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失、恐惧与混乱

从15世纪开始，大西洋世界的许多战争要素使人们彼此疏远，从而帮助界定了随着时间流逝变得越发鲜明的种族类型。对原住民战士秘密行动能力、杂耍般活动能力和作战进程的夸张评估导致他们在欧洲人眼里变得极其可怕。既有针对欧洲人关于食人的流言，也有针对非洲人和美洲原住民的类似流言，它们促使大洋两岸的人们彼此将对方视作无情、危险的家伙，将冲突和个体的湮灭联系起来。至于交换、展示头颅和其他身体部位，如果这样的姿态超出了双方共同理解的背景，也会产生类似的影响，如果对立双方并没有就酷刑的目的达成一致，那么酷刑的后果也是如此。集体强奸事件导致对立双方走向极端化，促使强奸者残酷对待抗拒他们的人，乃至剥夺那些人为人的资格，被强奸者和这些受害者的捍卫者则有可能把强奸者视为禽兽。

欧洲帝国的领导人将他们自己想象成秩序的代表，讽刺的是，他们与非洲人和美洲人的交往时常加剧了道德上的混乱，到了危急关头，殖民地官员有时还认为可以通过灭绝整个原住民族群解决问题。经历了波瓦坦人的袭击后，弗吉尼亚殖民地的领导人在1622年发誓要消灭他们的原住民对手，“根除他们，让他们从地球上消失”。1679年，马提尼克和多米尼克的法国殖民地官员在与加勒比战士维持了数十年复杂关系后，终于决心彻底毁灭加勒比人。他们制订了一份详尽的计划，计算了进行一场战役所需的船只和武器费用，这场战役将令他们走遍加勒比海周边的诸多地区。弗吉尼亚的英格兰人和多米尼克的法兰西人都声称他们遭到了敌人的武装挑衅，但他们也从经济层面证明种族灭绝计划的可行性。弗吉尼亚总督弗朗西斯·怀亚特（Francis Wyatt）指出，“驱逐野蛮人将开辟这个国度里用于增加畜群自由的放牧场”。法属安的列斯总督让-巴蒂斯特·帕图莱（Jean-Baptiste Patoulet）则强调加勒比人作为奴隶的价值，鼓吹对他们发动进攻。

但是，想象种族灭绝总是比实行种族灭绝更容易。1763年，杰弗里·阿默斯特（Jeffery Amherst）将天花病人用过的毯子作为礼物送给美洲原住民，这是北美历史上最为野心勃勃的种族灭绝计划之一。如果他的计划能够实现，就可以在美洲原住民当中肆意传播疫情，而且可能会造成大规模流行。他打算使用狡诈的手段匿名进行无礼的谋杀，根本不想伪装成正在教育、启迪的样子。可是事实证明他的努力是徒劳的，因为我们现在已经知道天花很少会通过布匹传播。

阿默斯特是在深感沮丧的时刻制订了他的计划的。和其他英国官员一样，他曾经希望北美的权力平衡已被英国在加拿大击败法国人的事实改变，于是，英国就再不用像从前那样和美洲原住民谈判，英国代表团再不需要向原住民领袖送礼，也不用在聚会上以尊敬的态度和他们坐在一起。可在1763年战争结束后，恢复秩序仍然需要妥协。英国人改变了方针，重新执行起培养同盟、精心维护同盟的政策。

实际上，无论哪位军事领导人梦想进行种族灭绝，他的努力都会落空，这是因为所有殖民者的杀戮都存在局限性。弗吉尼亚在1644年和1676年与原住民进行了两场大规模战争，此后，它与阿尔衮琴人、苏人和易洛魁人结成同盟，利用这一关系维持和平、促进殖民扩张，由此取得了更大的成功。17世纪80年代，由于路易十四拒绝批准殖民者的种族灭绝计划也不予拨款，法国政府就倾向对加勒比人和加勒比海地区的其他原住民采取亲善的外交方针。在南北美洲大陆的多数地方，原住民依然保留了军事力量。许多地方的原住民人口多于殖民者，也能够利用欧洲人之间的对立获得盟友，获取外交影响力和补给。另一方面，尽管欧洲帝国频繁地破坏彼此的美洲殖民地，原住民战士却很少能够打垮已经站稳脚跟的殖民者。普韦布洛人的确在1680年摧毁了大部分新墨西哥殖民地，但那终究是个特例。殖民地虽然能够生存发展，但定居在殖民地边缘的殖民者仍然颇为脆弱。一些学者已经指出在日后成为美利坚合众国的地方，这类情形导致殖民者当中出现了一种独特的战争方式，一种狭隘是非观念且强烈、极具报复性的美国式“战争方式”。而在其他地区，只要殖民者还觉得他们遭到原住民的包围和威胁，就也会被持续存在的危机感困扰。(https://www.daowen.com)

就其本身而言，原住民社群则遭遇了令人痛苦的迷失。长期以来，学者一直在争论美洲战争是否因为殖民化而变得更加致命。按照一种古老的观点，在欧洲人到来之前，战时的整体死亡率保持在较低水准。由于战死相当罕见，战士会慢慢地折磨俘虏，把俘虏身体的某一部位当作珍贵的战利品。现在也有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指出殖民之前的美洲战争所造成的人口死亡率与此后的战争几乎相当。不过，清点战死人数总归是相当困难的，要是想有效地进行分析，就得把与战争相关的死亡和疾病、驱逐、强制劳役和移民造成的影响进行区分。

15、16世纪，欧洲人将新的病原体带到了美洲，让原住民患上了天花、麻疹、流感和其他疾病。流行病席卷了村庄、城镇和国度。人传人的疫情往往比欧洲人来得更快。有些人在尚未接触殖民者或兵卒之前就已病倒。可在加勒比诸岛和墨西哥等地，疾病确实是在与欧洲远征军接触的那一刻到来的。一份写于16世纪20或30年代的材料在用纳瓦特尔语（Nahuatl）描述墨西哥城市特拉特洛尔科（Tlatelolco）时将人体的损毁和景观的破坏联系在一起：

断裂的骨头散落在马路上，破碎的头颅，没有屋顶的房屋。墙壁被血染红了。蠕虫从掉落在街上的鼻子里爬出来，脑浆把房屋的墙壁弄得相当湿滑。水被血染红。于是，我们走了，我们喝了令人作呕的水。

正如这份描述特拉特洛尔科的材料所示，疾病、战争和衰败十分彻底地融入了征服和殖民进程，以至于无法将它们造成的诸多人口统计学影响从整体影响中分离出来。冲突造成的必需品匮乏和生活压力导致人人都更容易得病，但显而易见的是，流行病在侵袭人群的那一刻并没有平等影响到所有人。对于第一代接触西班牙人的美洲人来说，他们很难把疾病和战争体验区分开。几乎从西班牙人抵达美洲的那一刻起，迷失、高度恐惧和混乱就成了美洲战争中的普遍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