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的原住民领袖们

接下来的几十年里，随着反叛者、军人和政治领袖将战争作为改革工具，与兵役相关的问题不仅在美国变得越发紧迫，在整个大西洋世界都是如此。一些战斗人员从拿起武器的那一刻起就拥有激进的意图，但在许多情形下，兵役的意识形态含义要随着时间的推移才变得明确起来。1777年12月18日，一个名叫何塞·图帕克·阿马鲁（José　Tupac Amaru）的人，自称是苏里马纳（Surimana）、潘帕马卡（Pampamarca）、通加苏卡（Tungasuca）村的“卡西克”，出现在利马（Lima）的王室官员会议上。他声称自己是代表秘鲁廷塔（Tinta）省的所有卡西克发言，也就是传统的原住民领袖。图帕克·阿马鲁就那些印第安人遭受的虐待提出了抗议，这是因为他们在200里格之外的波托西（Potosí）遭遇了难以估量的苦难。他解释说：“那些村庄居民是被迫带着他们的妻儿前往如此遥远的矿区，痛苦地告别了他们的亲属和家园。有些人死在了路上，还有些人在银矿里工作时受了重伤或丧生，再也无法返回自己的村庄。”图帕克·阿马鲁要求秘鲁的法院保护原住民的利益，他建议采用更好的方式经营银矿，而且提出了让矿工“自带黑人”来做工的特别计划。图帕克·阿马鲁在1777年还是尊重国王权威的，他在官方渠道内代表秘鲁原住民做出了努力，并且向诸多帝国官员发出了几份请愿书。

在安第斯山区的其他地方，另一些原住民领袖也进行着类似的活动。1778年，托马斯·卡塔里（Tomás Katari）开始了一系列漫长的抗议活动，这是一位说艾马拉语（Aymara）却不会讲西班牙语的抗议者，他从波托西前往布宜诺斯艾利斯，沿路抱怨原住民遭到的虐待。当卡塔里回到位于马查镇（Macha）的家时，遭到了鞭笞与监禁，该镇地处现今的玻利维亚境内。卡塔里的支持者聚集起来，设法使他获得自由。等到他再度被捕后，支持者们就抓了一名人质，要求让卡塔里恢复自由。狱卒拒绝交换后，他们就杀掉了人质，然后劫持了另一名人质，成功地让卡塔里获释。曾经从合法请愿开始的抗议已经沦为暴力举动。

18世纪80年代初的安第斯山区战争比美国独立战争更具毁灭性。从1780年8月到1782年1月，安第斯山区的敌对行动，大约有10万人死亡。图帕克·阿马鲁并没有参与托马斯·卡塔里的抗议活动，但在1780年11月，他精心策划了一场行动，以此表明自己的革命意图。他带着一小队支持者绑架了一名税吏，迫使他写信将数十名西班牙官员召集到图帕克·阿马鲁居住的通加苏卡。与此同时，他和其他几名卡西克将上千名原住民带进城镇。等到所有人集合完毕后，镇上的传令官用克丘亚语（Quechua）宣布原住民将不再被迫前往矿山或纺织作坊劳动，并且废除了几种税收和法规。然后，税吏在一支盛大的游行队伍引领下前往绞刑架，陪同在税吏身边的是一名原先当过他奴隶的人，正是那个人将他绞死了。

即便在采取这一行动后，图帕克·阿马鲁仍然坚持认为他忠于西班牙王国政府。他认为殖民地官员在1763年之后强制推行的帝国税收制度和重新实施强迫劳动的政策是未经授权的，这种做法违背了西班牙几个世纪以来的治理原则。根据这一信念，他谋求组建一个多样化的支持者联盟，其中包括欧洲裔的殖民者、混血种人、被奴役的非洲人、非洲裔人以及诸多原住民群体的成员。但他也以令人忧心的方式乞灵于印加的权威，声称自己是印加统治者的直系后代。事实上，印加的最后几个皇帝之一就叫图帕克·阿马鲁这个名字。在作为军事、政治领袖期间，他发布了复杂且可能自相矛盾的声明，但许多追随者却以简单的方式理解他的方案，他们认为自己正在参与某种近乎奇迹的事业，印加帝国重现了。

