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暴力
把非洲人带到美洲工作的贸易、农业生产体系依赖于系统化地运用暴力。战争为跨大西洋奴隶贸易供应“货物”，殖民地内部及其周边地区的武装力量让奴隶无从逃脱。在依靠奴隶劳动的殖民地，某些像杜阿尔特·戈梅斯·德·西尔韦拉这样的评论家担心如果奴隶主丧失控制力，殖民地经济就会陷入崩溃。当奴隶拿起武器反抗他们的主人时，仅仅出于这一原因，整个殖民社区的命运就时常显得摇摆不定。殖民者认为暴动是一种确实存在的威胁，面对这样的威胁，他们深受发自内心的恐惧折磨。帕尔马里斯居民就曾喊出口号“打倒白人，自由万岁”。南卡罗来纳在1739年也出现过类似情况，殖民者报称非洲人呼唤自由，追逐他们遇到的所有白人，杀死男人、女人和儿童。在1798年、1806年和1825年，古巴都有人引述过黑人的说法，断定他们打算杀掉所有白人。当奴隶奋起反抗他们的主人时，这些人多次针对欧洲裔的男人、女人和儿童。某些地方的马龙人群体会出于恐惧杀掉他们遇到的每一个白人殖民者。不过，马龙人终究是可以避开的，而且他们事实上也希望别人避开他们，至少到18世纪末，马龙人造成的都还是局部威胁。
暴力冲突是奴隶制的固有成分，它嵌入了奴隶制的起源和部分实际操作当中。殖民地的军官时常对他们控制奴隶的能力满怀自信，其中有些人竟会以武装奴隶的方式展示信心。早在西班牙最初几次远征美洲期间，就有少数奴隶士兵武装起来服役。在法国人于1555年夺取哈瓦那之后，西班牙指挥官率领至少200名配备兵器的奴隶夺回城市。到了16世纪末，圣多明各和卡塔赫纳的西班牙卫戍部队里已经包括数以百计的奴隶。17世纪40年代，葡萄牙人和荷兰人在巴西发生战争，葡萄牙方面的军队首领把奴隶武装起来，率领他们投入战斗，许诺在战争结束时给予他们自由。就在某些奴隶主抱怨此举时，葡萄牙王后路易莎（Luisa）规定：这些奴隶只有在得到主人许可后才能自由。就将自由赏给奴隶士兵这一点而言，西班牙人表现得较为前后一致，他们还给其他帝国里的人提供自由。在佛罗里达，西班牙人招募原先在南卡罗来纳当过奴隶的男人，让这些人去圣奥古斯丁（St.Augustine）的守军中服役。
尽管殖民地官员害怕黑奴的大规模逃亡、武装暴动和在殖民点边缘地带建立与殖民者为敌的武装社区，但他们还是时常与马龙人缔结同盟以利用他们的军事能力。1533年，伊斯帕尼奥拉岛的西班牙人与反抗军领袖恩里基约（Enriquillo）达成妥协，反抗军当中包括了岛上的原住民和原先沦为奴隶的非洲人。根据协议条款，恩里基约及其追随者同意扣押日后遇到的任何逃奴，并且将他们还给西班牙人，使其接受惩罚，重新遭受奴役。1582年，西班牙殖民地官员与锡马龙人（Cimarrons）中一个名叫路易斯·马赞比克（Luis Mazambique）的首领达成协定，雇用马赞比克在一年内三次率军出征巴拿马山地，摧毁当地的避难者社区，重新奴役当地居民。库乔和牙买加的英国人达成了类似的契约，一个名叫圣地亚哥的人也和圣多明各的法国人结成了这类同盟。为了在殖民地维持奴隶制，种植园主和帝国官员与各式各样的军事领袖进行谈判、缔结盟约。因此，某些乍看起来似乎注定要终身沦为奴隶的人却在欧洲人领导的帝国内部获得了一定的权力。
