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规模迁移

在17世纪，有好几起大规模迁徙事件发生在加勒比海地区。1631年，一支装载1000余人的西班牙舰队将荷兰人逐出圣马丁岛（St.Martin）。根据投降条款，西班牙人同意将荷兰岛民运送回荷兰。1641年，另一支规模相近的西班牙舰队征服了普罗维登斯岛，摧毁了一块已经在岛上延续了十多年的殖民地，将英格兰人迁出该岛。就提供的运输待遇而言，西班牙人对待普罗维登斯岛民就没有对圣马丁岛的荷兰人那么宽大了。西班牙人将350名英格兰殖民者运送到加的斯，要求他们自费前往英格兰或新英格兰。1672年，英格兰人对多巴哥岛（Tobago）发动两栖攻击，这导致当地的全体荷兰殖民者被驱逐到库拉索岛（Curaçao）和巴巴多斯岛（Barbados）。

早在1755年驱逐阿卡迪亚人之前，大西洋北部区域就出现过类似的行动。16世纪的捕鲸者和渔民武装团体就一再相互摧毁季节性定居点和沿海营地。即使在殖民者开始沿着纽芬兰海岸全年定居后，这样的暴力冲突仍旧在持续。随着人口的日益增长，驱逐对立团体就需要越来越多的努力，从纽芬兰和路易斯堡的历史可以看到，用船转移人口的结果往往是可以逆转的。1696年，法军攻击纽芬兰的英格兰定居点，强行把近500名殖民者运到英格兰和法兰西。法英两国于1697年恢复和平后，上百名英格兰渔民及其家人又返回了纽芬兰。直到大部分法国渔民在18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前去协助建立路易斯堡为止，法兰西人和英格兰人都共享着纽芬兰。新英格兰人于1745年攻占了路易斯堡，将2000多名法国士兵和平民运到了法国。许多被他们从路易斯堡迁走的人又在1749年回来了，等到路易斯堡的法军于1758年再度向英军投降时，人口迁移的规模甚至比上一次还要大。从皇家岛（Isle Royal，即今天的布雷顿角岛）运走了大约1万名士兵和平民，从圣让岛（Isle St.-Jean，即爱德华王子岛）运走了3000多名殖民者。上述所有迁移的目的都是把人运送过大洋，但并非所有人都能够完成航程。两艘离开爱德华王子岛的运输船不幸沉没，导致船上所有人丧生，运输过程中总共约有1600人溺死或病死。

在布雷顿角岛和爱德华王子岛进行的大规模迁徙给英国陆海军后勤带来了沉重负担，但这些举动有效地改变了上述岛屿。随着殖民地人口的增长，复杂的大规模迁徙事件变得越发难以掌控。当英军于1759—1760年征服法属加拿大时，这个殖民地的人口至少有7万。这超出了人们想象中任何一支船队的运载能力。如何在不驱逐法国殖民者的情况下保住加拿大？这带来了特别的挑战，也引发了有关英帝国政策的广泛反思。

殖民地人口的撤离一直是一个有选择性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对人员进行分类，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舰船在构建大西洋世界各地权力关系时发挥的作用。当西班牙人于1641年夺占普罗维登斯岛时，他们一共捕获了731人，其中350人是英格兰殖民者，另外381人是充当奴隶的其他岛民。英格兰殖民者获得被送回西班牙的待遇，奴隶身份的成年男女和儿童则被运到卡塔赫纳和波托贝洛出售。1691年，英军攻击位于圣基茨、玛丽-加朗特岛（Marie-Galante）、圣巴泰勒米（Saint Barthélemy）和瓜德罗普的法国种植园时，也出现了类似状况，英军抓获了1800个男人，此外还有妇女、儿童和黑人。他们将法国殖民者运到伊斯帕尼奥拉岛（Hispaniola），但把奴隶留下，将其作为战利品瓜分。

对待原住民的态度也与对待奴隶类似，就算曾经有过将原住民和殖民者一同运走的状况，那也纯属偶然。在1615年的马拉尼昂，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从未考虑过迁移原住民。而在其他地方，当美洲原住民遭遇围困、沦为俘虏并被带上船，这些人就有可能被送到能够控制和剥削他们的地方。尽管这种做法在所有欧洲帝国中都引起了争议，美洲原住民还是时常遭到捕获，然后被装上船运到海外作为奴隶出售。

1645年的英格兰—波瓦坦战争期间，弗吉尼亚殖民者将许多11岁以上的美洲原住民战俘运到西印度群岛，以此阻止他们返回各自的部落，来增强部落实力。1675年，在菲利普王战争期间，普利茅斯殖民者把178名战俘运到西班牙以奴隶身份出售。后来，新英格兰人也把其他美洲原住民战俘运到西印度群岛。他们运到巴巴多斯的战俘实在太多，以至于该岛议会竟在1676年通过一条法令，禁止从新英格兰向本岛运输印第安奴隶。议员们发出告诫，认为美洲原住民战俘的涌入可能会给本岛带来巨大的不幸，其程度胜过任何黑人。《巴巴多斯法令》针对的是大小帆船的船长，它发出威胁：一旦这些人再从新英格兰带来任何美洲原住民战俘，就要没收他们的船只。

