殖民地圣多明各

和环绕着大西洋世界的其他许多殖民地一样，圣多明各在七年战争结束后面临一系列危机。一方面，白人种植园主拒绝为殖民地防务支出更多费用；另一方面，贫困的白人殖民者也憎恶在民兵部队中服役，其中许多人属于难民，来自法国在战争中丢失的殖民地。与此相反，殖民地日益壮大的自由黑人群体却提供了大量自愿服役的民兵，因为他们当中有许多人把服兵役视为可以提升社会阶层的途径。美国独立战争期间，数百名来自圣多明各的民兵与法国士兵一同帮助爱国者一方作战。当波士顿·金奔跑着追赶英军时，紧跟在他身后的军队里就包括来自圣多明各的自由黑人民兵。从金的角度来看，那些人是为了南卡罗来纳的爱国者奴隶主而战，可在许多身处圣多明各的人眼中，他们只不过是些优秀的法国男儿。按照一家报纸的说法，这些人在兵役期间展示出公民在所有情形下应有的热情与善意。在1789年的巴黎，像亨利·格雷瓜尔神父（Abbé　Henri Gregoire）这样的革命领袖就引述了自由黑人民兵的成就作为例证，包括独立战争期间在美国建立的功勋和镇压圣多明各奴隶叛乱时的作用——以此作为支持他们拥有作为法国公民的完整权利的论据。

法国大革命开始后仅仅过了几周，法国国民议会就着手辩论圣多明各自由黑人的地位问题。一些自由黑人在为自己申辩时援引了革命原则，认为他们拥有基于自然和社会契约的不可剥夺的权利，也断言人人生而自由平等。当这块殖民地的奴隶于1791年8月武装暴动时，也有些人以类似的方式援引了法国大革命的自由价值观。但当时还存在鼓吹自由的其他方式，法国和殖民地政治的复杂性表明自由主义言论的价值颇为有限。许多最善于表达所谓法国大革命价值观的人物，实际上却支持奴隶制或其他强迫劳动制度继续存在。

1791年起义之初，数百名白人种植园主和劳工拖家带口逃离受到影响的农村，这实际上令他们的奴隶得到了解放，让新近获得自由的人控制了大片土地。这就为起义军提供了组织、武装自身的机会。法国殖民当局的反应是竭力恐吓奴隶，这助长了报复和暴力升级。1791年的一份报纸上写道：“这个地方到处都是没有下葬的尸体。黑人把木桩插在白人尸体上，而且把桩子穿过躯体插到地里，白人部队现在也不留战俘，而是杀掉一切黑人，把黑人的死尸扔在战场上。”出自这一时期的报道暗示一场激烈、单纯的种族战争已经开始，但这场冲突绝没有那么简单。一些原先的奴隶从邻近的西属圣多明各殖民地得到来自西班牙人的援助，法国的白人殖民者从一开始就知道他们在数量上处于劣势，因而寻求包括非裔自由人和奴隶在内的其他人的支持。

1793年，随着路易十六遭到处决、法国与西班牙和英国爆发战争，圣多明各原本就已相当复杂的政治形势变得更加复杂。西属圣多明各的殖民地官员派出部队进入法属圣多明各，许诺将自由和土地赐予任何加入他们军队的奴隶。面对这种威胁，法属殖民地的共和派领袖也以自己的承诺作为回应。他们　“以共和国的名义”向所有参军的奴隶提供自由，并且宣布所有为共和国拿起武器的人都会成为获得与原先的主人平等的地位。此前的确有过承诺让参军奴隶获得自由的状况，但这一回的情形有所不同。许多与此相关的奴隶已经通过主动拿起武器的方式获得了自由，这让他们拥有了议价权，奴隶既可以利用这种权利保持独立自主，也可以让处于相互竞争中的各个帝国的指挥官们陷入对立。

1793年6月，一个名叫马卡亚（Macaya）的人指挥一群士兵攻击这块殖民地的北部首府法兰西角（Cap François）。他率领部队洗劫了这座城市之后，就退到附近的山里，随后与原先的法兰西共和国盟友分道扬镳。马卡亚解释说，他始终是个君主派，而且他同时向三位国王效忠：刚果国王、西班牙国王和法兰西国王。马卡亚原先是个奴隶，现在是个军人，他希望那些国王能够保护他的利益，同时也坚信国王们能够做的不仅于此。他把这些人比作《圣经》中被一颗星引导过去朝拜耶稣基督的东方三王。有些共和派革命者痛苦地抱怨圣多明各的奴隶和前奴隶当中盛行着拥护君主制的信念。他们宣称，“是国王想要奴隶，是几内亚的国王们把他们卖给了白人的国王们”。非洲人、欧洲人和各个加勒比人群体即便在结盟时也相互争吵、相互“偷师”，他们彼此利用、彼此背叛。他们的争论和行动都反映出革命的复杂动态。在冲突当中，几乎没有人能够始终如一地追随一盏指路明灯。马卡亚在战争中几次改变结盟对象，仅仅在向西班牙国王和法兰西国王宣誓效忠三年后，他又重返法兰西角，计划杀死所有白人。

