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手的生活
水手薪水低微，时常受到欺压和伤害，因而即便是出海间歇期也时常待在一起。他们群聚在人口稠密、住宿费用低廉的城区。在塞维利亚，水手们挤进了被称为“畜栏”（coralles）的寄宿房，这种房子大到足以同时容纳100名水手及其家眷。塞维利亚共有几十个“畜栏”，其中绝大多数位于码头附近。至于18世纪的波士顿，水手也以类似方式待在滨海区附近。他们来来去去，作为一个整体也无法将其划归为常住居民，但不论在什么时候，其人数都可能占到全城人口的10%。水兵来自诸多国家，说着不同的语言，他们擅长消失在码头区，这令海军指挥官感到沮丧。对16世纪的西班牙水兵而言，到西印度舰队服役是前往殖民地的最廉价方式。军舰一开到美洲，水兵就打破移民限制和入伍条款，毫不意外地选择逃亡。
鉴于许多水手已经生活在法律管辖范围之外，他们就时常惹来掠夺者。在滨海地带游荡的不仅是盗贼，还有高利贷者、赌徒、妓女以及其他骗钱的家伙。水手浸润在这种环境中，于是，也就时常犯罪。有些人通过非法交易商品赚外快，在大西洋沿岸携带小包裹本身并不违法，但在港口和某些沿海地区出现了避开海关官员和税吏的非法交易社区。与此同时，小规模交易将水手纳入了包括走私者和其他在合法商贸边缘活动的人在内的贸易网。一些水手组成了暴力犯罪团伙。在16世纪的加勒比海，由军官和水兵组成的盗窃团伙引起了古巴部分地区和墨西哥沿海地区的恐慌。他们犯下了数起强奸案，其目标是拥有非洲或美洲原住民血统的妇女。在18世纪的伦敦，水手团伙的服饰惹人注目，但任何人都很难认出其中的个体，于是，他们就很少受到逮捕、审判或惩处。这些状况给水手带来了坏名声。1539年，天主教修士安东尼奥·德·格瓦拉（Antonio de Guevara）指出：“大海是罪人的遮蔽物，是罪犯的庇护所。”但也有稍具同情心的观察家认为水手过着双重生活。这些人在海上可能值得信赖、乐于合作且纪律严明，但一旦进入港口，就会以报复心态放纵行事，这是因为他们知道自己待在陆上的时间很短，而且群居在小房间里，想要尽快享受生活。水手的回忆录证实了他们过着双重生活的观点，但回忆录作者也时常强调是航海让他们远离了原来有秩序的家庭，以此反驳了他们在陆地天生放纵，只有船上生活才有纪律的看法。
巴洛在描述他第一次乘坐军舰沿泰晤士河出海时写道：“在这里，丈夫与妻子别离，孩子和慈爱的父母别离，朋友相互别离，他们再也没有见过彼此，有些人在异国土地上终老，有些人卷入战争，有些人身处和平，有些人遇到了突然事件。”写下这段话六年后，巴洛结婚了。他的婚姻颇为艰难，这既是因为海上生活的需求，也是由于他是在强奸了未来的妻子之后才娶的她。
水手的妻子即便未遭到外部攻击，也时常受到丈夫只是在家稍做停留、实际上长期不在身边的困扰。1768年，一份刊登在《宾夕法尼亚公报》（Pennsylvania Gazette）上的广告含糊地暗示了夫妻间的感情疏离。约翰·罗斯（John Ross）在广告中与妻子脱离夫妻关系，并免除了自己的婚姻责任。他列举了最近两次出海远航期间妻子趁他不在时的举止，并宣布剥夺她和自己的一切联系或照顾。考虑到广告中并未提及孩子，罗斯的妻子可能受到的束缚较少。
一些男人选择出海逃避普通家庭生活，并且乐于生活在几乎完全是男人的环境当中。18世纪的英国海军里仅有四分之一的水兵结了婚。除了宗教修会工作外，其他任何职业都不能将男女如此彻底地隔开。正如一位18世纪作家所论，“水手是所有职业当中结婚人数最少的，因为他们可以自己照顾好自己，不会洗衣的人就不是水手”。水手有时也会相互发生性关系，不过这违背了海军条令。英国海军以死刑惩罚这些行为。1761年，一个名叫托马斯·芬利（Thomas Finley）的男孩入伍不到一个月就因为参与同性恋活动而被吊死。水手的船上性行为很难加以研究，更不用说进行量化研究了，因为唯一能够流传下来的证据源自一个遭到暴力破坏的社群，那里的人会受到严厉的惩罚，人人都不得不小心说话。
