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大西洋奴隶贸易

刚果的管理体制在17世纪瓦解了。蔗糖产量的上升导致美洲对奴隶的需求不断增加，跨大西洋奴隶贸易的发展使得管控变得越发艰难。接下来，刚果的政治秩序也崩溃了。相互对立的统治者给对手贴上叛逆的标签，威胁让整个社区沦为奴隶。1653年，一名传教士在乌洛洛（Ulolo）村被杀，国王加西亚二世（Garcia Ⅱ）随后下令逮捕村庄首领及全部居民。在类似这样的事件中，妇女、儿童会和男子一同沦为奴隶。这些都改变了刚果。根据一位观察者的说法，在17世纪五六十年代，刚果一半的人口生活在奴役状态下。由于相互敌对的刚果派系将当地战俘卖到国外，战争也为跨大西洋市场供应了奴隶，乌洛洛的村民就被带到罗安达卖给了葡萄牙人。在刚果和非洲其他地区，战争满足了奴隶贸易的需求，奴役和流放也成了越发强大的战争工具。

大西洋奴隶贸易的发展迫使许多人重新审视奴隶制的价值与目的，重新评估奴隶制与战争的关系。1643年，刚果国王加西亚二世对这种建立在不断运用暴力基础上的劳动制度的可行性与合理性提出质疑。　他为奴隶贸易导致的苦难感到遗憾，还特地就与奴隶制相关的战争发出了控诉，正是那些战争促使他的王国陷入分裂和收缩。

在其他地方，用作货币的是金、银和其他货物，而这里的交易品和货币都是人，不是用黄金来计量，不是用布匹来计量，而是用人来计量。这是我的耻辱，也是先辈的耻辱，出于单纯，我们让许多罪恶有机会出现在自己的王国，其中最重要的就是那些妄称我们从未统治过安哥拉和马坦巴（Matamba）的人。武器的差异让我们丢失了那里的土地，暴力令我们丧失了权力。

在近代早期，战斗体验及其后果始终为有关奴隶制和奴隶贸易的争论注入动力。反对奴役、买卖俘虏的人指出这类做法损害了社会的凝聚力，导致政局不稳和暴力长期存在。这样的关切最终导致了废除奴隶制的呼声高涨，而早在那种呼声出现前，战时的敌意和与军事冲突相关的其他动态变化就已经使得奴隶挑选过程发生了扭曲。

很少卷入战争的群体，例如北极地区的人群，并不具备强迫他人屈服、使其沦为奴隶的能力和渴望。作为对比，处于交战中的非洲和美洲社会多数会蓄奴。在某些地方，有人可能生来就是奴隶，或是被他们的父母或亲属卖做奴隶，犯了错误的人也时常被判处奴役刑罚，但绝大部分蓄奴社会都有大批奴隶是在战争中捕获的。南美洲的某些原住民用宠物来指代战俘，这种类比吐露了真实想法。南美人杀死野生动物的父母，然后承担起家长职责，以此将它们转化为宠物。这种过程虽然暴力，但也是在同化。他们把幼年的动物带进家庭内部，创造出的情感，逾越通常情况下的古板界限。许多美洲原住民把他们的战时对手妖魔化、非人化，但收养、亲近战俘却也在相互交战的社群之间建立了纽带。和非洲一样，南北美洲的原住民时常与沦为奴隶的战俘通婚。(https://www.daowen.com)

图8.2　刚果国王加西亚二世与欧洲传教士交谈。收于拜内克稀见图书与手抄本图书馆，耶鲁大学

然而，在大西洋世界的几乎所有地方，随着跨大西洋贸易的发展，战争与奴隶制的关系都发生了变化。大西洋奴隶贸易创造了保留战俘性命将他们卖到远方的动机，这又促进了各地冲突的螺旋式上升，从而为奴隶贸易供应了“货物”。大西洋贸易也改变了战败的后果，男人、女人和儿童可以被日复一日地运到主人手中。

美洲殖民地的奴役体验差异巨大。有的奴隶或是和他们的主人住在一起，或是分成小群体居住。有些居住在城市里的奴隶劳工、匠人和居住在偏远地区的奴隶牧人过着相对独立的生活。而在另一个极端，大型种植园里农业工人的生活方式往往像是最糟糕的兵役生活。甘蔗种植园里的奴隶住在营房里，以小队为单位工作，时常受到监督，而且会经受严厉且有时颇为专横的体罚。生活在上述环境下的奴隶力求组建、维持家庭，可他们时常年纪轻轻就已死去。18世纪中叶，运抵英属西印度群岛的奴隶有高达十分之一的概率在一年内死去。将近五分之一的奴隶会在抵达目的地后的3年之内死去。1626年到1807年，共有38.7万奴隶来到巴巴多斯，可英国当局在1834年清点当地奴隶人口时发现仅存8.4万人，这是废奴进程的一个组成部分。特赖恩在17世纪80年代评论加勒比海地区环境时表示，“它看起来就像是战神马尔斯的疆场，时常需要新兵去填补被杀士兵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