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以外的冲突地区
如果详细研究某些特定冲突地区，特别是欧洲以外的冲突地区，就会发现奥格斯堡同盟战争看起来似乎是把一系列孤立的、联系松散的冲突累加起来而已，这当中涉及各种相互竞争的对手，每个群体都在追求自己的目标。尽管如此，这场战争的一个重要特征却是大西洋两岸的领导人都希望将事情简单化，并对成败结果做出鲜明乃至近乎二元化的评价。以法属加拿大为例，蒙特利尔总督路易-埃克托尔·德·卡利埃（Louis-Hector de Callière）在得知1688年英格兰革命的消息后，他认为纽约的荷兰和英格兰殖民者将和新英格兰人找到共同的事业，他们会以新教徒的身份一致行动，共同对加拿大的天主教徒发动攻击。德·卡利埃预计新教战士将要招募美洲原住民盟友，“向我们进攻，并焚毁、洗劫我们的定居点”。他得出了如下结论：避免这种灾难的唯一手段就是先发制人。总督提出了一份雄心勃勃的征服纽约的计划，这份计划得到了路易十四及其大臣的积极回应。1689年6月，他们下令夺取纽约，并指示新法兰西总督判处纽约的部分新教徒从事强制劳动，将剩余的新教徒流放到宾夕法尼亚或新英格兰。不切实际的类似计划也影响到英格兰帝国的大臣、殖民地官员和军官。就在法国人下令征服纽约前后，英格兰枢密院也批准攻占加勒比海上的所有法属岛屿。
这些计划可能过于野心勃勃，但它们至少还存在地域限制。在奥格斯堡同盟战争的最初几年里，英国殖民地内部的某些领导人甚至还在考虑更宏大的计划。战争刚开始几个月，巴巴多斯副总督埃德温·斯特德（Edwin Stede）就报称自己已经看到了一则预兆：威廉三世治下的英格兰人和荷兰人将会征服法兰西。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他认为英格兰、荷兰和殖民地武装力量应当同时在包括加勒比海和北美在内的尽可能多的战线上与法兰西人交战。正如斯泰德所愿，纽约和马萨诸塞临时政府在1690年发动了一次耗资巨大的远征，其目的便是征服法属加拿大。新英格兰清教徒牧师科顿·马瑟（Cotton Mather）是此次进攻的热忱支持者，他宣称“这不仅关系到北美的未来，而且认为一场成功的战役可以迎来基督在地上的千年统治。士兵需要得到上帝的帮助，但假如我们的上帝从美洲的旧主撒旦手中夺下它，把地球的这些末端交给我主耶稣，那么，我们目前的冲突很快就会被吹散，比黄金时代更好的时代将会到来”。
图10.1 拉翁唐男爵绘制的1690年攻击魁北克受阻图。可以在图片最右端看到新英格兰舰队和他们乘坐划艇的美洲原住民盟友。承蒙约翰·卡特·布朗图书馆惠赠
疾病和分歧导致远征加拿大的行动停顿了下来，特别是纽约的豪德诺索尼盟友之间的分歧。马瑟的观点在此次失败后发生了变化，他在这场战争结束时的评论揭示了战争在北美受损最严重的地区造成的整体影响。马瑟在发表于1697年的一篇布道中强调了战争导致的广泛破坏。他仍然在思考“神的旨义”，但感受到的是惩戒，此时已经主张上帝是因为马萨诸塞犯下的集体罪孽而惩罚了它。他的观点在很大程度上得归因于新英格兰的清教过往，但在一个颇能揭示内情，反映殖民地宗教、社会、政治氛围变迁的段落里，马瑟发出了如下恳求：“现在，不要猜想，现在，惩罚你们良心的只是不从国教者那更严格、更苛刻的教义。”他明确表示自己相信圣公会，长老会和其他新教徒应当共同努力，以此实现正义、确保上帝的青睐、消除天主教在北美的影响。在最近的战争中，上述所有群体都受到了损害。马瑟列出了新英格兰人在这场战争里失去的东西，他认为这种负担几乎是所有人共同承担的。
马瑟从物资层面描述了这种损失，他对出动军队的开支感到痛心，认为“这令我们付出了如此巨大的代价，要是新英格兰人能够以一个人头一百镑的价格收买对手”[1]，“我们本可以省下一笔钱”。在衡量冲突造成的经济损失时，他指出，“对于那些未曾被战争触及的人而言，战争的昂贵代价已成为一种灾难”。那些在交战区域拥有财产的人受到的损失更大。人们放弃了缅因地区长达100英里的海岸线一带的农场，在小村庄以外的成群城镇已经被夷为平地。战争所带来的破坏毁掉了富人的财产，导致他们突然发现所有的财富“都是雪做的”，一个夏天就“融化得一无所有”。至于穷人，他们陷入了更深的贫困。但损失的不仅仅是财产，“我们的几百个邻人都被掳走了。被杀的不仅是灰白头发的男子，还有妇女和婴儿”。