与几乎从动乱之初就开始秘密提供援助的西班牙人不同，在1793年9月抵达圣多明各的英军指挥官们对促成全面解放奴隶持谨慎态度。英国的决策者担心这可能会树立一个糟糕的先例，导致暴动蔓延，破坏英国殖民地尤其是牙买加的安全和经济生存能力。不过，英军指挥官同时也意识到奴隶和自我解放前的奴隶构成了圣多明各潜在军事力量的主体，于是，他们开始在奴隶当中招募士兵，但还是采用了一种谨慎的做法。他们先是要求蓄奴者指派一些男子服兵役，最终在能够控制的地区实施征兵，比如说偶尔征召每座种植园十五分之一的奴隶劳工。(https://www.daowen.com)

在英国还没有脱离冲突的时候，即1798年之前，它的政策能够赢得圣多明各蓄奴者的支持。与此相反，奴隶却在继续权衡着相互存在竞争的诸多诉求。一些前奴隶抓住时机，质疑了让武装人员获得自由、让非战斗人员继续受到奴役的逻辑。有人在法国国民公会的会场上引用圣多明各黑人的诘问：“我们的妇女无法让自己为法兰西武装起来……这难道是她们的错吗？难道应当惩罚她们吗？说到底，她们与我们拥有同样的感受。更重要的是，她们将鼓舞我们的孩子，为养活我们的战士而劳作。至于我们的孩子，他们是我们的财富，我们的血脉。”1793年夏末，圣多明各的法国共和派领导人宣布终结这块殖民地的奴隶制，1794年，法兰西共和国在其帝国全境内取缔了奴隶制。但是，圣多明各还有许多人此后仍然持有怀疑态度，他们质疑这种承诺的一致性和持久性。

杜桑·卢维杜尔（Toussaint Louverture）在18世纪90年代末成为圣多明各的首要领导人。他谴责无偿劳动，但为了维持经济产出，还是支持强迫农业劳工待在种植园里生产经济作物，并让他们获得一部分利润。1802年，法国人抓捕了卢维杜尔，接替他的是让-雅克·德萨利纳（Jean-Jacques Dessalines）。德萨利纳以武力抗拒拿破仑重新推行奴隶制的举动，可他仍然继续推行自己的那一套强制劳动方案。当马卡亚反抗德萨利纳时，后者就派人袭击他的营地，他们带回了妇女、儿童和战俘。德萨利纳表示，“我下令绞死几个，其他的开枪打死”。他希望那一地区的人们在十年之内铭记教训。

正如德萨利纳所预计的那样，海地革命的暴力会被一代代人铭记下来，但铭记的方式不完全符合他的期望。德萨利纳以复仇心切、易于冲动的暴君形象留在人们的记忆里，让他掌握权力的革命则长期和无情的、几乎无差别的种族暴力联系到一起。按照一位目击者在多年之后留下的记录，德萨利纳曾在1802年告诉他的士兵：“当法国人的数目减少时，我们就会袭扰他们，痛打他们，我们烧掉缴获的战利品，然后前往山区。他们就被迫离开，那时，我会让你们独立。”他就是以这种方式让士兵振作起来。

在冲突的最后几个月里，法军指挥官拼命想要避免想象中的命运，因而策划了种族灭绝。他们下令处决上千名囚徒，溺死妇女以及儿童。维克托-埃马纽埃尔·勒克莱尔（Victor-Emmanuel Leclerc）主张实施“灭绝战”，他在写给拿破仑的信中宣称：“我们必须消灭所有山地黑人，不论男女，只饶过12岁以下的儿童。我们必须消灭一半的平原黑人，一定不能在殖民地留下一个戴着肩章的有色人种。”在大西洋两岸，当军队用于征服土地或前往可能存在不稳定人群的地区维持秩序时，如果军人对兵役的理解方式是在意识形态驱动下产生，那就时常会引发大规模屠杀事件。在拿破仑战争期间的欧洲，法国人在比利时、德意志、瑞士、荷兰、意大利、西班牙和俄国摧毁了城镇，杀死了成千上万的男人、女人和儿童。拿破仑宣称，“在一个被征服的国度，仁慈并非人性”。他希望新征服地区的居民能够起来反抗法国人，这样就可以让他的士兵实施惩戒，以此威吓他人。他写道：“只要没有树立惩戒的样板，你们就不会成为主人。”当拿破仑的军官指挥大规模杀戮时，他们总是声称自己遭到了挑衅，他们把目标人群说成是盗匪、狂热分子、流氓无赖或野兽，但他们自己的暴力举动也可能是不分青红皂白的。

1804年，法军撤出圣多明各，海地宣布独立，但屠杀仍在继续。1816年春季，巴巴多斯有个名叫南希·格里格（Nancy Grigg）的女奴主张她所在岛屿的人民应当仿照海地先例，通过起义获得自由。她解释说：“获得它的唯一途径就是为它而战，否则就得不到它，他们要做的就是放火，那正是圣多明各的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