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西洋战争时代的终结

英帝国、西班牙帝国和葡萄牙帝国的部分解体标志着近代早期横跨大洋的大西洋战争时代终于结束。英国、西班牙和法国在19世纪的确会偶尔武力干预美洲事务，同样的，一些美洲人特别是加拿大人也会参与欧洲战争。但跨大西洋的战争模式已经发生了变化，革命时代过去后，战争很少会同时在大西洋两岸发生，也几乎不会从大洋的一边蔓延到另一边，当时逐渐涌现出一种由正式和非正式国际协定组成的新型国际关系结构，它阻止英国和其他欧洲列强向生活在其现有帝国边界以外的原住民提供军事援助。

虽然一些美洲原住民在独立战争中加入爱国者一方作战，但在战争结束后，美国的大多数军方高层都认为美洲原住民作为一个整体曾经以暴力抗拒新国家的成立。既然美洲原住民和英国人并肩作战而且输掉了战争，那么他们就已经战败，他们的土地就已被征服。战争期间，大陆军的部队曾经攻入纽约北部的豪德诺索尼村庄，烧毁了庄稼，摧毁了村落，导致上千人流离失所。战争结束后的几十年里，美军指挥官们也将这种作战方式当作自己在俄亥俄河流域、大湖以南地区和南方进行类似军事行动时的保留手段。但在18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一系列重要交战中，美洲原住民同盟还是成功地抵御了美军，联邦政府在一定程度上因此变得更倾向于谈判，在原住民领袖中寻找盟友，并且承认美洲原住民拥有自治权、主权和土地。

在美国—原住民关系的形成阶段，英帝国的代表，包括军队指挥官、士兵、商人、加拿大殖民地官员和伦敦的外交官与大臣发挥了重要作用。直到1794年，英军都在英国此前正式让渡给美国的西部地区保留了一些堡垒。这些堡垒成了原住民群体接受包括武器在内的各类补给物资的贸易点。在与美国发生冲突期间，美洲原住民战士和难民就进入那些堡垒寻求庇护。即便到了英国军队撤出该地区之后，在美国宣称拥有主权的土地上，来自加拿大的商人仍然继续为战士们提供物资，这令美国的领导人和评论家们大为震惊。英国与阿巴拉契亚山脉以西原住民存在持续联系自然是事实，它也成了一种让原住民们团结起来的战斗口号，它在1812年美国对英国开战时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英国人在那场战争期间与特库姆塞（Tecumseh）结盟，他是肖尼人（Shawnee）中的一位颇有远见的军事领袖，主张原住民在位于现今美国中西部和南部的广阔地带独立建国。直到1814年，英国人在与美国人进行和平谈判时仍然要求从今天的明尼苏达、威斯康星、艾奥瓦、密苏里、伊利诺伊和俄亥俄分割土地，建立一个自治的美洲原住民国家。但英国人几个月之后就放弃了他们的原住民盟友，在《根特条约》（Treaty of Ghent）中宣布拒绝卷入美国境内的任何美洲原住民事务，这实质上就是让原住民听凭联邦政府发落。《根特条约》仅仅涉及美国声称拥有主权的地区，但在1823年提出的门罗主义（Monroe Doctrine）当中，联邦政府宣布反对任何欧洲大国在西半球建立新殖民地，试图以此单方面扩大其国家主权。美国在1823年的军事力量和外交影响力都不足以让它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欧洲大国，尽管如此，门罗主义还是大致预测到了未来。即便在相隔遥远的地区，对限制跨大西洋军事行动的共同兴趣却越来越大。美洲各地的反帝国、反欧洲信念与种族仇恨、刻板信条同时存在，它们把遥远的大陆和不光彩的军事行为联系起来。

图11.2　一幅1812年的美国漫画，描绘了英国与美洲原住民的同盟。收于国会图书馆

在散布于广阔的大西洋世界里的各个地区，随着革命者及其对手越来越多地将战斗与意识形态联系起来，革命斗争就改变了军事文化。政治领导人们推崇的是爱国的、忠诚的军人，而不是雇佣兵、机会主义者和外来干涉者，他们认为后者没有参与战斗的正当利害关系。对立思维有时是将原住民和欧洲人对立起来，或是让革命的美洲白人和欧洲人对立起来，或是把海地黑人和白人对立起来，使得许多人难以承认不同社群的成员能够在合作的同时维持独立性并坚持原则。美洲各地的新兴国家捍卫新边界的做法进一步推动了责难殖民列强与马龙人、奴隶或原住民结盟的总体趋势。在19世纪，当马龙人、奴隶和美洲原住民对抗得到国际承认的殖民政府或新兴国家政府时，就发觉自己越来越难以从境外招揽盟友。(https://www.daowen.com)

