征　讨

为了逮捕逃奴，使其重新沦为奴隶并施加惩罚，殖民地的蓄奴者及其政府动用了一系列武装力量。16世纪20年代，伊斯帕尼奥拉岛上的商人、矿主和种植园主自发捐献资金、提供贷款，以此招募、补充战斗人员，让他们一连几周搜捕位于山地和乡间的逃亡者和马龙人。他们出动的军队起初由数百名士兵组成，但后来发现在岛上的战略要点部署10—15人规模的小队更有效。军队里既有沦为奴隶的非洲人和岛上的原住民，也有殖民者的其他仆役。特别是在需要短期内组建军队的时候，指挥官就得临时拼凑人员，号召志愿者加入，打破惯例寻找盟友，有时甚至要武装那些被视为危险分子的人。1556年，秘鲁总督指派佩德罗·德·乌苏亚（Pedro de Ursúa）上尉率领一支远征军讨伐巴拿马的锡马龙人（Cimmerons）^[4]，随后，乌苏亚奋力寻找新兵，最终在地峡的监狱里找到了合适的兵源。他用已经沦为囚徒的叛乱分子组建了一支军队，而那些士兵正是两年前拿起武器反抗秘鲁政府的人。

在17世纪，巴西境内的殖民者与那些拥有对原住民作战经验的人缔结契约，雇用他们指挥征讨马龙人的战役。这些人招募了各式各样的人员与他们并肩战斗，其中有葡萄牙人士兵、与殖民者结为同盟的原住民战士和包括非裔自由民、巴西原住民在内的民兵。到了18世纪20年代，巴西总督察觉到马龙人造成了新的威胁，就授权任何愿意与马龙人作战的人自行出征。与之类似的是，安提瓜（Antigua）的英格兰殖民政府也于1680年批准给任何抓获逃奴的人颁发大笔赏金。圣多明各殖民地的蓄奴者依靠人称“巡路队”（maréchausée）的警察部队，逮捕、上交逃奴，让逃奴受到惩罚，这支军队完全由自由黑人组成。牙买加的英国人也将奴隶和自由黑人编入特殊的军队单位，用于对付马龙人的军事行动。巴巴多斯、南卡罗来纳、北卡罗来纳和弗吉尼亚则依靠民兵部队和几乎完全由白人殖民者组成的特别缉奴队实施定期搜查、监视集会和强制推行宵禁，一旦怀疑可能发生暴动，民兵和缉奴队就要动员集结。北美大陆的英国殖民者还时常请求美洲原住民帮助他们逮捕逃奴。

1739年9月9日中午11时，南卡罗来纳副总督威廉·布尔（William Bull）开始召集他麾下的殖民地民兵。此前，他刚刚遭遇了一小群非洲人，这些人以大胆的姿态离开殖民地，沿着道路行进期间杀死遇到的所有人，还焚毁了几栋房屋。截至下午4时，民兵已经集结完毕并骑马出发，遭遇逃奴后立即下马使用枪炮与逃奴作战。他们杀死了40名逃奴，其中一些是在战斗中阵亡的，另一些则在沦为俘虏后被杀。民兵扣留了许多逃奴，准备把他们还给主人，不过，还是有些逃奴在跑掉之后分散到乡间去了。随后几天里，民兵继续追击剩余的逃奴，布尔也请求奇卡索人（Chickasaw）和卡陶巴人（Catawba）的首领提供帮助。

