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人恐慌
所有战争都可能令人困惑、恐慌和沮丧，但近代早期的大西洋周边地区，战斗带来的迷惑性影响却是独一无二的。传染病的蔓延在美洲造成数以百万计的人员死亡，跨大西洋奴隶贸易在非洲累计造成的人口流失和死亡规模也与之类似。而在上述创伤之中，某几种军事实践的影响加剧了暴力和痛苦，加深了对文化、种族差异的认知。当欧洲人、非洲人和美洲原住民开始交手时，他们并没有一套诠释对方行动的通用的有效方法，在15、16世纪，参与交战的非洲、美洲和欧洲民族各自拥有通过暴力传递信息的独特方式。在每个大洲，不同地区精心制定了不同的仪式和行为守则，它们定义了能够为人接受的行为表述方式，认可或禁止酷刑、性暴力、处决、肢解、展示人体部位、杀戮非战斗人员以及其他和战争相关的举动。早期的暴力冲突造成了混乱，混乱中出现了神话，神话促进了大西洋世界各个民族的界定与分化，助长了流言的传播，引导了政策和行为方式。如果想要稍稍体会大西洋周边地区战争中的特殊恐惧感，那么，从广泛存在的食人恐慌开始探讨就颇具启发意义。
越过塞内加尔河几周后，卡达莫斯托到了冈比亚河逆流航行。在距离海岸4英里的地方，他和战友被乘坐划艇的曼丁卡（Mandinka）战士包围了。卡达莫斯托估计他们面对着17条划艇和大约150名战士。曼丁卡人看到帆船后吃了一惊，他们停止航行，抬起桨，好像是在注视奇迹一般。曼丁卡人和欧洲人互相凝视了一会儿，“他们没有朝我们移动，我们也没朝他们移动”。可当另外两艘帆船抵达后，曼丁卡战士们就开始射出他们的箭矢，船上的炮手也开了火。火炮短暂地阻止了曼丁卡人的行动。按照卡达莫斯托的说法，战士们震惊地站起来注视着炮弹，可一旦炮击暂停，他们就重新发动攻击。葡萄牙人的弩也一度让曼丁卡人呆住了，但同样未能阻止他们。最终，经过一场激烈的战斗后，这些帆船开到一起，三艘船中最小的一艘船依靠两艘大船的船体来保护。它们实际上在曼丁卡战士面前呈现了高大的城墙，导致他们的弓箭派不上用场，于是，曼丁卡人就撤退了。
交战之初，曼丁卡战士表现出的无所畏惧令卡达莫斯托感到惊讶。这些人准备冒着生命危险投入战斗，这也让他感到困惑。战斗结束后，依靠一名翻译的帮助，他对着几个曼丁卡人大声发问，问他们为什么要进攻？那几个人当时还在一条划艇上，距离他所在的帆船足有几百码远。
他们回答说已经得知我们到来，了解我们和塞内加尔的黑人做生意，那些人要是谋求我们的友谊，就一定是坏人。因为他们坚信基督徒吃人肉，我们买黑人就是为了吃掉他们。于是，对他们而言，无论如何都不希望和我们建立友谊，只打算把我们全都杀掉。
关于欧洲人吃掉非洲俘虏的流言，卡达莫斯托在15世纪50年代从冈比亚河上传回的消息是现存的最古老记录，这样的故事将会广泛流传、持续存在几个世纪之久。
1734年，弗朗西斯·穆尔（Francis Moore）在乔布·本·所罗门（Job Ben Solomon）陪同下沿着冈比亚河向上游旅行，本·所罗门之前曾在马里兰被奴役过两年。穆尔提到遇到他俩的人都备感惊讶——仅仅是见到本·所罗门，就将这些人“想到给英格兰人做奴隶时产生的恐惧”减少了一大部分，其原因在于：直到那时为止，这些人还普遍想象所有被卖做奴隶的人基本上要么被吃，要么被谋害，因为还没有人曾经回来过。1797年，芒戈·帕克（Mungo Park）在经过冈比亚河时遇到了一群人，这群人要被带到下游卖给欧洲商人。根据帕克的说法，“他们起初带着恐怖的神情看着我，一再询问我的同胞是否吃人。他们非常想知道奴隶在越过咸水之后变成了什么。我告诉他们奴隶是用于耕种土地的，可他们不会相信我”。
