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抗与逃离

美洲的奴隶制激起了武装反抗。1521年，伊斯帕尼奥拉岛上有20个非洲人逃离了一座甘蔗种植园。起义的消息随即流传开来，这些造反者很快就从其他种植园吸引了20个人。他们袭击了一个牧场，杀死了一些西班牙人，解放了在那里当奴隶的人，其中还包括12个美洲原住民。他们拿走了牧场里的食物，随后烧掉了建筑物，然后继续进军。他们一路吸收新兵，等到被一支殖民军拦住时已经集结了120人之多。在距离殖民地首府圣多明各几英里远的地方，双方展开了一场小规模战斗，6名逃奴战死，其他人多数逃入山地，在那里加入了一个由逃奴建成并持续发展的“密营—村庄”网络。这些也可以称作马龙人的逃奴包括了西班牙人从其他岛屿抓来的美洲原住民、从西班牙和加那利群岛带来的非洲奴隶和另一些直接从非洲运来的奴隶。1521年的逃奴中还有许多是信仰伊斯兰教的沃洛夫人，他们是刚刚被人从塞内加尔运到伊斯帕尼奥拉岛上来的。

就在两年前，伊斯帕尼奥拉岛上的几群泰诺（Taino）原住民在逃离西班牙人指定给他们的村庄、拿起武器发动反抗时，这个岛屿的社会、政治稳定性都受到了动摇。其后10年里，非洲奴隶、原住民奴隶与泰诺战士并肩作战反抗西班牙的统治。他们编成小单位联手战斗，袭击岛上的种植园和矿山，恐吓西班牙人，迫使许多西班牙人逃离乡村。截至1534年，已有4000名战斗人员在反抗西班牙的统治。也正是在那一年，泰诺抵抗运动中权力最大的领导人对西班牙人妥协了，但许多非洲人仍旧拒绝屈服。他们维持自己的马龙人社区，在山里种植农作物，又坚持了14年之久。

近来的考古发现证实了非洲人和美洲原住民在这个动乱时期一起找到了避难所，他们相互提供保护，躲藏在伊斯帕尼奥拉岛的山洞里。在其他几个地方，美洲原住民和非洲人群体之间也结成了类似的同盟关系。16世纪80年代，巴西东部巴伊亚湾周边地区的甘蔗种植园里，会使用遭到奴役的美洲原住民和数量日益增长的非洲奴隶从事劳动。从1585年起，成百上千的奴隶开始追随某些宗教领袖，这些人在布道中宣扬：现在，上帝要来把你们从奴役中解救出来，让你们成为白人的主人。布道者许诺他们很快就能够不用工作便获得食物，将会飞上天空，将不再害怕刀剑或锁链，因为铁会变成蜡，将无法伤害他们。逃离奴役的人们，包括巴西原住民、非洲人和非洲父母生下的奴隶，在森林里建立了神庙，在那里举行复杂的典礼，创造出一整套自称“神圣”（Santidade）的信仰和仪式，还可能发展出了自己的语言。这个教会依靠鼓励人们逃离奴役发展壮大。他们曾至少一次和种植园主达成和解，而抗拒他们的奴隶主则会遭到袭击。

“神圣”的信徒点燃房屋、摧毁蔗糖作坊、焚烧农作物。根据一个种植园主的说法，“要是奴隶主禁止他们的奴隶追随这种迷信，奴隶就要反抗他们的主人，他们打死打伤主人，抢劫焚烧他们的庄园……他们针对白人发动暴动和大规模叛乱，杀死每一个人”。最终，殖民地还是集结了足够的军力打垮了这场运动。当“神圣”领袖们在会众面前被杀后，绝大多数信徒重新沦为奴隶。尽管如此，此次运动还是确立了一种集体反抗模式，某些特定的“神圣”信仰也可能存续下去。1613年，马德里收到了如下报告：巴西的两三个地区有成群的印第安人和非洲奴隶逃离他们的主人，和其他人会合到一起，过着崇拜偶像的生活，把自己的社群叫作“神圣”。加勒比海地区出现了类似的现象，也就是逃离奴役的非洲人加入了加勒比人群体。1675年，背风群岛的英格兰总督报称圣文森特（St.Vincent）、多米尼克和圣卢西亚（St.Lucia）的种植园遭到900名美洲原住民和600名非洲战士的联手袭击。

