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匹的用处
整个大西洋世界的战士在战争中都依赖无数动物。他们在各个地方骑着、赶着骆驼、骡、驴和牛。这些动物和其他动物作为哨兵帮助人类守卫社区，它们有的已经驯化，有的尚未驯化。狗即在战争中扮演多个不同角色。马同样也有诸多功能。就像在美洲使用狗一样，马在大西洋两岸的扩散揭示了文化、生物和环境诸方面的适应性变化之间产生的相互作用。
阿尔维斯·卡达莫斯托（Alvise Cadamosto）[2]听说黑人的国度需要大量的西班牙马，于是，在沿着非洲海岸航行前，他于1456年购置了一些此类马匹。他在塞内加尔河以南遇到了沃洛夫（Wolof）王国的一个行省长官，此人对贸易颇感兴趣。这位非洲首领骑着马来到岸边，身边有150名步兵和15名骑兵充当卫队。卡达莫斯托送给他西班牙马，此外还附送了马具和其他若干物品，以换取后者承诺的100名可以充当奴隶的战俘。按照卡达莫斯托的说法，这位沃洛夫首领同意了上述条件，立刻交给他一个年仅12岁的姑娘。卡达莫斯托把这个姑娘送到自己的船上，然后和非洲人一起出发参观该省。
图5.2 一个骑在马上戴着精致头饰的人。这是一尊产自16世纪贝宁的青铜雕像。收于大英博物馆
卡达莫斯托坚信马将成为奴隶贸易中的贵重交易品，但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里，它们并没有像他想象的那样发挥重要作用。卡达莫斯托后来发现了几个原因。马体格庞大，船运代价高昂，而且也难以饲养，不容易保持健康。马的确在西非部分地区颇具价值，但当地商人和首领并不会迫切需要昂贵的进口商品，至少就马而言，他们从不依赖欧洲贸易。葡萄牙和其他欧洲国家的商人会继续在西非出售马匹，但有限的进口数量并不能改变当地军事文化，它们只是增加了本地的畜种，西非已然拥有自己的马。
马最初在亚洲被驯化，然后通过几条途径传入西非。不同的西非语言中存在诸多同样指代马却并不相关的词语，这就表明了西非马匹血统的古老和多样。该地区的原始马可能是从埃及和努比亚向西传播的，其他马匹则是后来被人从北方越过撒哈拉沙漠运来。不同地区的马匹血统和骑乘方式存在极大的差异。在近代早期阶段，有的西非人使用马鞍，有的人则擦伤马背，然后直接骑在疤痕部位上。小型马的价值与其说是在于力量，倒不如说是在于速度和敏捷。骑着小马的人通常会携带标枪，迅速冲到和敌人之间尚有一段距离的地方，然后投掷兵器。这些战士也携带小刀，如果遭遇近距离攻击，他们能够做好自卫准备，但也会迅速骑马脱离接触。大型马是从撒哈拉沙漠对面引入的，它们配有马鞍和马镫，让人们能够以不同方式使用这种动物。骑着大马的战士挥动着适于刺击的长矛在马上相互交战，拿着适于劈砍的剑冲击步兵，他们把剑挥得相当低，依靠锋刃进行砍杀。非洲人从未采用将长矛塞进手臂下方、利用马的力量为长矛刺击加力的欧洲技术，而是用自身力量握持长矛并进行刺击。为了保护自己、抵御敌方骑兵，他们开始穿戴铠甲，经常是把充当衬垫的布和锁子甲结合起来。身着那种铠甲的骑手也只有大型马才能承载得起。