这样的故事传播范围远远超越了冈比亚河。17世纪七八十年代，奴隶贩子让·巴尔博发现奥约王国和贝宁王国里的许多人“怀有明确的偏见，认为把他们运到我们的国度是为了杀人吃肉”。1734年，威廉·斯内尔格拉夫为他的奴隶贩子同行写了一本建议书，他在书中主张要让被抓来的新奴隶感到放心。斯内尔格拉夫写道，“当我们买下成年人时，我会让口译员告知他们……买下他们的目的是什么。这样，他们可能会宽心一些（因为这些人一般会对被白人买下有着可怕的忧虑，许多人害怕我们打算吃掉他们）”。18世纪后期，牙买加议会禁止了邀请成群的奴隶买主登上到港贩奴船的做法，按照议会的说辞，其原因在于“这样的人群登船之后就开始极为可耻的争夺，以至于吓坏了可怜、无知的非洲人，让他们认为自己已经被一群食人族占有，很快就要被吞噬掉”。
“食人”推动奴隶贸易的理论背后的确有逻辑支撑。这种说法可以解释为什么成百上千，最后是上百万名被捕获的奴隶没有留下任何遗体就消失了。这样的想法依靠一再重复获得了权威，有些自称了解奴隶贸易运作的人也为了实现自己的目的散布对食人的恐慌。斯内尔格拉夫觉得奴隶贩子应该设法让他们手中的人安心，但另一些欧洲商人则认为有时还是让抓来的奴隶一直感到害怕比较好。更为常见的状况是，非洲人通过传播这类故事发出警告，让人们了解沦为奴隶的危险。为了让孩子保持警惕，父母会告诫他们一旦被抓就会被吃。在回忆自己13岁那年第一次见到白人时，奥托巴·库戈阿诺提道，“按照我童年时的想法，我担心他们要吃了我”。
这种食人传说对奴隶贸易的运作具有重要意义。正如卡达莫斯托所见，它造成的恐惧有时可以激发战士拿起武器抗拒捕获。在那些被抓获的奴隶当中，对食人的害怕增加了逃跑的动机。帕克指出：认为白人买下黑人要么是为了吃掉他们，要么是把他们卖给其他人稍后吃掉的想法根深蒂固，这自然让奴隶在想到前往海边时怀有极大的恐惧。结果，看守奴隶的人不得不始终让他们戴着镣铐，非常仔细地监视他们以防逃跑。通常在绑缚的时候是把其中一个人的右腿和另一个人的左腿放进同一对脚镣里，用一根带子支撑住脚镣，就可以让他们行走起来，尽管走得非常慢。在冈比亚河一带和非洲的其他地区，对食人的恐惧导致捕获、运输人的成本和危险都有所上升，加剧了人们的身体苦难，使得奴役的经历变得越发屈辱，且更具侮辱性。按照巴尔博的说法，被擒获的奴隶在认为自己要被吃掉后，有时会自行绝食，让自己成为不那么好吃的食物，某些陷入畏惧的奴隶竟会死于饥饿。
欧洲人不屑一顾地认定食人传说是虚构和荒谬的。在18世纪，奴隶显而易见的轻信似乎证实了“可怜而无知的非洲人”的刻板印象。但是，许多以上述方式讨论非洲奴隶恐慌情绪的欧洲作家却对欧洲以外的食人风俗坚信不疑。即便在驳斥非洲人的理论时，他们也在那些故事中找到了支撑自己信念的依据：食人在非洲和美洲广泛存在。巴尔博就认为既然非洲人乐意相信他们会在大西洋另一边被人吃掉，那就证明了他们习惯于在自己的国度里吃人肉。1702年，荷兰奴隶贩子扬·斯努克（Jan Snoek）提出了类似的论点，认为那些想象着我们买下、带走他们只是为了吃人的人，一定是在借鉴自身的经历。他写道，“要是他们不是毫无疑问地知道世界上存在食人者，这样一种警惕就不可能进入他们的思绪”。斯努克相当肯定地认为某些非洲人是食人者，为了支持这一主张，他不仅摘引了非洲奴隶的恐慌，而且还列举了他认为“确凿无疑”的事实，也就是世界其他地区特别是巴西，存在着“食人者”。
