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 俘
在海上被俘的人员命运各异，这取决于胜方指挥官的需求、能力和冲动。1580年，当弗朗西斯·德雷克指挥“金鹿号”（Golden Hind）沿着非洲的大西洋海岸北行时，他俘获了几艘西班牙和葡萄牙船。德雷克强迫部分船员到自己的船上效力，允许其他人驾船离开。“金鹿号”已经装满了人，他自己的船员都人满为患，也就不可能继续扣押俘虏。不过，德雷克还是留住了最有价值的俘虏：一名熟悉非洲沿海航道的领航员。
在17、18世纪，人们普遍认为水兵数目稀少且颇具价值，这就让交换战俘变得相当困难。法国海军曾企图与英国海军签署交换战俘的协议，但英国决策者担心这会给敌军舰队补充人手，因而故意回避此事。在不存在交换战俘协议的状况下，许多向英国海军投降的法国水兵从未获释。七年战争期间，英国海军部一共经手了64373名法军战俘，其中8499人死在不列颠。根据历史学家詹姆斯·普里查德（James Pritchard）的说法，死于英国监狱里的法国水兵很可能和在法国军舰上服役时死亡的水兵一样多。
战时交换战俘是欧洲人的古老习俗。不论是在陆地还是海上，军人荣誉隐含的行事准则、根深蒂固的道德规范和对大规模报复的恐惧都鼓励军队的指挥官饶过战俘性命，将他们扣留起来，继而通过谈判实现有条件释放。不过，海战不同于陆战，这是因为没有人在海战中的战斗人员和非战斗人员之间划出明确界线，不论船只是否参与战斗，其船员都有可能遭到强征。18世纪的英吉利海峡渔民就抱怨过自己的权利要比军舰上的水兵少。战争时期的渔民可能会在违背其意愿的状况下遭到扣押，被迫无限期地在海军舰艇上服役。
水兵在沦为战俘时会得到不同的待遇。船只投降后，胜方指挥官会对被俘船只的船员进行分类，逐个判定他们是否符合战俘交换条件。17世纪末18世纪初的法国人不大可能宽容对待被发现在英国海军舰艇上服役的法国新教徒。英国人也会以类似方式惩罚他们在法国军舰上俘获的不列颠或爱尔兰詹姆斯党人士。18世纪要是非洲水兵所在的船向法国人或英国人投降，那么这些水兵就会处于危险之中，因为这两国的海军都会把非裔战俘卖作奴隶。
和陆地一样，海上俘虏的命运取决于他们的身份，更具体地说，取决于捕获者判断俘虏是否享有适用于欧洲战争中的习惯性保护的权利，不过，他们的命运也取决于捕获者的权威。1682年秋季，40名男子乘着一艘载有糖、烟草和橘子酱的船从古巴的圣地亚哥（Santiago de Cuba）出发，他们向南航行，穿越加勒比海，想要到卡塔赫纳出售产品。这些人知道自己正在穿越危险的海域，他们的船上装着12门大炮，人员也携带手枪和剑，以便在遭遇攻击时自卫。抵达南美海岸前，他们看到远处出现了3艘渔船，其中最大的渔船悬挂着一面英格兰旗靠近他们并开火，另一艘打着一面荷兰旗在半个小时后抵达战场加入攻击，第三艘渔船飘扬着一面法兰西旗，等这艘船迫近时，古巴人开炮打坏了它的索具。不过，这艘古巴船最后还是被打垮了。荷兰船靠拢了古巴船，让它的武装船员强行登船。其后不久，英格兰船也靠近古巴船并让船员登船。甲板上的战斗或许存在，或许不存在，因为这一事件的相关记载在该问题上模糊不清，但古巴水手中至少有2人战死，此外还有7人负伤，可能是炮火和弹片导致了这些人的伤亡。幸存者选择了投降。登船队控制了这艘古巴船，用它载着俘虏航行到南美大陆上的一个小港口，结果，在这里捕获者出现了内斗。先是3艘渔船的指挥官发生争吵，然后是他们的船员加入其中，最终共有100多人加入争端。这些人就如何分配俘获的船只及其货物产生了争议，但他们的分歧也对俘虏产生了影响，这是因为争端结果将决定谁会成为俘虏的主人。
