船体骨架和舱板所需的木材。

巴斯克人对木材供应问题的回应可谓异乎寻常。因为欧洲其他地方的树木较为充足，也没有必要依靠如此专业化的林业手段。与此相反，为了寻找合适的木材，造船业者建立了精巧的供应网，以此获取相应体积、强度和形状的木材。“玛丽·罗斯号”虽然是在朴次茅斯建成，但它的船梁用的却是来自远方汉普郡（Hampshire）和东安格利亚（East Anglia）的树木。桅杆用材则带来了特殊的挑战。就船桅而言，欧洲最好的木材源自波罗的海腹地的针叶林，因此英格兰、荷兰和法兰西造船业者都前往那里寻找供应源。在第一次英荷战争期间，英格兰人无法获得波罗的海的木材，新英格兰北部便成为英格兰桅杆用材的替代供应源，这大大刺激了新英格兰新兴造船业的发展。虽然在17世纪有评论家发出警告，认为造船业将毁灭欧洲的森林，但事实并非如此，它只是改变了商人和政府、利用、管理林木的方式。

在大型帆船发展所造成的地理影响中，最主要的并非源自建造帆船的挑战，而是停泊帆船的问题。中世纪的桨帆船或维京船都可以直接靠岸，与它们相比，近代早期的帆船停泊难度则要高得多。大型帆船需要良港，于是，它们就将欧洲的主要贸易集中到地理位置较为有利的城镇。在那些最为成功的港口中，有许多像安特卫普（Antwerp）、布里斯托尔、汉堡、伦敦、鲁昂（Rouen）和塞维利亚（Seville）那样，或是地处狭长河口的内陆末端，或是距离海岸线尚有一定距离，但坐落在深水河畔。它们的地理位置能够为船只提供保护，使其不受恶劣海况或海上突袭的损害。停泊船只的需求引导了欧洲贸易发展。此后，随着跨大西洋殖民和贸易的降临，帆船也对非洲、大西洋及加勒比诸岛乃至南北美洲海岸的贸易和开拓带来了类似的影响。

葡萄牙人15世纪在非洲西海岸的探险便是一个典型例子。葡萄牙人急于让船尽可能接近当地市场，于是就自然而然地选择溯河而上。他们尝试在塞内加尔河（Senegal）、冈比亚河（Gambia）和刚果河（Congo）岸边设立内陆港口，但航行中遇到的麻烦、当地居民的武装抵抗和危险的疫病环境令葡萄牙人确信还是撤出大部分上游据点为好。他们转而将船只带到沿海港口，鼓励非洲贸易对象弄来黄金、象牙等物产，以及作为奴隶出售的囚犯与战俘。船只的吃水深度^[8]让欧洲人对非洲地理有所了解。探险者起初在能够航行到的沿海、沿河地区和未知的、大概存在危险的内陆地区之间画出一条界线，后者只能依靠步行或乘坐骆驼、马匹乃至划艇抵达。最终，面朝大西洋的整个大洲在欧洲人眼中都成了一块庞大的“内陆”，只有葡萄牙的安哥拉殖民地周边是个例外。欧洲人只能在船上或奴隶贩子沿海岸修建的坚固城堡里找到安全感。大型帆船也塑造了非洲人对欧洲人的认知。船是欧洲权力的根基，但它们也限制了这种权力的行使范围，使得两大洲居民在物质和文化上的疏离感愈加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