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荷美的阿加扎

达荷美原本只是一个生活在强大邻邦阴影下的小国，但在阿加扎国王领导它进行军事扩张后，就于18世纪20年代引起了欧洲的注意。达荷美对维达（Ouidah）的统治者发起挑战，最终将其推翻，而维达正是西非最重要的奴隶交易市场之一。阿加扎崛起时恰好有个名叫布尔芬奇·兰姆（Bulfinch Lamb）的英格兰人以俘虏身份待在达荷美。按照兰姆的说法，阿加扎拥有两座宫殿，每座都拥有周长约一英里半的环形宫墙。墙上点缀着人的头骨，它们属于阿加扎在战斗中杀死的敌人，“密到好像能够在墙头堆叠起来”。兰姆最终得到释放，他回到英格兰，把一封阿加扎口授给他的信带给乔治一世。阿加扎在信中吹嘘，“我的祖父没有军队，他扩张自己的王国时只征服了1个王国；我的父亲征服了9个；我的兄弟打了79场仗，也只让几个小王国臣服。不过，本人已经打了209场仗，在这些战斗中征服了许多大王和大国，其中某些王国不断地反抗，让我忙于用兵”。

阿加扎的故事吸引了不同群体的英格兰作家。威廉·斯内尔格拉夫在1734年将他描述成一个食人者，并且暗示他和其他非洲领袖非常类似。其他英格兰作家则将这位“国王”视为非洲的秩序捍卫者，他的征服有可能终结小规模袭击和奴隶贸易的恶性循环。随着18世纪的流逝和英格兰有关奴隶制的争论升温，人们就非洲战争和奴隶贸易之间的关系展开了更大范围的辩论，对阿加扎存在意义的第二种诠释就与这种辩论纠缠在一起。1744年，威廉·史密斯（William Smith）提到他在达荷美以西遇到了一些非洲人，这些人把自己的极度不幸归因于欧洲人的到访。“他们说是基督徒带来了奴隶交易，在我们到来前，他们生活在和平当中，而且显而易见的是，不论基督教来到哪里，都会带来剑、枪和弹药。的确可以说他们是对的，因为基督徒总是在相互交战。”18世纪五六十年代，贵格会的废奴主义者安东尼·贝尼泽特（Anthony Benezet）根据此类说法认为欧洲帝国对奴隶的需求引发了非洲的战争并使其持续存在，他觉得要是没有奴隶贸易，这个大洲本该享有和平。最终，阿加扎成了欧洲废奴主义者的英雄。他们认为奴隶贩子引发了暴力循环并加以维持，应当将阿加扎当作“致力于自己的人民摆脱暴力循环”的英雄来铭记。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欧洲那些奴隶制的辩护士则主张非洲文化在本质上就是暴力的，而且认为奴隶贸易事实上将男人、妇女和儿童救出了悲惨处境，让他们不再生活在战火连绵的地方。(https://www.daowen.com)

不过，这两种解释都不是很严谨。一方面，战争并非由跨大西洋奴隶贸易传入非洲。另一方面，在欧洲商人抵达沿海地区后，战争方式也显然发生了变化。阿加扎几乎没有着手抑制奴隶贸易，但他通过中央集权、组建由税收供养的部队、给他麾下的士兵发放制服以及把妇女武装起来等重要方式带来了革新。在他统治的土地上，一些古老军事传统被搁在一边，这标志着当地习俗的脆弱性。近代早期的大西洋世界到处存在类似的发展状况，很少有军事文化能够原封不动地保持很长时间。战争方式总会改变，几乎不存在父子相传几代不变的状况。战士传统总是有可能终结，事实上，它们的终结是一种普遍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