渔民和水手就如何处置古巴船、分配货物，如何安排新船员发生的争执，可以看出帝国权力在海上有多么脆弱。欧洲和殖民地的政府依赖私掠者，但随着投资者、船长和水手竞相在负担兵役时为自己牟利，这种做法就不断造成利益冲突。大西洋及其毗邻海域和海岸线的广袤导致严格执法无法落实，也就让船长和水手能够各行其是，并重新定义其义务、军事职责和政治效忠。大多数军事纪律体系都将战斗人员和非战斗人员做了区分，但在近代早期的海战中，分隔这两者的界限是模糊的，只要渔民和其他水手能够被强征服兵役，商船和渔船继续以私掠船身份冒险投入战斗，这种界限就会一直模糊下去。
出于类似的原因，区分私掠者和海盗始终是困难的。在参与攻击古巴船的三艘渔船里，只有两艘船的船长获得了私掠许可证，根据大部分欧洲帝国的法律，第三位船长要么是以从属于另外二人的身份参战，要么是在没有得到特许或授权的状况下以海盗身份独立行动，但第三位船长拒绝成为他人下属。不过，在这种情况下，他的举动也无足轻重了。因为这三位指挥官拥有诸多共同利益，并且能够在海上顺利合作。他们最终达成妥协，同意在南美的里奥阿查港（Ríohacha）分配战利品并释放战俘。对于俘虏而言，这几乎算是个好消息：只要他们愿意，就可以在那里找到工作，返回古巴。
的确有一些海盗欣然接受他们的不法之徒身份，特别是在17世纪末18世纪初，比如说，他们会展示海盗旗或为了恐吓目标船只发出耸人听闻的威胁。但还有许多海盗利用了与海盗行为相关的法律模糊性。从法律上说，海盗和私掠者的区别在于委任状和权力范围。有的海盗伪造了自己所需的文件、研读了法律、准备了证据，以便日后可以在法庭上坚称自己其实是私掠者。然而，还有些人因为其语言、文化和外貌特征，永远也无法让任何人相信他们从某个帝国或殖民地政府获得了许可证。
1725年8月，来自马萨诸塞普利茅斯（Plymouth）的渔民塞缪尔·多蒂（Samuel Doty）驾着载重25吨的单桅小帆船“考验号”（Tryal）驶向塞布尔岛（Sable Island）周围的浅滩。尽管他知道新斯科舍海岸相当危险，可还是在航行途中停在那里补充淡水。在过去5年里，殖民地内外持续不断地发生着战斗，米克马克战士武装反抗英国殖民统治，许多阿卡迪亚人，也就是法国殖民者的后裔，给米克马克人提供了情感上和后勤上的支持。多蒂熟悉新斯科舍，会说英语和法语，他的船员里既有美洲原住民，也有新英格兰殖民者。靠近海岸时，他认出了自己的老相识，那是一个名叫让-巴蒂斯特·热德尔（Jean-Baptiste Jedre）的阿卡迪亚人，绰号“拉韦迪尔”（Laverdure，意为绿人）。他朝着拉韦迪尔挥手，邀请此人登上“考验号”。拉韦迪尔接受了邀请，他还招来了四个人：一个名叫詹姆斯·缪斯（James Mews）的米克马克人、另外两个米克马克人和拉韦迪尔年仅13岁的儿子。五个人一起划着一条划艇驶向帆船。等他们抵达时，多蒂询问这些人有没有什么新消息，拉韦迪尔答道：“英格兰人和印第安人之间保持着和平。”多蒂发出欢呼，邀请拉韦迪尔到他的舱室里喝酒。