海上军力平衡的变化更加剧了它们的孤立境况。新的美洲国家政府和旧的欧洲帝国列强加强了它们对海洋的统治。革命时代的新军事道德规范妨碍了私掠行为。1815年之后，跨大西洋贸易的发展导致货物价格普遍下降，因而减少了海盗和私掠活动的利润。随着商业掠夺行为减少，受到袭击的风险也有所降低，商船把自己武装起来的可能性就下降了。与此同时，秉持民族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政府继续向海军投资，军舰变得越来越复杂精密、越来越专业化，海军的支配地位越发巩固。英国皇家海军成为大西洋上高于一切的海上力量。

美洲的政治领导人和欧洲的殖民列强曾经在长达几个世纪的时间里鼓励人们将非洲奴隶运过大洋，不过他们随后改变了自己的活动方向。在英国的带领下，从1807年到1850年，大洋两岸的各国政府和帝国当局开始拦截贩奴船，禁止将奴隶运过大西洋。他们的这种做法破坏了美洲和非洲之间长期以来存在的牢固联系。

弗朗西斯科·费雷拉·戈梅斯（Francisco Ferreira Gomes）于18世纪末生于巴西。根据某些说法，戈梅斯在出生时还是奴隶，但他的父亲花钱为他赎了身。戈梅斯之父曾在一个前往中非沿海葡萄牙治下的本格拉（Benguela）城周边地区执行军事行动的步兵营里担任中尉。像他父亲这样的军官，有时会在非洲、欧洲和巴西之间以商人身份运输奴隶、农产品和制成品增加收入，他的父亲可能是在去里约热内卢做生意时认识了他的母亲。戈梅斯在巴西度过了童年，但在15岁时搬到了本格拉，此后不久就加入了其父亲所在的军营。到了19世纪20年代，戈梅斯已经成为富翁，他至少投资了两艘商船，并且从事奴隶贸易，就经济层面而言，他参与了在巴西出售将近7000名安哥拉奴隶的活动。戈梅斯在政治上也颇为活跃，1824年，他被人指控密谋绑架葡萄牙的本格拉总督，意欲夺取港口并升起巴西帝国的旗帜。据说戈梅斯及其同谋得到本格拉的军人以及在安哥拉沿海活动的商人和帆船船员的支持，有些人声称这些商人曾经寻求过里约热内卢的军事援助。

巴西仅仅在两年前才宣布独立，而针对戈梅斯的指控正是独立引发的回响。可即便是起诉他的人也被其他的先例弄得惊骇不已。他们发出警告，认为戈梅斯是个危险人物，原因则在于他是黑人，那些支持他的士兵也是黑人。他们声称密谋者的目的是建立一个类似海地政权的政府。据说他们计划杀死大量的葡萄牙人，一位目击者断言“戈梅斯打算用效忠派欧洲人的鲜血洗脚”。这些指控暴露了在大西洋革命背景下已然根深蒂固的恐惧和种族仇恨。不论这些故事是否准确，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戈梅斯及其支持者对白人进行了区分。按照起诉者的说法，戈梅斯声称自己效忠巴西皇帝，并希望得到巴西白人的支持。他们说戈梅斯的目标是把葡萄牙在大西洋沿岸的非洲前哨据点从欧洲人统治下解放出来，与此同时保持巴西和安哥拉之间重要的经济、政治联系。

巴西独立打乱了旧有的政治秩序，但在充满社群仇恨的革命氛围中，就很难一边维系支撑奴隶贸易的同盟、合作伙伴关系，一边建立新的权力脉络。戈梅斯被控犯有叛国罪，但派系政治最终使得针对他的诉讼落了空。此人被逮捕后乘坐一条属于自己的船前往安哥拉首府罗安达，那里的神职人员和其他人怀疑本格拉殖民当局已被共济会渗透乃至陷入动乱。在审查了针对戈梅斯的证据后，他们表示找不到丝毫证据证明指控属实。戈梅斯获释后收回了自己的财产，回到本格拉成为一名法官，在监督商业纠纷的法庭任职，而且还能够继续参与奴隶贸易，他在1834年退休后回到了里约热内卢。

大西洋的旧世界并没有在顷刻之间崩塌。巴西直到1888年才废除奴隶制，安哥拉要到1975年才从葡萄牙手中争取到独立，可即便是在19世纪20年代，革命和废奴带来的震颤就已经传播到那些国家。随着曾经塑造戈梅斯和其他无数人生活的跨大西洋军事网络陷入分崩离析，期盼、希望和恐惧传遍了巴西、安哥拉和大西洋的每一处海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