在近代早期的非洲，的确存在有充分文献记录的食人事例。在17世纪中叶的中非，因班加拉人会举行以人祭和食用身体部位为核心的戏剧性仪式。一些美洲原住民团体也举行类似的仪式，而且也有记载提到近代早期的欧洲存在挑衅性的食人行为。1572年圣巴托罗缪日大屠杀期间，里昂据说有一群暴民烘烤、分食了一颗新教徒的心脏。这些事例都无法表明非洲、美洲和欧洲盛行过食人，也不支持认为有人会日常把其他人当作食物吃掉的想法，而正是这种想法最能吓坏被抓去卷入奴隶贸易的非洲人和冒险进入非洲、美洲的欧洲人。(https://www.daowen.com)
哥伦布抵达加勒比海后不到一个月，就确信岛群里的某个地方生活着吃人的独眼人，这些人还长着狗一样的嘴巴。加勒比人并不符合哥伦布的这种形体描述，但哥伦布和他的船员们最终把加勒比人定为食人族。杰拉尔迪尼相信这类故事，他曾于1522年写过一封信，信中描写过加勒比人如同杂耍艺人般的能力，而在同一封信里，他还描述了他们的盛宴：
加勒比人……食用那些在战争中俘获的人员的身体。如果被俘的人长得丰满，就先砍掉他们的头，把头扔到一边，或是把他们用杆子挂在大树上，或是把他们放在陶土做的大锅里烹煮；如果他们太瘦，那就得先用各式各样的肥美食物填满肚子，就像我们对待特意留到某个节日食用的家禽一样。关于被俘的儿童，有些事情也非说不可：无情的人立刻把他们都弄成阉人，等到育肥完毕，加勒比人就在他们国家的某个节日把儿童聚到一起，让他们坐在一个圆圈当中，这些悲惨的儿童，这些可怜人是因为要被食用才增肥的。
大西洋世界里那些恐慌的人们想象出来的、把人当作食物吃掉的食人行为，则与兽性存在联系。根据杰拉尔迪尼的说法，受害者被当作家禽一般处理。一个为葡萄牙人效力的英格兰人安德鲁·巴特尔（Andrew Battell）则把因班加拉人描述成“世上最大的食人族和食人者，因为尽管他们拥有那个国度的所有牲畜，还是主要以人肉为食”。像这样的食人者骇人听闻、丧失人性，往往能够在人们的想象中牢牢占据一个颇有影响力的地位。斯努克坚信这样的人的确存在，当他回顾自己在某一段非洲海岸交易象牙的经历时，就简洁地描述过这种食人者的威力。根据斯努克的说法，“这些食人者登上他的船向他出售象牙，当他们能够发动袭击时，用来吃人肉的牙齿就像锥子一样锋利，因此，我建议任何一个不想葬身其腹的人都不要涉足这里”。斯努克和他们保持了距离。
有些被指责成食人者的人意识到这种指控实际上增强了他们的威吓能力，就利用这样的名声使自己变得更加令人生畏。在北美，有个阿贝纳基（Abenaki）战士曾于1725年监禁了新英格兰人伊丽莎白·汉森（Elizabeth Hanson），他就试图利用自己作为食人者的声望对她施加影响。他告诉汉森会把她的孩子杀了吃掉。他不止一次地要求她找一根能够串肉的棍子，每当她找到棍子，他就指示她把孩子剥光，这样他就可以感受孩子的胳膊、小腿和大腿。不过他总是宣布这孩子还不够肥，于是就没有屠宰。汉森对这种表现感到怀疑。她质疑此人是否“认真”打算吃人，怀疑他的这种举止是为了刺激她，让她痛苦。
