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 兰
在1688年之前的所有欧洲战争中，荷兰独立战争给大西洋世界带来了最为广泛的直接影响。荷兰人对天主教哈布斯堡帝国的反抗始于1568年，它将联省共和国变成了一个世界性强权国家。葡萄牙在1580年到1640年间并入了西班牙，荷兰人在此期间与葡萄牙和西班牙的联军作战。以葡萄牙人为目标的荷兰私掠者曾在1596年尝试攻占米纳。荷兰武装力量后来在1606年和1625年重返米纳，最终于1637年将其攻克。1605年，另一支荷兰远征军的领导人以西班牙人为目标，企图在圣多明各煽动起义。早在16世纪90年代，荷兰人就已加入纽芬兰沿海的国际渔船队，并在那里展开战斗。到了1606年，荷兰商人已经驶入圣劳伦斯湾，参与了北美毛皮贸易。自15世纪起，对立的欧洲人群体就已经在北美展开竞争，此外也会偶尔相互交战，但荷兰人到达北美时却正值关键时刻。17世纪初，几个殖民者团体在北美建立了永久性的武装前哨，这当中就有法国人于1604年在阿卡迪亚建立的罗亚尔港（Port Royal）、1608年建立的魁北克，英格兰人在1607年建立的詹姆斯敦、1620年建立的普利茅斯。荷兰人则于1614年在哈得孙河畔建立了自己的新尼德兰（New Netherland）殖民地。
在新尼德兰建立20年后，哈尔门·迈因德尔茨·范·登·博哈尔特（Harmen Meyndertsz van den Bogaert）离开了现今位于奥尔巴尼（Albany）的荷兰堡垒，与两位同伴一起穿越莫霍克人和奥内达人（Oneida）控制的土地。他在日志中描绘了一个人口稠密的定居区域。他路过了村庄和被他称作“城堡”的大型定居点，相邻两座“城堡”之间仅有步行几个小时的距离。有一座“城堡”位于山顶，四周设置栅栏防护，内有长屋66栋。博哈尔特说道，“其中一位议员来找我，想知道我们在他的国度里做什么，我们给他带来了什么礼物？”当博哈尔特回答他没有什么礼物后，那个人的回应是“因为我们没有带来礼物，就毫无价值”。这位“议员”提醒博哈尔特，法国人在加拿大会提供礼物，他还向博哈尔特展示了那年早些时候从一个法国代表团那里收到的部分物品。博哈尔特和他的同伴改变了方针，几天以后就把礼物送到了他们认定的城堡“酋长”手中。博哈尔特等人的礼物里并不包括手枪或火枪，但荷兰人很快就会把火器送到这一地区的居民手中，到了17世纪60年代，荷兰旅行者已经在为莫霍克人提供特制的兵器，这些兵器虽然是在荷兰制造的，却也考虑到美洲原住民的需求。用荷兰火枪武装起来的莫霍克人和其他豪德诺索尼族群将他们的影响力扩张到北美东部的广大地区。他们为猎场和毛皮而战，征收毛皮作为贡赋，收养战俘以维持本族人口，但这样的努力最终却弄巧成拙。博哈尔特到访上述地区后不久，当地的原住民就遭到了天花的侵袭。
在联省共和国与哈布斯堡帝国的12年休战期间，荷兰人开始殖民哈得孙河谷。1621年休战期满后，荷兰西印度公司获得了特许，对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海外据点发动了攻击。1624年，公司派出一支远征军横跨大西洋，出其不意地攻占了葡萄牙殖民地首府圣萨尔瓦多。葡萄牙人在1625年夺回了萨尔瓦多，但荷兰人在1630年重返此地，即便面临葡萄牙人的抵抗，他们还是在巴西北部建立了一块殖民地，将它命名为“新荷兰”（New Holland）。17世纪二三十年代，西印度公司攻击了波多黎各和围绕加勒比海的其他西班牙殖民地，而且宣称自己拥有托尔图加、多巴哥以及其他岛屿和沿海居民点，促使加勒比海开启了长达一个世纪的帝国冲突。西班牙人、荷兰人、英格兰人、法兰西人、丹麦人和其他欧洲殖民者不时地相互发动攻击，把对方逐出前哨据点、城镇和种植园。
加勒比海地区的冲突削弱了西班牙对半个世界的主权要求。早在1559年，西班牙外交官就已承认几乎不可能管理整个半球，他们在卡托康布雷西（Cateau-Cambrésis）向法国人保证加勒比海一带的小规模冲突完全是在意料之中，他们不会以那里的战斗为借口在欧洲发动战争。到了17世纪中叶，西班牙人又把这种解决办法写进了与荷兰人、英格兰人签订的条约。西班牙人并没有放弃对加勒比海地区和几乎整个美洲的领土要求，但由于有太多的欧洲列强争夺上述地区的主权，因此，西班牙承认即便在欧洲各国处于和平状态时，美洲殖民地内部及其周边地区仍有可能持续处于战争状态。
