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洋彼岸的纷争
在西班牙人到来之前，纷争已经困扰了中美洲的好几代人。阿斯特卡帝国在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依靠军力获得了权力、人口和财富，在不断扩张的领土上向各个社群索取贡品。向帝国纳贡的社群通常还能够维持自治，但他们也必须为维护正在急剧扩张的帝国付出代价。阿斯特卡人的首都特诺奇蒂特兰已从14世纪末的一个小村庄发展成科尔特斯到达时拥有大约20万人口的大城市。许多当地人反感阿斯特卡人的索取和勒索，当西班牙人到来时，这些人就欢迎西班牙人，将他们视作潜在的盟友。在阿斯特卡人与西班牙人逐渐陷入战争后，就有好几个原住民社群加入了西班牙一方参战。
1560年，韦霍钦戈（Huejotzingo）的领袖们描述了当地人从科尔特斯及其部下抵达大陆起给予的援助。“没有人恐吓我们，”他们说，“没有人强迫我们。”他们乐于看到西班牙人的到来。
我们真真切切地供养他们，为他们效劳，有些人抵达的时候已经病了，我们就把他们抱在怀里，背在背上，而且还用其他诸多方式为他们效力……当一个西班牙人生病时，我们会立刻去帮助他，没有人能够和我们相比……而当他们开始征服、交战时，我们也完全做好了支援他们的准备，因为我们拿出了所有的工具，我们的武器和给养，以及所有的装备，我们不是指定某个人过去，而是统治者亲自过去，并且带去了我们的所有贵族和所有附庸帮助西班牙的人。我们不仅帮助他们作战，还给了他们需要的一切，供应他们吃穿，把那些在战争中负伤或得了重病的人抱在怀里，背在背上，我们完成了一切备战任务。为了让他们能够乘船与墨西哥作战，我们辛勤工作，给西班牙人提供木头和沥青，让他们用这些东西造出船只。
韦霍钦戈在向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发出的一篇呈文中做了上述声明，而这篇呈文又是请求王国给予财政救济的请愿书的一部分。议员们在起草声明时怀有政治目的，因而夸大了他们的忠诚与贡献，也把自己讲述的故事简单化了。他们宣称是上帝鼓励他们选择西班牙一方。事实上，韦霍钦戈的领袖们已经意识到与科尔特斯联手对抗阿斯特卡帝国的价值所在，他们原本就希望与阿斯特卡人交战，既然战争发生了，那就要站到胜利者的一方。他们不仅在战争中幸存下来，还分享了胜利果实。
图9.3 出自16世纪《特拉斯卡拉史》的绘图，描绘了科尔特斯遇见他未来的盟友希科滕卡特尔。收于本森拉丁美洲陈列馆，特雷莎·洛萨诺·朗拉丁美洲研究学会本森拉丁美洲研究及陈列馆，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
在原先属于阿斯特卡帝国和印加帝国的土地上，西班牙人的军事胜利并没有立刻导致权力完全从美洲原住民手中转移到欧洲人手里。恰恰相反，大型中央集权原住民帝国的战败导致许多地方势力变得强大起来。在韦霍钦戈这样的地方，要到流行病接连发作，来自加勒比、欧洲和非洲的移民与奴隶不断涌入后，地方自治权才逐渐被削弱。某些地方的原住民最终丧失了作战能力，但西班牙帝国仍然面临着军事层面的抵抗。(https://www.daowen.com)
战斗是零星发生的，而且局限于地区范围之内。任何时候都不存在一次大洲规模的军事对抗，也没有一场征服战争会让南北美洲的所有原住民对抗西班牙帝国的强大力量。随着旧政体的瓦解，美洲绝大部分地区出现了碎片化趋势，交战规模也变得相对较小。这种变化也许在欧洲人很少到访的殖民影响边缘地带体现得最为明显。亚马孙盆地的复杂社群放弃了原有的农业居民点，陷入了崩溃和分散。当时被西班牙人称作“佛罗里达”的广袤土地包括了现今美国南方的大部分地区，那里的大型神庙建筑群逐渐衰败，连接相隔数百英里人群的贸易路线停止运行，军事力量原先掌握在有时能指挥上千人的酋长手中，此时也转移到更小、更灵活的团体。北美东南部某些地区的村庄散开了，人们在分散的地点建立起没有防御工事的小村与农场。而在其他地方，在冲突较为剧烈的地区，村民们聚居在栅栏后方。欧洲人来到北美后，新型流行病的传入、人口的减少和其他环境变化加速了旧有军事秩序的崩溃。原先受到神庙建筑群影响的村庄在摆脱它们后组建了新的同盟，最终产生出包括乔克陶人和切罗基人在内的新族群。但是，即便在这些新族群产生后，敌对社区之间仍然存在断断续续的局部战争。