西非部分地区对大型马有源源不断的需求。商人将它们带过撒哈拉沙漠，并在沙漠以南繁殖。一些西非军队骑在它们的马背上崛起。据说位于尼日利亚中部的奥约（Oyo）王国，在18世纪20年代能够出动一支多达数千人的庞大骑兵部队（因为他们从不使用步兵）。在奥约与达荷美交战期间，奥约的战马起初被枪炮声惊扰乃至陷入混乱，但奥约军队最终还是攻占了达荷美王国的大部分地区，迫使达荷美军队撤退到林木茂盛的地方。奥约军队无法冲入森林追击对手，于是开始洗劫乡村。就在奥约骑兵糟蹋达荷美王国大片土地的时候，达荷美军队却只能待在林地里。但达荷美并没有彻底失败，因为马也有自己的局限性。达荷美士兵之所以忍受了这些灾难，因为他们知道由于雨季即将到来和缺乏饲料，奥约军队将“被迫在短时间内撤退”。(https://www.daowen.com)
奥约与达荷美之间的较量既说明了马匹在军事上的用处，也展现了限制马匹用途的若干环境因素。骑兵冲击需要开阔地形，因为马匹很难在森林里快速奔驰，而且由于它们需要牧场或饲料，这就在季节和地理上都受到制约。但在非洲，最重要的制约因素是疾病。尤其在西非，越往南养护马匹就越困难，许多地方流行的锥虫病（一种由采采蝇传播的疾病）导致根本不可能养马。
在欧洲运用马匹时，疾病相对而言算不上太大的制约因素，但其他环境问题也限制着它们。沼泽、宽阔的河流以及陡峭或多石的地貌都挑战着马匹。为了克服上述困难，欧洲的军方领导人优先考虑让国土变得易于通行。在17世纪，国家资助的军事工程委员会将其职权范围扩展到设计、建造要塞之外，开始着手测绘欧洲地貌景观，以此找出潜在的入侵途径，并建议进行基础设施建设以便利动员和防御。从1726年到1737年，乔治·韦德（George Wade）将军根据英国军械局的建议，借助承担了大量体力劳动的士兵，在苏格兰高地督建了40座桥梁和长达259英里的道路。这些道路和桥梁的设计目的是加快部队的行进速度，便利堡垒间的交通，让高地变得更易通行。随着火药武器与新式要塞技术的引进和大陆军队规模的扩张，国家对地图测绘和道路建设的投资几乎不可阻挡地到来，这种状况不仅发生在苏格兰，也出现在欧洲各地。上述发展改变了马匹的军事意义。
就像非洲那样，在欧洲，马背上的人们依然会进行突袭、与步兵并肩作战、在战场边缘进行接触战以及在交战最终阶段冲击敌方军队。不过，一支大军可以在没有骑兵的状况下投入战斗，但要是没有挽马，它就既不能行进也无法生存。1562年，安茹公爵的军队为了拖曳20门重炮及其火药、炮弹，需要用到1000多匹马。在三十年战争期间的1646年，曾有两个拜恩[3]兵团的马比人还多。在17世纪的法国，一支拥有6万士兵的军队可以轻松配备4万匹马——2万匹骑兵战马和2万匹用于拖曳的挽马。挽马拖曳的不仅仅是大炮和弹药，它们的车上还装着帐篷、炊具、燃料和食物——而且不仅是人吃的食物。马匹要驮运自己的饲料，它分量重、体积大，马自己的食物可以多达拖曳货物总量的40%。饲料的季节性供应决定了战斗的日程表。军队需要在冬季退却，直到青草重返大地后再回归战场。即便在盛夏时节，饲料供应也限制了军队。士兵和马匹需要间歇性转移驻地，以便找到新鲜的草料和谷物。欧洲人依赖马匹作战，这有助于解释他们将自己的战斗方式带到美洲时面临的诸多困难。
1539年，当埃尔南多·德·索托（Hernando de Soto）率领600人的军队前往佛罗里达时，他还带去了220匹马。在那场漫长战役之初，就军事层面而言，马匹的确派上了用场。西班牙记述者提到，当德·索托下令进攻拥有栅栏围护的马维拉镇（Mabila）时，他的骑手将骑枪伸向前方列成一线骑行，用枪刺穿原住民战士，将他们驱赶到围栏后方。当天晚些时候，骑兵一边焚毁城镇，一边与步兵并肩作战。当德·索托意识到他的部队已经到了身后，就纵马横穿马维拉，呼喊着感恩的祈祷词，还一路拿骑枪刺杀原住民战士。