按照马瑟的说法，“十年战争导致成千上万人为死去的朋友哀悼，我们到处看到送葬者在街上徘徊。现在，我敢向你们提议如下：如果你们能够找到三个在这十年里没有遭遇哀伤和忧愁的人，并且说出他们的名字，我们就会让你们死去的朋友回魂”。他强调了儿童、老人和妇女的死亡，但也承认面临“战争怒火”的主要是青年男子。“这个国度里到处是正在埋葬儿子的父亲。我们当中许多人的儿子，甚至是那些令我们感到宽慰的儿子，被粗暴地从我们身边夺走，被砍掉了青春之花”。至于寡妇和孤儿以及那些要养活许多张嘴的人，他们的窘迫、匮乏和忧虑可以说是无法想象和表达的。马瑟声称他们的苦难甚至超出了受难者本人。(https://www.daowen.com)
马瑟看到战时经历将殖民者联系到一起，让他们更有理由对欧洲的发展态势保持警惕。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正是由于他让人们关注这些动态发展，奥格斯堡同盟战争才加速了帝国整合进程。此外，威廉和玛丽为重组殖民地政府和规范贸易所做的努力也推动了这一进程。这个整合进程超越了英格兰帝国的疆界。马瑟并没有关注战争给那些被他认定为是敌人的人造成了什么影响，但他喋喋不休地为新英格兰人念叨的一连串苦难也必定会在美洲原住民群体和纽芬兰、阿卡迪亚、加拿大的法国殖民社会内部产生影响。在美洲各地，冲突已经向人们表明他们有理由出于自身利益而密切关注欧洲。五年后，当欧洲帝国于1702年开始另一轮战争时，那条启示还会得到加强。
与此前的奥格斯堡同盟战争一样，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1701—1714）也始于欧洲，这一次是源于哈布斯堡王室和波旁王室争夺西班牙王位。英格兰支持哈布斯堡，法国支持波旁，双方在争夺西班牙时投入的精力和资源要远多于法国为被废黜的英格兰国王詹姆士二世所做的投入。这场斗争不仅关系到西班牙的未来，也对西班牙在美洲的帝国影响重大。在欧洲特别是在英国，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以大会战闻名，战争中数次出现上万人的军队在开阔地上对垒并连日交战的状况。马尔伯勒公爵（Duke of Marlborough）麾下的英军在布莱尼姆（Blenheim）、拉米伊（Ramillies）、奥德纳尔德（Oudenaard）和马尔普拉凯（Malplaquet）取得了赫赫有名的战绩，可是，尽管存在上述胜利，这场战争还是以精心策划的妥协告终。
图10.2 《第二次霍赫施泰特会战（布莱尼姆会战）》，扬·范·许赫滕贝赫作于1704年。由意大利文化遗产与活动部萨伏依美术馆授权。收于都灵皇家博物馆
自从上一次战争结束以来，战争所带来的疲惫感和挫折感不断增强，这促使人们重新对欧洲和殖民地事务进行了广泛的评估。许多评论家、统治者和外交官并没有把妥协看作令人失望之举，反而对它表示庆祝。由于旧有的敌意还在持续，妥协永远不会是一件容易事，但为了维持权力平衡，国王、大臣和外交官都愿意改变同盟对象，与从前的对手合作，忽略教派分歧并做出让步。这种观点不仅改变了欧洲政治，也对大西洋西岸的外交和战争产生了同样重大的影响。终结了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的严谨谈判导致人们对殖民地意义和价值进行了创造性的重新评估。1713年缔结的和约明确区分了领土主权、人员管辖权、资源使用权和贸易权。这些协定规定波旁王朝将拥有西班牙王位，但也让西班牙海外帝国的部分地区有限度地开放了国际贸易。
对那些发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和在1713年通过谈判终结战争的人来说，他们的动机源自对欧洲局势的关切，但美洲的战斗中还涉及其他利益。在英格兰的殖民地，这场战争重新唤起了对信仰天主教的法兰西人的旧恨。此外，由于西属殖民地几乎一致承认波旁王朝拥有西班牙王位，英格兰殖民者就很容易认定信仰天主教的西班牙人和法兰西人一样，都是他们的敌人。因此，这场战争虽然在欧洲并没有明确地按照宗教划分，却在美洲深受宗教因素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