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印度公司
从16世纪末开始，特别是在1621年恢复战争状态后，荷兰人与哈布斯堡王朝的斗争就具备了全球性，荷兰人越过大西洋扩张到加勒比海和巴西，向南攻入非洲，而且继续深入印度洋。冲突规模促使荷兰人需要进行思考，他们不仅需要了解零星散布的各个殖民地在经济、军事层面的优缺点，还需要熟悉殖民地周边地区原住民的性格、技能和弱点。荷兰记述者尼古拉斯·范·瓦塞纳（Nicholaes van Wassenaer）在17世纪20年代根据离奇、可怕的二手报道编写了著作，对美洲、非洲和东印度群岛的食人习俗进行了详尽的比较。这种比较的主要目的是通过对比诋毁原住民，颂扬欧洲文化，以此证明殖民扩张的正当性。可当荷兰人概括世界各地原住民的军事实践时，他们的目的并不总是想要贬低他人。与此相反，西印度公司里的某些军方领导人坚定地认为巴西原住民拥有独特技能，也将能够在非洲为荷兰人提供帮助。
1641年，荷兰西印度公司发动了一场旨在将葡萄牙人逐出安哥拉的战役。安哥拉是葡萄牙人当时在非洲最大的一块殖民地，而且有报告提到刚果新国王加西亚二世将会给荷兰人提供支援，这也促使荷兰人发起进攻。远征军从巴西乘船出发，除了荷兰海员和士兵外，船上还有240个“巴西人”，其中既有被招募为战士的男人，也有为男人提供后勤支持的女人。此次远征攻克了位于罗安达的葡萄牙要塞——西印度公司随后据守此地整整七年——但远征事业的成果却远少于预期。西印度公司的董事们曾经计划与加西亚二世建立同盟，利用同盟关系确保荷兰人在这一地区的霸权并控制奴隶贸易。他们不仅打算为美洲的荷属殖民地获取非洲奴隶，还打算切断西班牙和葡萄牙帝国的奴隶劳动力供应，希望这两个帝国的经济崩溃。然而，荷兰人从未实现这种霸权。
荷兰舰队的一名成员提道，“罗安达的居民集结了大约25000名黑人或黑色摩尔人和大约1000名白人抵抗我军”。荷兰人攻入罗安达后，抵抗军撤出该城，转而增援这一地区的其他葡萄牙人据点。与此同时，由于荷兰人当中了解安哥拉的翻译或使者很少，他们就难以维持罗安达的奴隶贸易，那里的贸易量衰落到仅仅相当于葡萄牙统治时期的一小部分。“巴西人”也帮不上什么忙，其中有的人早在登陆之前就死于风餐露宿或海战，另一些人则在安哥拉之战和后续的圣多美之战中阵亡，而更多的人则死于疾病。当荷兰人于1642年将幸存者带回巴西时，只有不到100人。为了在安哥拉生存、牟利，荷兰人就需要在当地寻找盟友，一个或许行得通的解决方案是与安哥拉的葡萄牙社区成员缔结协定，恢复过去的贸易渠道。荷兰人尝试过这种策略，但他们的非洲盟友反对此事。加西亚二世决心赶走葡萄牙人，荷兰人的另一个强大盟友——恩东戈的恩津加女王（Queen Njinga of Ndongo）也是如此。经过为期数年的复杂外交，西印度公司于1647年同意听从恩津加的指导意见，联手发动远征，从罗安达出发征讨内陆的葡萄牙人，这实际上削弱了罗安达的守军。荷兰人相当不幸，当时恰好有一支来自里约热内卢的葡萄牙舰队抵达罗安达。罗安达的荷兰指挥官意识到自己的处境相当危险，也可能是高估了葡萄牙人的实力，于是就投降了。