水手生活的特殊环境促使许多人掩盖自己生活里的诸多特征。强制性的压力和普遍存在的猜疑导致航海者隐瞒自己的出身，把自己的历史和性格弄得模糊不清。水手受到普遍的怀疑。任何逾越边界、转移效忠对象或在争端领土上徘徊的人都有可能面临审查，而水手还会受到特殊的猜疑，这是因为他们比其他人旅行得更远，而且通常没有人能够知道他们具体在哪里。
德意志水手汉斯·施塔登在他1557年出版的自传中写道，他在十年前离开家乡，先是去了荷兰，后来又到了葡萄牙。他之所以离家，是因为希望航海去世界的另一边，可当他抵达里斯本时，印度船队已经出发了。由于无法航海到亚洲，也不会说葡萄牙语，施塔登就找到了一个说德语的旅馆老板，那人帮助他以炮手身份登上了一艘开往巴西的船。这艘船打着葡萄牙旗航行，获准在非洲的大西洋沿岸攻击其他欧洲国家船只，并在美洲水域攻击法国商船。施塔登在非洲沿海参与了攻击一艘西班牙商船的战斗。他的船在亚速尔群岛附近的大西洋海域捕获了一艘海盗船，又在巴西外海与一艘法国船交火。施塔登在登陆之后与葡萄牙殖民者和非洲奴隶战士一道参加了针对巴西原住民的战斗。等他的船返回里斯本后，施塔登决心前往西班牙，再从那里乘船到西属美洲殖民地。他先是乘坐一艘英格兰船抵达塞维利亚，然后被征入一艘开往拉普拉塔河的西班牙军舰。1549年，施塔登再度越过大西洋，这一次是身处一支由三艘军舰组成的护航船队。船只先是被暴风雨的侵袭打散，然后竭力会合到一起。抵达南美后，其中一艘船在港口里沉没，另一艘也失事了。施塔登发现自己不得不滞留在巴西海岸，毫无返回西班牙的希望。1554年，他和其他若干幸存船员（其中至少一人来自法国）一道前往位于圣维森特（São Vicente）的葡萄牙殖民点，在那里入伍，变成为葡萄牙而战的士兵。施塔登的葡萄牙指挥官派他和另外三人一起守卫巴西海岸附近某岛屿上的一座木堡，这三人都不是葡萄牙人。他们依靠捕猎、采集以及与当地图皮尼金（Tupinikin）人进行贸易换取食物得以生存。在海边待了四年后，施塔登已经熟练掌握了图皮瓜拉尼（Tupi-Guarani）语。
根据施塔登的自传，一天他在大陆遭遇了图皮南巴（Tupinamba）战士的伏击。他们将他带到营地，告诉他一件事：他们的神已经下令抓回一个葡萄牙人并予以处决。听到这段话后，施塔登恳请对方饶他一命。他声称自己是德意志人，而且从未成为葡萄牙人，家乡的人们已经和法兰西人结为盟友，而后者正是图皮南巴人的主要欧洲贸易伙伴。为了检验其说法是否属实，战士们将他带到一个法国人面前，可当这个人说法语的时候，施塔登却根本听不懂。当捕获他的人问及此事时，施塔登答道：“我已经离开我的国家很久了，以至于竟然忘掉了自己的语言。”按照施塔登对这次遭遇的描述，他当时正在快速思考，想要说出至关重要的话语，于是就分散了注意力。他给审问者的答案是自己已经忘记了出生国的语言，这道出了大西洋世界各地许多水手共通的一种疏离感。
几周之后，施塔登被人赎出，他去了德意志，就与沉船和监禁相关的所有问题，他在那里接受了审查和质询。他曾经和图皮南巴战士一起生活了四个月，因而必须解释自己是如何在其他俘虏都被杀死的情况下幸存下来。他又一次不得不为自己辩白。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将自己和原住民战士撇清关系，施塔登在他的自传中暗示自己一直非常镇定、机敏，且以尽量负面的说法描述图皮南巴人。按照施塔登的说法，这些人不仅威胁要杀死他，还要吃掉他，此外又细致地描绘了他们当中的食人现象。施塔登对食人的记载吸引了16世纪的欧洲读者，对历史学家而言，这样的叙述也因为其影响力显得颇为重要。不过，许多学者已经发出了警告，认为施塔登是个传播逸事的老手，他可能是通过撒谎或者说至少是修饰自己的叙述来保护自己。
尼古拉斯·科沃的故事没有施塔登那么著名，但他也遇到了需要解释的问题。科沃是玛雅人，根据此人向某个西班牙殖民法庭提供的证词，他出生在尤卡坦半岛中部，年轻的时候搬到了墨西哥湾沿岸，在那里依靠捕鱼养活自己和妻女。科沃和另一个名叫弗朗西斯科·坎（Francisco Can）的玛雅人共有一条小船。1661年，他和坎被迫登上一艘法国帆船。按照科沃的证词，法国人夺走了他俩的船，将这两个渔民带到托尔图加（Tortuga）岛。科沃和坎替他们的法国主人捕鱼，他俩在托尔图加岛遇到了海盗，海盗教会了这两人使用火器。1666年，他俩登上一艘帆船，参与了一场针对南美大陆的大规模劫掠，并在返回该岛途中被主人赐予自由。科沃并未尝试返回自己在尤卡坦的家庭，而是继续和海盗一起出海。1668年，科沃被人擒获，而后送到尼加拉瓜接受审判。
