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文化冲突
在战斗中相遇的战斗人员产生了私密的交流，共同面对着死亡。欧洲人、非洲人和美洲原住民经常作为盟友并肩作战，或是在混编的部队单位里一同参战，即便是作为敌手相互对峙，他们也时刻留心是否存在妥协或投降的可能性。战争还把非战斗人员聚拢到一起。备战工作涉及诸多人员，以至于在某些社区中塑造了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关系。
随着战争方式的变迁，整个大西洋世界的人类生活也一起发生了改变。近代早期最重要的趋势之一就是出动作战人员的距离越来越远、时间越来越长。在大多数地方，随着军队规模日益扩张，军队相对地方权力结构也日趋独立，战斗人员和非战斗人员之间的社交距离增加了。长期的远距离部署改变了兵役的意义，也令后勤不堪重负，不论是小村庄还是跨大西洋帝国。
1492年，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在伊斯帕尼奥拉岛登陆，它随即成为西班牙在西半球首次殖民活动的重点所在。哥伦布返回西班牙时在岛上留下了一小队士兵，这位舰队司令于1493年率领一支更庞大的舰队回到该岛。米歇尔·达·库内奥（Michel da Cuneo）当时跟随哥伦布，根据他的报告，他们回到伊斯帕尼奥拉岛时遭遇了一片阴郁景象。达·库内奥提道，“我们登陆后发现我们所有的人都死了，他们散乱地倒在地上，而且没了眼睛”。经历此次事件后，他才知道只有在当地人的军事支持下才能推进殖民进程。
伊斯帕尼奥拉岛的岛民拥有一套完善的军队动员体系。这个岛屿分成了由“卡西克”（cacique，即酋长）们领导的若干块酋长领地，他们的权力基础建立在亲属关系上。“卡西克”们在身边豢养了随时准备拿起武器的武装力量，而当他们认为有必要召集更多人时，就可以征集酋长领地里的大多数男子。达·库内奥在到访伊斯帕尼奥拉岛期间观察到当地的年长男性很少，而且妇女似乎承担了许多工作。这反映了当地战争带来的影响。岛民的婚姻习俗、亲属关系和政治结构都需要适应战时的高伤亡率和由此带来的成年男子短缺，即大部分男子或是被西班牙人征召到远方，或是死于暴力、虐待和疾病后，在伊斯帕尼奥拉岛的一些地区，这样的社会组织方式（由女性主导的社区）仍然能够维持其传统生活方式数十年之久。
从1493年起，西班牙的军队指挥官开始向“卡西克”征求建议。由于西班牙指挥官们几乎完全采纳盟友的意见，他们的军事行动就时常受到岛上社群对立的引导。即便在西班牙人坚持宣称自己主宰了伊斯帕尼奥拉岛之后，他们也需要依靠“卡西克”收集贡赋、征用劳工。“卡西克”为西班牙人召集、出动男性劳工的方式与此前指挥麾下男子投入战斗的方式一模一样，劳工每次都会被从村庄拉出去工作六个月之久。
疾病导致人口大量减少，战斗和过度劳役则导致人员损失进一步上升。由于西班牙人需要男子在他们的金矿和农场里劳作，所以死者中的男性就要多于女性。虽然一些原住民村落继续存在了数十年之久，但西班牙殖民者对劳动力的需求最终还是削弱了种植粮食作物的人力。早在1517年，就有一群修士致信马德里，抱怨伊斯帕尼奥拉岛人口锐减。虽然土地肥沃，却没有人去耕种。他们发出警告：如果不迁入定居者作为补充，就不得不放弃伊斯帕尼奥拉岛。于是，西班牙人采取了一项临时性的调整措施：将原住民村落合并起来，让士兵强行迁移村民，组成规模更大、经济上更能独立生存的发展单位。有些岛民展开了武装抵抗，直到16世纪30年代，邻近海岸的西班牙殖民点雷亚尔港（Puerto Real）附近仍然出现过小规模袭击。不过，岛民们此后就再也没有能力出动一支具备战斗效力的部队了。
然而，与拉斯·卡萨斯书中提到的内容不同的是，伊斯帕尼奥拉岛上的原住民并没有完全灭绝，也没有骤然结束针对西班牙政权的抵抗。在岛民的作战能力瓦解后，他们剩下的抵抗行动很可能是孤立的、缺乏组织的。1493年，达·库内奥得到了一个加勒比俘虏，她进行的斗争可以说是一个典型例子。当库内奥想强奸她时，这个女人用指甲抠伤了他，并且发出了吼叫。但是却无人可以听到，她只能独自抵抗。(https://www.daowen.com)