西印度公司于1648年撤出罗安达是荷兰帝国主义性质发生根本转变的开端。1654年，西印度公司被逐出巴西。1664年，新尼德兰落入英格兰之手，荷兰人在1673年短暂地夺回了新尼德兰，但在1674年的《布雷达条约》中又把它还给了英格兰人。此后，荷兰商人依旧在大西洋里“发家致富”。荷兰人依旧在非洲海岸拥有米纳和其他多个据点，也保有苏里南和加勒比海里的少数岛屿，但他们建立跨大西洋大帝国的梦想已经破灭。荷兰的帝国事业在巴西和安哥拉的最终崩溃却符合一种模式，一种在17世纪几乎所有横跨大西洋的帝国冒险中都能发现的模式。这个时代的宏大规划终究要失败。当奥利弗·克伦威尔在1654年决心进攻西班牙在美洲的帝国时，他的规划与荷兰人早期的战略非常类似，尽管他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却收效甚微，英格兰人仅仅夺取了牙买加的主权。克伦威尔感到失望，他认为牙买加是个微不足道的战利品，就短期而言，英格兰人只是勉强控制该岛，他们还得在随后几十年里与岛上的马龙人作战。
1678年，也就是荷兰正式将新尼德兰割让给英格兰四年后，奥农达加人（Onondaga）中的一群酋长会见了纽约新政府派来的专员，并且概述了他们之前与荷兰人的关系史。根据那些专员的记录，这些酋长宣称奥农达加人和荷兰人已经建立起一种“古老的兄弟关系”，这种关系自从第一次有人在这里航行起就存在，也就是说，自从荷兰人第一次驶入哈得孙河起就一直存在。酋长们过度简化了荷兰—奥农达加关系史，但他们这么做实际上有一个外交目的：邀请英格兰人取代荷兰人的位置，促使英格兰人按照他们所建议的荷兰方式行事。酋长们坚持认为他们与英格兰人的兄弟关系可以算作此前与荷兰人的兄弟关系的延续。记录者提到，酋长们告诉纽约代表团，“他们感到欣喜，现在重订古老盟约，令同盟关系更加牢固”。
此前三年里，奥农达加人和其他豪德诺索尼族群已经向英格兰人展示了保持良好关系的价值。在1675年和1676年，正当其他美洲原住民拿起武器反抗弗吉尼亚和新英格兰的英格兰殖民者时，大多数豪德诺索尼人却保持了中立。豪德诺索尼人中的一个部族莫霍克人还派出战士加入了新英格兰的战争，实际上站到了英格兰人一边。截至1678年，豪德诺索尼人已经成为英格兰帝国在北美原住民当中军事实力最为强劲的盟友。从哈得孙河到切萨皮克湾，其他原住民群体需要面临崭新的政治现实。特拉华河谷位于哈得孙河的南面和西面，那里的莱纳佩人曾经在此前数十年里展现了可观的军事实力，他们捍卫了自己的领土，把瑞典和荷兰殖民者局限在一组小型前哨据点里。然而，到了17世纪70年代，莱纳佩人的姿态就发生了变化，他们开始产生一种把自己的族群呈现为“女人”的自我认知，也就是献身于和平的人。这可能是在主张自己拥有外交能力，享有外交层面的特殊利益，但也显然是放下武器的表现，莱纳佩人让豪德诺索尼人替他们负责战事。与此同时，新尼德兰的投降导致荷兰人失去了对莱纳佩人家园的领土主权，促进了英格兰殖民者的到来。17世纪70年代末，大批英格兰人开始出现，其中最主要的一群人是贵格会教徒。