和早先出现在巴西的“神圣”运动一样，17世纪70年代的加勒比战士团体的确吸引了非洲人，但非洲人并没有领导他们。其他马龙人群体则表现出较为明确的非洲属性。在巴拿马地峡，有几个合称“锡马龙人”（Cimarrons）的马龙人团体在16世纪50年代组建了联盟。西班牙人与他们交战多年，战争持续到16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才宣告结束，直到那时，几个锡马龙人团体才同意放弃营地前往城镇居住，作为交换条件，西班牙人承认他们获得自由。双方执行上述协定期间还进行了一次人口普查，它揭示了锡马龙人团体的内部成分和组织结构。某些锡马龙人领袖使用像胡安·霍洛福（Juan Jolofo，即约翰·沃洛夫，John Wolof）和安东·曼丁加（Antón Mandinga）这样带有非洲式曲折变化的姓名。其中某个团体的一位首领还给自己用上了一位西非国王的名字，这位国王直到16世纪80年代依然握有强大权力。领袖的姓名反映了他们拥有明确的非洲出身，看上去那些加入他们的人通常也属于同一非洲社会或与该社会结盟的其他群体。比如说，胡安·霍洛福的所有追随者都自称是沃洛夫人或贝尔韦西人（Berbesí）。

17世纪时，巴西东北部地区一个曾为奴隶的人在描述自身时，会以类似方式把自己归属于非洲。从1605年起，来自巴西沿海种植园的逃奴在内陆地区一片绵延将近100英里、距离大西洋45—75英里远的宽阔弧状地带建立营地。葡萄牙人用那里生长的棕榈树将这一地带命名为帕尔马里斯（Palmares），可有些居民却将它称作“安哥拉容加”（Angola Junga），也就是小安哥拉。17世纪70年代，帕尔马里斯的首领人称“甘加-孙巴”（Ganga-Zumba），这只不过是把名为“恩甘加·阿·恩尊比”（Nganga a nzumbi）的头衔改写了一下，它指的是中非地区因班加拉人中的宗教领袖。逃奴居民点里的人在接近甘加-孙巴时使用非洲式的敬礼，也就是一边鼓掌一边匍匐在地。他们把自己的设防城镇称作“莫坎布”（Mocambo）或“基隆布”（Quilombo）。这些称呼都来自中非的军事词语。军事术语“基隆博”（Kilombo）要到17世纪中叶的刚果内战中才被用于指代仅包含男性的军营，而在金本杜语（KiMbundu）中，“穆坎博”（mukambo）指的是藏身之处。

对逃到莫坎布的非洲战士来说，在巴西作战带来了特殊的挑战，他们不得不适应环境，有时还需要借鉴盟友和敌人的战术与技术。尽管如此，他们的作战方式仍然反映出这些人的非洲出身。就像中非因班加拉人的基隆博一样，巴西的基隆布是用于交战的。它们周围环绕着两道木墙，木墙之间有一道插着成排钉子的壕沟。这些居民点中最大的一个拥有半英里长、6英尺宽的街道，据说共有1500栋房屋。有些基隆布充分利用包括山地、多树沼泽在内的地貌特点，以此加强防御。基隆布里的居民砍伐树木，把它们堆积到木墙之外阻碍攻击方行进，他们还会挖掘陷阱。荷兰人在1640年首度团结协作尝试摧毁基隆布，其后数十年里，荷兰和葡萄牙指挥官断断续续地发动了多次大规模军事行动，但帕尔马里斯的人民在1694年之前都击退了他们的进攻。在此期间，殖民者也频繁发动小规模征讨，或是企图重新奴役当地人，或是企图摧毁个别基隆布。仅在1654年到1678年，帕尔马里斯就被分别攻击了至少20次之多。(https://www.daowen.com)

被捕获、奴役之后运过大西洋的非洲战士多多少少会经过一些军事训练，有一定的作战经验，这正是那些在美洲生于奴隶处境中的男孩和男人无法拥有的。到1833年，卢库米（Lucumí）男子在古巴发动军事行动时仍然使用异于同时代欧洲或西属美洲战争方式的兵器和战术。他们携带临时凑合的盾牌，以红伞作为权威、地位和权力的象征。他们的指挥官穿着色彩繁多的服装，其中有个人还身着女装。指挥官骑着马，用卢库米语给战士下令，后者会唱着歌、跟着战鼓的节拍行军。战士的武器包括火器、砍刀和矛。他们有组织、有计划地从一座种植园推进到另一座，行军途中集结新兵，杀死路上遭遇的几乎每一个白人殖民者。这些人大多出生在非洲，其中许多人可能在抵达古巴前就有过战斗经历。1844年，当卢库米人准备在古巴发动另一场军事行动时，一个名叫曼努埃尔·卢库米（Manuel Lucumí）的非洲奴隶被指定为负责集结奴隶的头号鼓手。此人的任务是演奏主鼓，这是因为他在家乡总是带着战鼓。当非洲奴隶联合起来对抗他们的主人时，这些人往往会前往敲击战鼓的地方集结。鼓不仅是召集人员的工具，也会发出信号，让战斗人员有可能协同作战。大规模军事行动需要的是军纪。