居民们无意中为西班牙骑手准备了驰骋的战场：他们预料到会遭到攻击，就烧毁了围栏附近的所有房屋和植被，以此制造出一片射击区域。可是，居民们并没有对付战马的经验，他们并不知道自己已经为骑兵清理出一块战场，当骑手到来时，村民们根本不知道如何抵御骑兵冲击。德·索托的马匹在攻击马维拉的战斗中表现优异，但总的来说，事实证明整场远征对马而言实在是太过艰辛。许多马匹在战斗中丧生或被美洲原住民悄悄杀死；另一些马匹或是在过河时溺死，或是在原野和树林里行进数年，最终丢了马掌，落得瘸腿的下场。当幸存者们于1543年7月抵达密西西比河时，总共还剩下50匹马，而且其中绝大部分已经根本无法用于拖曳或作战。西班牙人只留下其中22匹，其他的悉数宰杀。他们将划艇成对地绑在一起，引导剩余的马侧着身子上船。于是，它们的前蹄和后蹄就分别位于两条划艇上，这样的做法颇为讽刺地证明了这些动物的运输用途大为降低。可是，划艇后来遭到了攻击。西班牙人已经厌倦了保卫他们的马匹，就宰杀掉这最后一批，最终只有四五匹马得以逃脱。
为了避免重蹈德·索托的覆辙，欧洲和殖民地军方领导人在美洲各地修建道路，以方便马匹行进。在18世纪的巴西，士兵监督着成群的奴隶砍伐出穿过森林的道路，以便让部队和装备通行。军人也时常会加入劳动，有时还得昼夜不停地工作以保持交通顺畅并延长道路。在北美，1757年，这也正是七年战争中的一个关键时刻，约翰·福布斯（John Forbes）将军设计了一条始于宾夕法尼亚东部、横跨阿巴拉契亚山脉（Appalachian Mountains）的道路，他下令以40英里的间隔沿路修建要塞和木堡，这样，人员和马匹就不用携带过多的补给物资。他还在这些据点里部署守军，以保护行进中的部队和补给车队。他动员了成千上万的士兵和劳工，把一年里的大部分时间用在修建这条道路上。到了11月，福布斯终于抵达自己的目的地迪凯纳堡（Fort Duquesne）。这条路让他能够率领一支规模庞大、装备精良且拥有充足给养的军队越过山脉，法国守军面临拥有压倒性优势的敌人，又被他们的原住民盟友抛弃，只得选择退却。
就在军队竭尽全力利用工程技术改造某些美洲自然景观的时候，在美洲的其他地区，人们却根本不需要做出任何改变。西班牙殖民者在17世纪把马带到了新墨西哥，发生于1680年的普韦布洛（Pueblo）反殖民暴动则导致马匹扩散到殖民地边界之外。普韦布洛商人把一些马出售给邻近的部族，还有些马直接跑掉了。美洲平原非常适合它们。于是，从新墨西哥（以及其他地方）放出来的马匹就在毫无人类管理的状况下繁衍、扩散，到了19世纪初，大平原南部已有大约200万匹野马。此外还有几十万匹归人类所有的马，其中有很多属于原住民部族。有些美洲原住民部族在18世纪获得了马匹和火器，发展出一套崭新的战法——在马背上远距离射击。少数几个部族，如大平原南部的科曼切人（Comanche）和大平原北部的苏人（Sioux）乘势崛起，主宰了广袤的土地。
通过追踪马匹在大西洋世界战区里的部分成功和艰难挣扎，可以让人轻松认识到不同的地理环境的重要性，凸显了地形、疾病、气候和植被在军事层面的重要性。上述环境因素和其他因素限制了近代早期的战斗人员，迫使战士调整他们的作战方式，不仅是改变了武器的选择，也改变了他们的运输手段。在马匹无法通行的地方，最佳的替代品往往是划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