贵格会教徒公开宣称是和平主义者，他们在商业贸易中非常谨慎，热切地渴望避免给人留下任何欺诈或蒙骗的印象。他们携带英格兰国王查理二世颁发的特许状来到美洲，在进入特拉华河谷时仔细地相互监视，要是看到他们当中有人似乎未能以和平、透明的方式与莱纳佩人谈判，接下来就会提出批评。宾夕法尼亚的贵格会领主威廉·佩恩（William Penn）在抵达之前给“印第安人的国王们”写了一封信，向他们保证“他非常了解其他欧洲人，他们对待你们太不友好、太不公正”。佩恩向他们保证他不是那种人，他写道：“我对你们怀有极大的爱和尊敬，我希望用善良、公正、和平的生活赢得你们的爱和友谊。”莱纳佩人也倾向于避免冲突，他们把土地卖给佩恩，未经战斗就接纳了成千上万的宾夕法尼亚殖民者。在近代早期，其他所有取得成功的殖民项目几乎都得依赖原住民群体的军事援助。大部分殖民地加入过武装同盟，然而，宾夕法尼亚并没有正式的军事机构，反而利用高度仪式化的、小心翼翼维持的美洲原住民外交网获得了保护。代表豪德诺索尼人、莱纳佩人和其他群体的酋长、顾问、翻译和中间人让宾夕法尼亚能够在并无边境战事的状况下生存、发展了70多年。其他英格兰殖民者的领导人对这些安排感到烦恼，但贵格会教徒却对此表示庆祝，而且把他们的殖民地描述成奇迹。
图9.5 贝壳带。17世纪80年代初，莱纳佩人和威廉·佩恩通过谈判达成了一份或多份条约，传统上人们会把贝壳带和条约联系起来。弗兰克·古尔德史密斯·斯佩克和威廉·C.奥查德著《佩恩贝壳带》（纽约，1925年）。收于大英图书馆
和此前的许多倡导殖民的欧洲人一样，佩恩和其他推动建立宾夕法尼亚的人把它过分简单化了。尽管这些人的某些前辈认为他们的殖民地正处于基督教与异教或新教和天主教的大斗争当中，佩恩及其支持者却把自己表现为和平的拥护者，认为和平正在推翻战争的统治。他们在宾夕法尼亚试图证明不同民族、不同语言的人可以在一起和谐地生活、工作。宾夕法尼亚的一些早期殖民者甚至认为他们已经让自己摆脱了上帝在建造巴别塔后给人类施加的惩罚。佩恩用《启示录》中描述的正义之城命名他的殖民地首府费城，认为它注定要在人类历史终结时可以幸免于难，但殖民地并不像它的发起人想象的那么独特。宾夕法尼亚依然是英格兰帝国的一部分，它的未来与包括豪德诺索尼诸族在内的其他殖民地和盟友的战争前景息息相关。从17世纪80年代开始，随着殖民者快速涌入，其中既有贵格会教徒，也有并不属于贵格会的人，当地的紧张形势逐渐加剧，人们大规模流离失所。宾夕法尼亚在18世纪50年代成为交战区域。到了那时，整个大西洋世界的战争模式已经改变了。
从15世纪到17世纪80年代，欧洲政治领袖的宏大帝国野心在大西洋上一再受挫。丹麦人与英格兰人竞相对冰岛及其渔场提出主权要求，但都未能实现。而在更大的尺度上，教皇和葡萄牙、西班牙的国王也从未干脆利落地瓜分非洲、美洲以及大西洋和加勒比诸岛。法兰西人、英格兰人、荷兰人和其他欧洲人打乱了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的活动，不过他们自己的宏伟规划也落了空。与此同时，兵卒、殖民者、奴隶劳工和原住民组建起自己的同盟，投入局部地区的战斗当中，他们既要对区域权力动态做出回应，也试图将它塑造出来。即使帝国领导人制订了大洋范围的战役计划，每个作战区域内的战斗也得按照自身的逻辑和时间表进行。可正如宾夕法尼亚人会在1754年了解的那样，战争在18世纪越来越快、越来越全面地跨过大西洋蔓延，有的是从欧洲蔓延到殖民地，有的则恰好相反，某些时候，战争几乎会同时影响整个海盆的所有民族。
【注释】
[1]里格：古时陆地及海洋测量单位，约等于3.18海里。
[2]“巴西人”（Brasilianen）是荷兰人对图皮南巴人的称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