科沃的证词让人能够一窥17世纪加勒比海地区海盗和原住民水手的生活，但他的故事也带来了一些难题。他是否尝试通过编造回忆说服尼加拉瓜的审问人？科沃告诉法庭他抛下了自己位于尤卡坦的原有家庭，最终在托尔图加岛获得了一个非洲妇女充当奴隶。需要尤为慎重地对待科沃与这个女人相关的说法。他表示自己和她、坎、另一个美洲原住民以及其他几个奴隶生活在一个小屋里。科沃表示他开始担心这个非洲女人会遭到攻击，于是就把她搬出小屋以确保安全。科沃把自己描述成一个无辜的人，他提供这份证词的目的是要让自己免罪。在回顾自己此前七年的经历时，他坚持认为自己一再受到胁迫和欺骗，失去了对自己命运的掌控权，以此寻求宽大处理。
在近代早期的大西洋世界，这是水手当中普遍存在的问题，他们冒险并经历着看似永无止境的一连串不幸遭遇。他们的船只必须穿越黑暗与雾气，在海风、洋流、潮汐和海浪间穿行，而且还得避开浅滩和礁石。就连商船和渔船也很容易受到攻击。弹丸、刀片和弹片让水手面临受伤的风险，动荡的帆桁、缠绕的绳索、绊倒和跌落也可能会受伤。16世纪时，西班牙的西印度舰队出于人员识别目的，记录了水兵的面部、手部和躯干疤痕特征，有一份名册列出了2000名士兵，其中一半人受过伤。而在18世纪的北美海域，水手受伤的比例可能会更高。此外，水手也要受食品供应商的支配。船上的人除了供给的食物外别无选择，水手时常死于干渴、饥饿或疾病。在1746年的一次跨大西洋航行中，数千名法国水兵因为补给品变质而病死、饿死。其中一艘军舰“海狸号”（Castor）的舰长不顾一切地为他麾下188名患病水兵提供补给，开始对纽芬兰外海的渔船和其他小船发起袭击、登船、劫掠，有时甚至会将其击沉，其目的仅仅在于夺取船上的水、饼干、鱼和牲畜。1757年，一支法国舰队遭到斑疹伤寒的侵袭，1万多名水兵患病。其中大部分人在被免除兵役后自行康复或死亡，但仍有1000余人在服役期间死去。就在同一年，根据英国海军部的记录，皇家海军里很少有水兵战死或死于和战斗相关的创伤，但有130人溺死，169人死于病员收容所，1425人死于医院，776人则直接死在船上。
面对如此捉摸不定且可能颇为黯淡的前景，水手们时常得出结论，认为是神秘的力量控制着他们的命运。人们很少认为水手是一个总体上信仰宗教的群体，但他们的仪式、回忆录、信件和在危急关头的举动表明其中许多人信奉天使、圣徒、上帝，也许还有决定他们命运的其他神灵。1586年，墨西哥宗教裁判所长就他认为应当禁止的水手祈祷文列出了一份清单。那些祈祷用语热切而具体，但在宗教裁判所眼中，它们对教会不够忠诚、驯服。其中一份祷文祈求：“为我们提供日夜安宁的天空，带给我们好天气，让我们远离糟糕的沙洲、船队和船员，她乐意把我们安全地带到一处良港。我们的父，万福，玛利亚。”另一份祷文内容如下：“圣尼古拉，请守护我们的龙骨、舵柄、船桥和索具。”祈求神力帮助本身并没有什么异常或离经叛道之处，但与帝国鼓吹者和政府官员口中认可的祷文相比，水手的祈祷只作用于个人层面，并且没有什么终极目的，也没有对长远的未来表达出确信。
图2.5 马塔罗（Mataró）船模，约1470年。类似这样的还愿船模遍及欧洲各地的教堂，这是信徒为祈祷保护某些特定船只及其船员而捐献的。收于鹿特丹海事博物馆
除了海上的无序外，许多水手还经历了陆地上的混乱。家庭灾难迫使男孩流落在外，路上与海军招兵人员的偶然相遇则把他们带上军舰。考虑到大西洋上的生活里普遍存在暴力行为，年轻的水手在上船时就知道自己面临着战争的风险。私人船只船长的心血来潮可能会导致水手投入战斗。在参与大西洋战争的舰船中，大部分船上的船员都包括一些主动应征参战的人，另一些人要么是在武力胁迫下上船，要么是由于个人不幸或偶然事件上船的。很大一部分船员事先对船长卷入战斗的胜负毫无兴趣，因为他们在登船前没有选择任何一方的机会。
【注释】
[1]中美洲北部，墨西哥东南部半岛。
[2]曾是阿拉贡王国的一个公国，现属西班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