这种让步既影响到殖民者和欧洲人，也对原住民起了作用。17世纪30年代，一位愤怒的西班牙总督认为荷兰人之所以能够与美洲原住民建立牢固的联系，是因为他们不在乎礼仪、基督教或文明，“生活放纵让他们成为所有岛屿的主人，他们的全部商品都源自那些岛屿……印第安人拥抱他们的公司，因为他们模仿了野蛮生活，允许印第安人享有充分的自由，不受贡赋、劳役的约束，也没有《福音书》的甜蜜枷锁”。与此前的殖民团体相比，荷兰人不大可能派遣传教士到原住民当中传教，也不大可能建立统治他们的政府。荷兰人时常对原住民表达出表面上的尊重。这种立场反映出颇为务实的军事和经济考量。在南北美洲、加勒比海地区和非洲，荷兰人每到一地都会进入竞争激烈的殖民环境，与其他殖民群体相比，他们的人数并不算多。为了生存，为了让他们的殖民地产生盈利，荷兰的总督、商人和军队领导人参与了复杂的外交往来。荷兰人所处的环境迫使他们遵守与原住民达成的协议并根据当地人的实际情况调整政策。不过，荷兰人所遵循的总体方针里并没有一条是保持宽容或仁慈。特别是在巴西，荷兰的殖民发起人和传教士就梦想着改变原住民的生活，让他们接受基督教，把他们纳入殖民地社会。荷兰人也很会使用报复性、示威性、剥削性的大规模暴力行动。17世纪40年代初，新尼德兰总督威廉·基夫特（Willem Kieft）就亲自监督实施了完全摧毁几个芒西人村落并展开屠杀的行动。如果将视角放得更宽泛一些，那么荷兰人在17世纪中叶已经成为大西洋世界里的头号奴隶贩子，在英格兰人于17世纪末超越他们之前，荷兰人一直牢牢占据着这一地位。(https://www.daowen.com)
当荷兰驻军于1625年撤出时，他们带走了13个巴西原住民男子，这些人都是波蒂瓜尔人（Potiguar）。荷兰人把这13人带到阿姆斯特丹，让他们在那里学习荷兰语，磨炼翻译技能，为西印度公司的董事们提供与巴西地理、政治相关的建议。1630年，公司在准备第二次入侵巴西时正式宣布波蒂瓜尔人享有荷兰治下“自由属民”的地位。公司董事希望他们在阿姆斯特丹培训的人能够将这个信息翻译过去，帮助荷兰人将波蒂瓜尔人拉到自己一边。当年晚些时候，至少有三名翻译返回巴西为西印度公司效力，尽管这三人做出了努力，事实却证明波蒂瓜尔人的谨慎程度远远超出预期。公司在攻入巴西时以令人印象深刻的方式炫耀武力。65艘荷兰战舰驶入伯南布哥港，成百上千的士兵随之登陆，荷兰分舰队与一艘艘葡萄牙帆船奋战，荷兰炮火轰垮了葡萄牙要塞的城墙，葡萄牙人投降了。可是，波蒂瓜尔人并没有起来支持荷兰人。很可能有许多人还铭记着1625年荷兰人从萨尔瓦多仓皇撤退的情景，他们或许还认为荷兰人是不可靠的盟友。
虽然西印度公司有能力将葡萄牙人赶出位于伯南布哥的要塞，但新荷兰的总督们仍然急于获得原住民的支持，以便扩张领土、开发新的贸易路线、继续对西班牙和葡萄牙帝国发动军事行动。因此，他们在1631年热烈欢迎马里卡·拉蒂拉（Marica Latira）以使者身份到来，此人来自新荷兰以北的北里奥格兰德省（Rio Grande do Norte），出身于一个名叫塔普亚人（Tapuya）的原住民族群。几个月之后，又一位从北方省份赶来的信使告诉荷兰人，“他们希望和我们成为一个民族”。在上述信息的鼓励下，西印度公司于1633年成功入侵北里奥格兰德，驱逐了当地的葡萄牙驻军。荷兰人对塔普亚人未能前来协助他们作战感到失望，不过，其后不久，此前向西印度公司派出第二位使者的原住民领袖尼亚杜伊（Nhaduí）率领1500人赶到。他们接受了公司的礼物，最终在北方省份的荷兰要塞附近定居下来。接下来的几年里，荷兰人继续听取原住民的战略建议。以1641年为例，荷兰人前往巴西境内更偏北的马拉尼昂攻击葡萄牙人。西印度公司的部队在此次军事行动中得到了80名原住民战士的支援。截至17世纪40年代，新荷兰的荷兰人已经习惯与巴西原住民盟友并肩作战。他们从“巴西人”（Brasilianen）[2]那里得到的支持力度最大——“巴西人”是与葡萄牙人一起生活多年的原住民，公司的荷兰军队曾在一场战役中拥有多达1000名“巴西人”随军，此外还有来自其他原住民社群的战士提供帮助。有许多巴西原住民首领意识到荷兰人能够帮助他们赶走葡萄牙人。至于荷兰方面，西印度公司的官员不仅坚信他们需要当地盟友，而且认为巴西原住民战士拥有特别的作战技能，在某些军事行动中的表现甚至还要优于荷兰人。
图9.4 阿尔贝特·埃克库特于1643年绘制的巴西原住民战士理想化肖像。由约翰·李拍摄自丹麦国家博物馆馆藏绘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