在欧洲人首度进入南北美洲探险后，尽管混乱接踵而至，但拥有权势的欧洲领导人却相信哥伦布及其后继者能够给这两个洲带来和平。1493年，教皇亚历山大六世对哥伦布的第一次跨大西洋航行做出回应，宣布上帝乐于看到此举。教皇表示，“在上帝的帮助下，天主信仰和基督宗教将会得到崇高的地位，并在各处获得加强和传播，灵魂的健康将得到关怀，野蛮的国家会被推翻、会接受信仰”。为了推动这一进程，他在大西洋中部画出一条界线，授权西班牙管辖这条线以西和以南的所有已找到和将要找到、已发现和将要发现的岛屿和大陆。
这是一种非同寻常的宣示权力举动。教皇不仅认为基督徒应当管理所有“野蛮国家”，而且认为教会可以管控欧洲国王的海外冒险事业。这些设想在几个月之内就遭到了挑战。葡萄牙人对这道法令的模糊之处提出异议，为自己正在扩张中的帝国寻求法律保护。1494年，葡萄牙、西班牙和教廷经过匆忙谈判达成《托德西利亚斯条约》（Treaty of Tordesillas），将非基督教世界一分为二，至少在理论上把美洲大部分地区交给西班牙，而把非洲和印度洋周边地区交给葡萄牙。条约立刻产生了实际效果。条约的制定者用难以定位的经线划分了世界，条约则将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海外冲突引向了围绕着经线的两片海洋和岛屿。与此同时，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在分别托付给他们的半球里继续宣称要给全世界的异教徒带去秩序、文明和基督教的博爱。西班牙人宣称他们统治美洲是通过一条源自耶稣的任命链，耶稣指定他的使徒保罗继承他，教皇们继承了彼得的权力，而他们又授权西班牙人统治美洲。
正当欧洲处于动荡时期之际，殖民地总督、传教士和征服者开始推广这种罗马天主教会权威下的秩序观。新教改革运动只是当时欧洲人内部暴力冲突的几个来源之一。国家的形成、国际的纷争和军事技术的创新都激发了战争。除去宗教分歧外，比利牛斯山脉（Pyrenees）以北的欧洲国家还有许多理由去挑战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帝国所有权。战略和经济利益促使法国的弗朗索瓦一世在16世纪20年代授权私掠者袭击大西洋和加勒比海地区的西班牙船舶。1555年，科利尼堡（Fort Coligny）在巴西落成，法国新教徒在建设期间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他们感兴趣的并不仅仅是推广新教，当葡萄牙人前来摧毁科利尼堡时，他们捍卫的也不只是天主教。
尽管如此，宗教改革还是改变了人们的观念，摧毁了欧洲和谐的一切伪装。1562年，另一群法国新教徒前往北美挑战西班牙人，他们先是在北美东南沿海建立了一个前哨据点，最终建立起一座要塞兼定居点，将它命名为拉加罗林（La Caroline）。和早先身处巴西的同胞一样，这群殖民者有着复杂的动机，但法国宗教战争的爆发完全改变了他们的事业。由于法国陷入动荡，殖民地的新教领袖们就难以获得补给，他们试图从英格兰的新教女王伊丽莎白一世那里获得资助。英格兰内部的密谋阻碍了法国新教徒的努力，但这出序曲反映出人们认知中的拉加罗林的用途已经发生变化。它不仅是法国对抗西班牙的行动基地，也不单纯是法国在北美的全新帝国势力的起点，至少在某些推动者的短暂想象中，拉加罗林已经成为反抗天主教、捍卫新教利益的跨大西洋国际行动的一个组成部分。
面对拉加罗林，西班牙人做出了坚决的反应。这一举动背后的教派动机或许存在，或许并不存在，但西班牙指挥官们的行为却为新教评论者提供了证据，使他们认为法兰西帝国与西班牙帝国的冲突已经演变为宗教战争。西班牙指挥官佩德罗·梅嫩德斯·德·阿维拉斯（Pedro Menendez de Avilas）负责监督部队摧毁拉加罗林，在他的指使下，数百名殖民者被杀。西班牙人攻克要塞后出现了一个令人吃惊的高潮，梅嫩德斯又下令处决了150个在尝试逃跑时被擒获的法国人。后来，一位随同西班牙军队出征的教士提到他曾在梅嫩德斯下令处决后进行干预，提醒他有些法国殖民者可能是天主教徒。在教士的斡旋下，有10或12名俘虏被定为天主教徒幸免于难，其他人则大多被杀。有些历史学家在提及这起杀害新教徒的事件时认为它相当于美洲版本的“圣巴托罗缪日屠杀”。从16世纪起，天主教徒和新教徒之间的敌对情绪引发了许多地方性的冲突，可就像西班牙最初的殖民设想那样，天主教徒和新教徒之间的所谓全球对抗并没有导致任何一场紧密配合且目标一致的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