菲利普王战争结束后，围绕出售原住民战俘展开的道德和实用层面的争论在英属殖民地变得愈加喧闹。尽管如此，这种做法仍旧持续了数十年之久。在南卡罗来纳（South Carolina）的查尔斯顿，英格兰殖民地官员和奴隶贩子从原住民战士那里收购战俘，再将战俘以奴隶身份卖到海外。南卡罗来纳的经济依赖奴隶劳动，但殖民者宁愿运走美洲原住民战俘，转而购买非洲奴隶。按照历史学家艾伦·加莱（Alan Gallay）的估计，在1715年之前，殖民地运送到海外的美洲原住民战俘人数要超过殖民者从加勒比海和非洲买来的奴隶数目。在南卡罗来纳，有些沦为捕获、贩卖目标的美洲原住民自愿选择流亡海外，以此免于奴役。1711年，一位名为路易斯·佩尔多莫（Luis Perdomo）的古巴船长将原住民成年人及儿童合计270人，从佛罗里达运到哈瓦那。这些流亡者当时正在躲避雅马西战士，后者本打算在查尔斯顿卖掉他们。佩尔多莫提到他身后还有成百上千名，可能多达2000人的其他原住民希望乘船去古巴，以此逃避南卡罗来纳奴隶市场。他说要是他还有船，就一定会把更多的人带到安全且自由的地方。(https://www.daowen.com)

佩尔多莫认为他的船给佛罗里达的某些原住民提供了逃避危险的途径。他帮助的若干家庭和乞求他给予帮助的其他人，都希望能够跨过大洋，以在自己和攻击者之间设下一道屏障。讽刺的是，把战俘运送到加勒比海地区的弗吉尼亚人和新英格兰人也有类似的目的：在他们自身和对手之间留出一定距离，让海洋提供保护。越过大西洋以逃避欧洲宗教迫害的难民，将叛逆者和其他罪人送到美洲充当劳工的欧洲帝国官员，也都以类似的方式看待浩渺的大洋。大洋能够分隔对立双方，可在大部分情况下，越过大洋或将人员运送到海外并不会消弭冲突，它只是将暴力转移到视野之外，仅仅改变了对战争的感知。抓捕战俘并使战俘卷入跨大西洋奴隶贸易中的非洲军事领袖，以及将美洲原住民运到加勒比海地区的弗吉尼亚人、新英格兰人存在诸多相同动机。奴隶贸易当然是门生意，推销、利用战俘能够让人发大财，可在近代早期，用船运走捕获的俘虏也是一种越发盛行的战争特征。

1699年，巴尔博溯邦尼河而上的航行产生了巨大的累积效应。在近代早期的大西洋，规模最大的移民活动就是跨大西洋奴隶贸易。从1500年到1760年，约有200万荷兰、英格兰、法兰西、葡萄牙和西班牙移民来到美洲，与此同时，荷兰、英格兰、法兰西、葡萄牙与西班牙船只将两倍以上的非洲人，约438万人，运送过大西洋充当奴隶。在1500年到1760年，贩奴船越洋航行13000多次，平均每次强行运输300人。根据估算，捕获的奴隶中有36%是妇女和女孩，14%是儿童。这些航行与其他两栖作战行动颇为类似。正如巴尔博的经历所示，大船有时候需要花费好一番力气才能靠近海岸，往往会出现不得不把人用划艇和其他小艇转移到大船上的状况。为奴隶提供给养是个持续存在的挑战，航程越长，就越难养活奴隶。疾病会威胁到船上的每一个人，这种威胁在长途航行中尤为突出。从1500年到1760年，跨洋运输奴隶时的平均死亡率是17%。尽管存在上述状况，而且甲板上的暴动和战斗也颇为频繁，欧洲人或殖民者一般也不会把跨大西洋奴隶贸易视为军事行动。贩奴船很少编组成协调一致的舰队，也几乎不会遵守详尽复杂的命令。虽然欧洲和殖民地政府鼓励奴隶贸易，奴隶贩子通常仍以机会主义态度自发行动，他们急忙赶到存在奴隶的地方，把这些人带到任何能够卖出价钱的场所。

贩奴船主导了奴隶贸易的历史，因为现在留存有奴隶贩子在非洲沿海和美洲殖民地奴隶市场活动的详尽记录。与此相比，有关捕奴过程的记录就相对稀少，也更具轶事风格，这是因为贩奴船极少参与捕奴流程，也没有簿记员会记录令上百万非洲人陷入奴役的暴力进程。

要想从军事层面上理解奴隶贸易，就要既考虑负责在陆地奴役他人的非洲武装力量，又得将跨大西洋贸易作为一种两栖军事行动。英国奴隶贩子威廉·斯内尔格拉夫（William Snelgrave）曾提到一件事：西非的卖家急急忙忙地打折出售战俘，以便尽快将这些人运走。按照斯内尔格拉夫的说法，“胜利者”实际上乐于在那一刻给自己弄到些东西，因为当时要是锚地里没有船，他们就得出于自身安全考虑被迫杀掉大部分男性战俘。尽管这些人无法控制将要带走俘虏的船，却意识到跨洋运输的军事价值。和大西洋世界其他地区的军事领袖一样，他们谋求以运走对手的方式巩固自身权力。

【注释】

[1]原文系法国人在荷兰出版的著作，此处尺应系法尺或荷尺，与英尺略有出入，本书其他章节提到的尺与此处尺意思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