1553年，一艘来自塞维利亚、往返于巴拿马和秘鲁之间的商船在南美海岸附近失事。船上有几名奴隶，其中一个名叫阿隆索·德·伊列斯卡（Alonso de Illesca）的佛得角奴隶已经在塞维利亚受过洗礼，而且使用了主人的姓氏。船只失事后，阿隆索·德·伊列斯卡和其他非洲人抛弃了原来的主人，他们最终建立起一个自治社区，并且攻击、恐吓当地原住民。1577年，一名西班牙使者前来会晤。他遇到了与阿隆索·德·伊列斯卡生活在一起的许多人，其中包括美洲原住民、非洲人和混血种人。为了主张西班牙享有管辖权，他给阿隆索·德·伊列斯卡提供了总督职位。在阿隆索·德·伊列斯卡拒绝职位后，使者感到失望，按照他的想象，这个原先还是奴隶的人质问和他同为逃奴的伙伴，“既然已经知道他们喜欢把一切据为己有，你们怎能信任这些基督徒？”西班牙使者认为这种想法并不公允。他是代表西班牙国王行事，而且尽力表现得慷慨大方。随后22年里，这一地区的马龙人继续抗拒西班牙人的入侵。然而到了1599年，这些人中的三名新领袖前往基多（Quito）接受赠礼并向西班牙宣誓效忠，他们是唐·弗朗西斯科·德·阿罗贝（Don Francisco de Arobe）和他的儿子唐·佩德罗（Don Pedro）、唐·多明戈（Don Domingo）。
为了纪念这件事，一位当地法官委托他人为这三人画了一幅画像，并且把画像呈递给腓力三世。在随同画像寄出的一封信里，他将这些人认定为“野蛮人”，宣称直到此时他们仍旧不可征服。法官写道，“他们已经是对抗印第安异教徒和其他异教省份的伟大战士。因为他们杀掉了许多印第安人，而且把俘获的人当作奴隶，用可怕的强硬态度和残酷的刑罚统治奴隶，因此（印第安人）非常害怕他们”。这位法官相信马龙人最近宣誓效忠于西班牙是值得庆贺的事件。他声称马龙人此前从未臣服于西班牙人，不过，可以肯定的是，要么是唐·弗朗西斯科·德·阿罗贝和他的儿子曾经当过西班牙臣民，要么至少是他们的父亲和祖父曾经臣属于西班牙人。他们或者是他们的父辈和祖父辈逃离了西班牙人的奴役。至少在某些西班牙观察者眼中，这些人依靠战斗赢得了尊重。
图8.4 《三位埃斯梅拉达斯的穆拉托人》（1599年），桑切斯·高尔克绘制。这幅描绘唐·弗朗西斯科·德·阿罗贝及其两个儿子唐·佩德罗和唐·多明戈的画像在完成后就被呈递给西班牙国王腓力三世。收于美洲博物馆，马德里(https://www.daowen.com)
我们永远不会知道阿隆索·德·伊列斯卡是否问过你们怎能信任这些基督徒？但它的确是个好问题。同样的，要是问问那些欢迎唐·弗朗西斯科·德·阿罗贝及其儿子的基多人，那也可能颇有价值。讽刺的是，他们的答案可能会主要关注那些让马龙人成为恐怖邻居的特点。马龙人的军事技能、显而易见的冷酷无情和随时准备捕获、奴役他人的作风表明他们能够在充斥着暴力的帝国事业中成为有用的伙伴。并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这些人在基多反对奴隶制，他们在斗争中也从未向当时盛行的劳役制度发动实质上的挑战。要到18世纪即将结束的年代，奴隶贸易才会遭到广泛的质疑。要想理解人们为何愈加反对奴隶贸易和整个奴隶制，要想理解为何会发生其他政治变革，就有必要以年代顺序审视欧洲帝国主义特征的巨大变迁，而这正是本书最后一部分要做的。
【注释】
[1]原文误作Taena，据引用著作Gallay，Indian Slave Trade，116修正。
[2]穆拉特·雷斯意为穆拉特船长。
[3]领土包括今意大利西北部和法国东南部的部分地区。
[4]疑为前文中的Cimarron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