如果战士成功逃离了他们的殖民者主人并且建立了属于自己的马龙人自治社区，那么就得做好保卫自己的准备。马龙人的多数大型居民点始于军营，他们多少需要依靠外出劫掠才能养活自己。即便居民点能够维持数十年之久，它们也往往会时刻保持警惕，并且保留明显的军事特征。18世纪30年代初期，一个名叫塞勒斯（Seyrus）的人从牙买加的奴隶制中挣脱出来，在岛屿东部山地中由三个村庄组成的马龙人居民点生活了一段时间，这三个村庄合称南妮镇（Nanny Town）。从17世纪50年代起，在那些山地里就开始出现马龙人的居民点，不过它们可能只是断续存在的。为了避免被人再度捕获继而遭受惩罚，牙买加的马龙人会撤出他们原有的营地和村庄，在新的地点重建居民点。当一支英国讨伐队于1732年攻入南妮镇并将其摧毁时，士兵活捉了塞勒斯并对他严刑拷打。塞勒斯的证词充斥着自相矛盾之处，但仍然提供了与牙买加马龙人社区内部运作状况相关的最详尽描述之一。根据塞勒斯的说法，生活在南妮镇的人共同拥有一名“头人”，此人对一切发号施令，如果有人犯下任何罪行，就会被立刻开枪打死。不过，塞勒斯也承认头人忽视了大量犯罪行为，这是因为他的地位很不稳定。按照塞勒斯的描述，“要是头人犯下任何大罪，他的士兵（按照他们的叫法）就要枪决他，推举另一个人登上他的位子”。

对牙买加西部马龙人居民点的另一些描述则刻画出一个更为正式化的军事机构。西部马龙人的首领库乔（Cudjoe）就拥有为他效劳的军官。

这些上尉的主要工作如下：训练他们的部下效仿几内亚海岸黑人使用长矛和轻兵器；以大胆、积极的态度从种植园夺走奴隶、武器、弹药等；捕猎野猪；指导其余人等和妇女种植粮食、管理家庭事务。

来自巴西的报道表明那里的马龙人当中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1645年，一个被荷兰人抓获的俘虏报告某个基隆布的“国王”以“严酷的司法”进行统治。每当有团体未经许可试图离开他的居民点，此人就会派遣出生在巴西的马龙人展开追击，“一旦他们被捕，就会被杀掉，以至于恐惧弥漫在他们当中，特别是弥漫在来自安哥拉的黑人当中”。

马龙人的领袖唯恐公开露面和面临外来攻击，为了保守秘密、防止颠覆，他们极力控制生活在自己治下居民点人员的行动。他们时常依靠暴力扣留、控制村庄里的居民，也时常使用武力把新村民带进来。按照一些殖民地蓄奴者的描述，他们依靠偷窃奴隶增加马龙人数量。就像世界各地的其他军营一样，马龙人的定居点普遍存在严重的性别失衡。总的来说，女性不大可能像男性那样投入战斗，也不大可能冒着遭受暴力的风险逃跑。因为群体中的女性相当稀少，马龙战士就时常将妇女作为诱拐目标。1739年，牙买加总督在抱怨马龙人时指出，“在他们进行的所有掠夺当中，这些人都相当频繁地设法弄到黑人妇女、姑娘和女童”。来自牙买加西部的报告表明男人们会分享马龙战士夺得的妇女，而在东部，每个妇女则会被指派一个伴侣并接受监督，按照塞勒斯的说法，她们会遭到严格的看管。帕尔马里斯战士也以类似方式诱拐妇女，他们抓到的所有人不论男女都会被当作奴隶。可在其他地方，某些妇女却在逃奴群体中崭露头角。曾有个被尊为“上帝之母”的女人帮助“神圣”运动招揽逃亡者。南妮镇也是用一个名叫南妮的显赫妇女命名的，按照一位目击者的说法，“南妮用一根带子环绕着她的腰部……上面悬挂着九把或十把各式各样的入鞘小刀，我毫不怀疑其中有好多把曾经刺进人的肉体”。南妮在自己的村庄里行使一定的权力，但就像其他所有希望逃离殖民地的奴役、生活在马龙人当中的妇女一样，她面临着肉体上的苦难和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