登船队在试图以暴力把船只完好无损地夺到手时面临两难抉择。为了取得成功，他们需要威吓船员，迫使船员执行命令并要求占有属于自己的战利品。他们知道这需要展现出令人恐惧的武力，但他们并不想把船弄沉，也不想给它造成严重破坏，他们的目的是在强行控制船只的同时，把虏获物和潜在的俘虏沉入海底的风险降到最低。一种常见的手段是设法培养目标船员对自己的信任，并将他们置于易受攻击的位置，然后突然宣布这些人遭到攻击，继而要求投降。有些时候，只需要举起代表着同盟或效忠于同一国家的旗帜就足以建立信任。在多蒂这个案例中，攻击者假装与他友情深厚。拉韦迪尔和他的同伴不仅向多蒂热情地打招呼，还邀请他上岸拜访拉韦迪尔的母亲。多蒂接受了邀请，当他看到那位被他认作“吉德里夫人”（Mrs.Giddery）的女性时，他还认为自己正在进行社交访问，可拉韦迪尔的米克马克伙伴却说，等多蒂进入“盖德里夫人”（Madame Guédry）的房屋时，他就已经沦为俘虏了。(https://www.daowen.com)
“考验号”的其他船员也面临着类似的困惑。几乎所有人都上岸取水，而且在登陆的时候，迎接他们的米克马克人和阿卡迪亚人还呼喊“英格兰人和印第安人现在都是兄弟”。可等到渔民转身走向大海时，他们看到一队米克马克战士划着桨驶向他们的船。一名站在划艇上的男子开了一枪，并且用英语喊道：“英格兰人，现在求饶吧。”当米克马克战士追上“考验号”时，船上唯一一名船员是为多蒂工作的美洲原住民水手菲利普·萨奇姆斯（Phillip Sachimus）。登船队攀上了甲板，围成一圈。他们彼此交谈了一阵，然后其中一个人冲向萨奇姆斯，用小刀朝他砍过去。拉韦迪尔的儿子也在登船队里，他把枪口对准了萨奇姆斯，吓得后者日后都无法详述接下来发生的事情。这些人在船上搜集了一些绳子，把萨奇姆斯绑了起来，然后将多蒂和其余船员带回船上。盖德里夫人和她的儿子亚历山大陪同多蒂回船。等他们抵达的时候，拉韦迪尔和更多的米克马克男人已经上了船，一同上船的至少还有一名米克马克女子和她的两个孩子。多蒂后来报告说，这些人推搡着他，拖着他在甲板上走，威胁要杀掉他和任何留在岸上的船员。其中一个米克马克男人想要用斧头砍他，不过之后有另一个男人过来阻止了他。其他船员也得到了类似的待遇。登上“考验号”的人小心翼翼地不去伤害任何人，但他们也几乎一刻不停地竭力恐吓多蒂及其船员。最终，这条渔船的全体船员都服从了劫持者的要求。
拉韦迪尔和缪斯驾驶“考验号”远离海岸，不过，他们还有许多任务得去完成。于是，他们命令多蒂和另外两名原船员轮流掌舵。劫持者粗暴地对待船员。约翰·罗伯茨（John Roberts）提到拉韦迪尔当晚弄醒了他，一边骂一边把他从吊床上撵下来，要他去掌舵。另一次，缪斯让罗伯茨给他拿面包，等到罗伯茨带回一整袋饼干后，缪斯竟满舱房地追打他，等等。在任何一艘被人劫持的船上，淡水和各类补给的保存、分配都可能出现紧张状况。要不是“考验号”缺乏新鲜淡水，多蒂和他的船员也永远不会接近新斯科舍。但袭击他们的人就不那么害怕这种短缺状况了，这是因为他们在自己家乡附近行动。拉韦迪尔、缪斯等人铺张地消耗掉船上的补给品，他们整夜点着蜡烛，吃掉面包、黄油、奶酪、猪肉和糖，痛饮朗姆酒和其他酒类，还抽原属于渔民的烟草，多蒂的船员们焦虑不安地目睹着这一切。