美洲许多地方的殖民地政府和种植园主与美洲原住民战士结成同盟，以便阻拦逃奴、镇压暴动。革命时代之前，当荷兰人镇压加勒比一带规模最大的奴隶暴动时，阿拉瓦克（Arawak）和瓦劳（Warao）战士就作为荷兰盟友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1763年2月27日，南美沿海伯比斯（Berbice）地区有奴隶在各个种植园之间行进，他们收缴武器，集结新兵。这些人行动迅速，一天能走遍20个种植园。战斗爆发之初，伯比斯共有350名欧洲殖民者，其中大部分人选择了逃亡，也就与殖民地里的奴隶失去了联系，而当地原先共有四五千名男性、女性和儿童奴隶。截至3月底，伯比斯已经只剩下几十个荷兰殖民者，他们龟缩在小小的堡垒里，食物和水都相当短缺。援军最终从苏里南、圣尤斯特歇斯和荷兰赶来，但新近抵达的士兵很容易受到疾病的影响，在1764年1月登陆的600名士兵中，仅有20人还能在6个月后保持健康。荷兰人也受到地理条件的约束。他们能够使用舰船巡航、控制可以通航的河段，可由于没有奴隶劳工充当搬运工，他们就无法把重装备和补给运输到内陆。(https://www.daowen.com)

从17世纪80年代起，南美原住民群体就已经多次和荷兰人缔结盟约，同意帮助他们捕捉逃奴。荷兰人在这个危急关头援引上述条约，呼吁原住民提供援助。于是，原住民战士在夜间展开巡逻，以保护荷兰人的前哨据点，使其免遭伏击。他们至少一次攻击过由原先的奴隶建立的农业定居点，摧毁农作物并杀死包括妇孺在内的55人。他们在河流和小溪上巡航，以此阻止逃奴前往本可以种植作物的农田，由此开始了一个缓慢却有条不紊的进程：用饥饿迫使原先的奴隶重新屈服。在冲突的最后几个月里，原住民战士每俘获或杀死一名逃奴，都会得到相应的赏金。出于给战士提供报酬和奖赏的目的，荷兰人会出钱从他们手中收购生擒的奴隶或从死去的奴隶身上割下的右手。许多原住民社群依赖荷兰人的贸易，并不希望看到他们离开。这一地区的原住民也有理由警惕马龙人建立新的定居点。在附近的苏里南边缘地带，马龙人就曾经袭击过原住民村庄并绑架人员，而且他们特别喜欢绑架妇女和儿童。

在南北美洲的大片地区，欧洲殖民者和非洲奴隶的到来改变了美洲原住民对待战俘和奴隶制的信念与实践。冲突和传染病的蔓延削弱了许多原住民社群，作为回应，有些像豪德诺索尼人这样的群体就会加倍努力地捕获战俘，把他们带回来。这种做法有时会导致冲突螺旋上升，但也有利于创造在语言和文化上都具备多样性的社群，在这些社群里，出生在相隔遥远土地上的战俘们努力地融入其中。原住民战士也会把俘虏卖给欧洲殖民者。在17、18世纪，有几条绵延几百英里乃至上千英里的长途贸易路线可以把俘虏带往殖民地港口。在大平原南部捕获的人会被带到蒙特利尔，以至于“波尼人”（Pawnee）这个词在那里已经成了奴隶的同义词。新奥尔良和南卡罗来纳的查尔斯顿也成了贩卖原住民战俘的市场。此外，美洲原住民群体也开始捕获、蓄养、购买非洲人和非裔美洲人充当奴隶。在奥里诺科河下游沿岸地带，当阿拉瓦克村民开始向西班牙人出售烟草后，他们就从非洲购买用于田间劳动的奴隶。在18世纪末和19世纪，北美东南部有许多原住民成了奴隶主，他们使用受到奴役的非洲人和非裔美洲人种植经济作物。

美洲各地的原住民团体曾经帮助殖民者重新捕获逃奴，巴西的葡萄牙人就严重依赖原住民盟友。在帕拉伊巴（Paraíba），有个名叫杜阿尔特·戈梅斯·德·西尔韦拉（Duarte Gomes de Silveira）的殖民者曾于1633年评论过这种关系，他写道：

毫无疑问，要是没有印第安人，就不会有一个几内亚黑人还待在巴西，或者更准确地说，就不会有巴西。因为要是没有他们“黑人”，就什么都做不成，而且他们的人口是白人的十倍多。现在，利用他们极为畏惧的印第安人控制他们都可谓代价高昂……要是没有印第安人，那会发生什么呢？他们第二天就会发动暴动，要想挡住这些来自内部的敌人，就会遇到极大的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