战争从本质上来说是社群的共同努力。参与战争的社会必须选择某些特定个人投入战斗，为他们治装并提供给养，接下来还要协调他们的行动。环大西洋的各个社群在选择参与战斗的人时方式各异。比如说，有些社群就容许妇女扮演领导角色。达荷美王国出动过女战士，但绝大部分社群的特征还是动用成年男子和男孩。在一些社群里，男孩自小就要准备服兵役，而且对男性而言，战斗被视为每个男子一生必须经历的一个阶段。另一些社群或是把军训和兵役作为精英身份的标志，或是动用由奴隶组成的常备军，从而将战斗专业化。作战部队的年龄分布状况存在巨大差别，但一般而言儿童还是会被排除在战斗角色之外。不同社群为一线战士提供给养、补给的方式也存在很大差异。某些地区会拆迁掉整个村庄，以跟上远征中的战士。另一种与之相反的极端方式也在许多地方出现，那就是把缺乏补给的战士派出去参战，让他们依靠搜寻粮秣、以货易货和掠夺养活自己。
正如拉斯·卡萨斯所指出的那样，西班牙对伊斯帕尼奥拉岛的征服创造了几个先例：剥削当地盟友、背叛前盟友、采用压榨性的强制劳动制度，当地人口的减少和宿命般的依赖进口奴隶劳动力都预示了将在美洲各地发生的景象。疾病几乎到处紧随殖民步伐。在新近建立的殖民地附近，当地人口因战争、驱逐、环境灾难、贫困和剥削而减少，此时又遭到传染病的侵袭。尽管如此，虽然意识到伊斯帕尼奥拉岛上的事件和随后发生在南北美大陆的情况颇为相似，但区分它们也很重要。在美洲的其他地方，原住民还是重新集结起来，找到了在军事和外交层面维护自己的新方法。
不论在什么地方，部署、维持和控制作战部队都需要复杂的社会安排。每个社群对这一挑战的反应都体现出其权力结构、财富状况和分配经济资源的方法。历史学家、人种志学者和人类学家已经观察到生存模式、社会组织结构和部署人员投入战斗的方式之间存在密切联系。考古学家已经指出许多奉行平等主义的社会因为一小群战士主动投入战斗而频繁参与战争。来自这类社会的战士偶尔会编组成一个群体参与大规模战斗，但更典型的状况是进行伏击和偷袭。与此相反的是，酋长管辖的地方会按照等级制度组织军队，以较为复杂精细的方式准备战争，最终派出听从军事精英阶层成员命令的作战部队。
在欧洲人征服、殖民南北美洲的漫长过程中，某些原住民社群设法在不经历战斗或备战的状况下生存了下来。尽管特拉华人的祖先曾与瑞典人、荷兰人交战，但在17世纪末18世纪初，这个仍处于形成时期的新兴社群将自己定位为和平部族，在6个豪德诺索尼部族和几块英格兰殖民地的同盟网络中占据了特殊地位。马撒葡萄园岛（Martha's Vineyard）的万帕诺亚格人（Wampanoag）态度更为坚决，他们在17世纪就宣布放弃交战权，后来尽管多次受难，却还是不依靠战斗就建立起一个存续至今的社群。美洲各地的原住民以自己的独到方式应对欧洲人和非洲人出现后带来的挑战。尽管如此，在大多数情况下，美洲原住民社群的凝聚力、实力和持久性都取决于他们维持作战部队的能力。
传统上人们认为军事等级制度和纪律是文明的标志，有些历史学家则主张兵役专业化是近代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法国历史学家安德烈·科尔维西耶（André Corvisier）在其20世纪70年代的著作中明确划清了军人和战斗人员之间的界线。根据科尔维西耶的说法，军人是一种职业，按照自己的工作领取薪水，他们居住在兵营或营帐里，军官会持续不断地进行监督、维持纪律。科尔维西耶声称训练有素的职业军人要到近代才出现在世界上。他坚持认为在中世纪参与欧洲战事的骑士和农民与其说是军人，不如说仅仅是“战斗人员”。
和许多学术化的军事史一样，科尔维西耶的学术模式包含着一种欧洲大陆式的偏见。如果要在大西洋尺度上理解近代早期历史，就得考虑到不同社群在挑选、命令人投入战斗并为其提供装备和补给时采用的不同方式。倘若选择更具包容性的视角，那就会突出强调所有兵役都存在独到之处，并在战争和战斗人员的斗争之间划出界线，参与后者的人就和竭力抵抗米歇尔·达·库内奥的妇女一样毫无准备也缺乏社会支持。几乎每个战区都有像她这样的人。
大多数地方的孩子从很小的时候就要接受与战争相关的教育。无论在什么村庄、地区或城市，儿童都得学会运用武力的基本规则。这对于社会的凝聚力至关重要，也令人们有可能投入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