战争激化了种族和社群之间的敌意。总的来说，来自西班牙的移民和西班牙殖民者都在逃离图帕克·阿马鲁及其支持者，而且在途中散布吃人和大屠杀的故事。在某些地方，革命者的行动似乎证实了他们的担忧。双方展开的最初几场大规模交战中曾有一场发生于1780年11月，当时图帕克·阿马鲁的支持者面对效忠派殖民者和秘鲁原住民组成的混合部队，等到战斗结束时，578名殖民方战斗人员全部死去。几个星期之后，起义军据说在卡尔卡（Calca）杀掉了每一个穿着衬衫的人。一些起义者强奸了西班牙妇女。在库斯科（Cuzco）附近的切卡库佩（Checacupe），一支突袭队杀害了包括妇女、儿童和当地神父在内的西班牙人。更遥远的南方地区在图帕克·阿马鲁的直接影响范围之外，那里的革命者杀死了成百上千的人，据说没有一个拥有欧洲背景的人能够幸免于难。一个名叫图帕克·卡塔里（Tupac Catari）的原住民领袖向的的喀喀湖（Lake Titicaca）一带的支持者发出命令，指示他们杀死所有西班牙官员及其妻儿。他的命令里还规定：“凡是确系西班牙人或看似西班牙人，至少是穿着打扮模仿西班牙人的人，都要处死。”图帕克·卡塔里不仅力求消灭西班牙帝国主义的代理人，还要干掉他们的后代和同伙，清除这一地区几乎所有西班牙影响的痕迹。

图帕克·阿马鲁将自己定位为解放者，承诺保证包括非洲裔奴隶在内的全体秘鲁人民的利益。但在暴力当中很难将解放和胁迫进行区分。他的确向被奴役的人提供了自由，不过即便在这么做的时候，他也发出了威胁：如果他们拒不听从他的命令，就会遭到报复。(https://www.daowen.com)

鉴于每个人都遭受过欧洲人的粗暴对待，他们都应该毫无例外地来支持我的立场，即完全背弃西班牙人。如果他们是隶属主人的奴隶，那就还有一个额外的好处，即从所受的束缚和奴役中解放出来。如果他们不接受这一宣言，他们将受到我所能施加的最严厉惩罚。

这则声明中带有一定的虚张声势成分。虽然图帕克·阿马鲁的势力相当强大，但他们从未进入秘鲁境内大多数非洲后裔居住的地区。面对主人和政府的胁迫，被奴役的秘鲁黑人更有可能为帝国当局而战而非为起义军而战。事实上，尽管图帕克·阿马鲁希望从秘鲁社会的所有层面招募人员，但对抗他的部队却更能代表秘鲁的各个阶层。在为保卫殖民政府而战的士兵和民兵当中，有混血种人、黑人、拥有西班牙血统的人和西班牙人。

帝国军队对革命者施加了严厉的惩罚。他们有时会拒绝接受俘虏，在某些交战后还会实施大规模处决，一次杀死几百乃至上千人。他们以戏剧般的夸张方式处理司法工作，在1781年4月擒获图帕克·阿马鲁之后的做法尤其如此。图帕克·阿马鲁和包括妻子米卡埃拉·巴斯蒂达斯（Micaela Bastidas）在内的其他几个人一同受审。妻子在整场战役中一直担任他的顾问和副手。图帕克·阿马鲁夫妇都被判处死刑。他被迫看着刽子手用绳子笨拙地勒住米卡埃拉。接下来，刽子手割掉了他的舌头，把他的手脚绑在四匹马上，可是，在场的人之前都没有肢解过犯人，他们没办法让马匹把图帕克·阿马鲁的四肢卸下来，于是，他们就用斩首代替了肢解。他们甚至还让图帕克·阿马鲁年仅10岁的儿子观看行刑。

图帕克·阿马鲁及其家人受到的关注远远超过了被殖民军俘虏的其他大部分人。在被俘一周后，何塞·德尔·巴列（Jóse del Valle）率部攻入圣罗莎镇（Santa Rosa）。德尔·巴列把镇上的所有男人都召集到中央广场，然后下令处决其中的五分之一。他的士兵杀戮的既有正处于作战年龄的壮丁，也有老人；既有革命者，也有殖民政权的支持者。德尔·巴列听说圣罗莎是个“反叛的城镇”，因而打算恐吓这里的居民，让他们屈服并明确传达信息。殖民当局诋毁秘鲁的原住民文化，以此回应革命者发动的反抗西班牙人的军事行动。处决图帕克·阿马鲁后，殖民政府试图禁止传统服饰、克丘亚语、传统乐器和世袭职位。

秘鲁在18世纪并非是欧洲人领导下的帝国之争的主战场，然而，它的经济和政治却深受伴随跨大西洋贸易而来的地方性暴力和帝国大战的影响。与美洲的其他大多数殖民地一样，秘鲁从非洲进口了奴隶劳工，图帕克·阿马鲁则对奴隶制发起了挑战。他和他的支持者还抗议强迫原住民劳动的做法，这种抗议打击了银矿开采和白银贸易，而白银贸易正是秘鲁和欧洲之间最重要的经济纽带。革命者的不满情绪源自西班牙王国政府实施的帝国治理新举措，而这些举措正是为了应对西班牙在七年战争中的糟糕表现才制定的。秘鲁只是远远地体验了那场战争，但七年战争的冲击波已经破坏了殖民社会的稳定。而在人们对帝国之间的战争体验更为真切的其他大西洋地区，革命者就更加明确地对18世纪战争模式提出了抗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