就连毫无根据的恐惧也可能产生重要的地缘政治和军事后果。战士可以通过恐吓对手获得一定的优势。比如说，斯努克对食人的恐惧就导致他远离海岸。但值得注意的是，在此人描述他接触象牙贩子的文字中，实际上并未表明象牙贩子知道斯努克认为他们吃人。他们从未拿吃人来威胁他，可当他们张开嘴巴时，斯努克却害怕他们的牙齿。这些人的门牙的确被修饰过，但这是一种在西非和中非盛行的习俗。在某些社群，锉平牙齿实际上是一种成人仪式，而且充当了集体认同的符号。它与食人毫无关系，或者说至少在斯努克这样的人想象它和食人有关之前毫无关系。
正如食人这一事例所示，大西洋世界的战争产生的某些最为恐怖的念头实际上源自误解。面对暴力袭击和奴役这样的实际威胁，男人、女人和儿童会误读对手的意图，从而加剧自己的恐慌。受惊的人们分享了自己的恐惧，谣言到处传播，建立在幻想基础上的传说就此发展出来。这些传说又有利于界定和巩固刻板印象。17世纪中叶，贵格会教徒来到美洲，希望发现自己与被他们称作大陆上的“异教徒”的人存在精神联系，可就连他们也相信美洲原住民是“食人者”。在新泽西贵格会教徒与宾夕法尼亚的莱纳佩人（Lenape）以及另一些阿尔衮琴人定居下来后，他们意识到那些人并不会吃人肉，但还有许多教徒仍然害怕其他美洲原住民，想当然地认为他们吃人。比如说，仍然有人认为要是旅行者在船只搁浅后胆敢步入佛罗里达人的海岸，后者就会按照习俗吃掉他们。
图7.1 《一位食人国王的画像》，木版画，安德烈·泰韦作于1575年，基于法国人对巴西的报道。承蒙约翰·卡特·布朗图书馆惠赠
冒险进入非洲和美洲的欧洲旅行者不仅害怕被吃掉，也害怕自己会变成食人者或是和那些吃人的家伙结成过于紧密的同盟。这种恐惧有助于解释他们为何会如此热烈地谴责这种习俗，又为何如此迷恋它。食人行为开始成为与基督教社会截然相反的代表。作家把这种习俗同“人类最大的罪恶”联系起来。在描述食人时，他们往往会肆意放任自己阴森可怖的想象力。
即便食人成为区分“文明人”和“野蛮人”的标志，针对食人的指责却在一定程度上自相矛盾地促使欧洲人和殖民者与原住民结盟，促使他们站到某些美洲族群一边对抗另一些族群。在加勒比海一带，杰拉尔迪尼将加勒比人和其他配合西班牙帝国事业的岛民区分开，他声称西班牙的盟友“不好战”，生活得公正、光荣，对所有人都怀着了不起的公道。而在其他帝国主义背景下，这种道德上的简单二分法就很难维持。在17世纪，即便有些法国作家传播加勒比人吃人的故事，加勒比海地区的法国军人和殖民者还是与加勒比战士并肩战斗。加拿大的法国人则以类似方式出版了将盟友描述成食人者的详尽故事。在巴西，法国人也和他们认为是食人族的民族结盟。莱里描述了法国人的盟友当中存在的食人现象，但他指责盟友的力度远不如谴责其他巴西原住民那样激烈，他声称后者像是狗和狼一样，不举行仪式就生吃人肉。
没有一个描写美洲食人风俗的欧洲人值得轻易相信。尽管食人说法广为流传且令人生畏，但绝大多数欧洲人、非洲人和美洲原住民都完全不熟悉它。共同存在的忧虑和虚幻的神话都不可避免地影响到有关食人习俗的报告。另一些骇人听闻的战时做法则被多次目击，记录也更为可靠。对战俘施加酷刑、肢解人体、公开展示人体部位和攻击非战斗人员都能够激发愤怒，促使人们彼此疏远，但在那些事例中，引发争议的往往并非暴力行为本身，而是这类行为的表现方式与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