甲板上的战斗是发生在个体之间的，这与18世纪的大规模海战形成了鲜明反差。甲板战往往始于错付的信任，因而会产生强烈的背叛感。如果船员抵抗，战斗就会以密闭空间内的短兵相接形式展开。人们竭力在黑暗的角落、舱房和甲板下方寻找避难所。他们在黑暗中挣扎，挥舞枪支、小刀、斧头和棍棒，朝着密闭空间盲目射击。在一个大规模海战变得越发机械化的时代，甲板战的个性化特征激起了官方的愤怒，促使他们激烈处理“考验号”袭击事件等问题。人们普遍认为这类袭击是对欧洲与殖民地海洋霸权发起的挑战。登船队控制了“考验号”后，米克马克人发号施令，呵斥英格兰人，完全占据了舱房及其全部设施，并把包括妇女、儿童在内的家庭成员都舒适地安顿在船上，这就出现了一幕帝国权力倒转的景象。就殖民者视角而言，这是一系列令人深感不安的事件。
是谁在这一事件中指挥了登船队？那已经永远都弄不清楚了。拉韦迪尔——一个说法语的殖民者，赢得了多蒂的信任，把他从船上拉走，因而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等米克马克登船队控制了渔船后，拉韦迪尔自称是“渔船船长”，他把英国旗从桅杆上降了下来缠在腰上，接着塞进去一把手枪。与此同时，米克马克人中最突出的人物詹姆斯·缪斯拿走多蒂的帽子，把它戴到自己头上，自称是“舰长”。这两人都给被俘的船员下过命令，也都邀请自己的亲属上船。
拉韦迪尔的母亲盖德里夫人在“考验号”的舱房里待了几个小时，和登船队一起吃喝、抽烟。她对这一事件的陈述表明拉韦迪尔和他的米克马克伙伴之间存在着复杂的权力关系。她告诉自己的儿子，自己“并没有问船上的印第安人为什么要在和平时期从英格兰人手里夺取这艘单桅帆船，因为按照她的理解，尽管已经和平了，他们还是早就打算采取报复手段，尽量夺取英格兰人的船只”。控制了这艘船的米克马克人希望将多蒂和其他渔民扣做人质，以此报复新英格兰人扣留两名当地米克马克战士的行为。
如果这真是袭击者的原定计划，那么他们可能是打算把船开到僻静的地方拖上岸，再给新斯科舍和马萨诸塞的殖民当局传递信息，要求与他们交换俘虏。但在他们能够落实计划之前，拉韦迪尔和缪斯看到远方出现了另一艘船，他们担心这是英格兰船。然而，他们哪怕是在控制“考验号”时都遇到了足够多的麻烦，要是再遇上另一艘船的攻击，就会在火炮和人数上都处于下风。投降并不是一个有吸引力的选择，因为如果他们在海上被英国人羁押，就一定会被带到波士顿接受审判。他们竭力维持虚张声势的模样，同时表现出恐吓与包容。他们向多蒂宣布，“自己会夺取另一艘船，杀掉船上的所有英格兰人，把‘考验号’还给多蒂及其船员，乘坐新的战利品扬帆离开”。拉韦迪尔和缪斯起初可能只有非常有限的目标，但他们的危险处境令这些人在短时间内成为坚定的“法外狂徒”，宣称他们打算持续不断地袭击一艘又一艘船只。
图3.4 “沃斯利船长”，引自《最臭名昭著的海盗及其下属的历史和传记》（伦敦，1727年）第112页描绘的一名海盗。斧头和短弯刀是甲板战斗中的常用兵器。收于国会图书馆
事实上，远方的那条船居然是法国船。米克马克人和法国人关系良好，于是，他们害怕的战斗实际上并未发生。可是，其后不久，多蒂和其他渔民就重新评估了他们的处境，这些人团结在一起，发起了夺回“考验号”控制权的斗争。他们和登船队员逐个展开搏斗，夺取了枪支后，他们朝着舱房开火，导致登船队里有三人跳海。考虑到“考验号”距离海岸有好几英里远，这三人很可能被淹死了。战斗即将结束之际，拉韦迪尔的儿子为了避免沦为俘虏发起最后一搏，他抓起一根渔民用来把鱼吊进货舱里的长钩钉，想要用它刺向纳撒尼尔·斯普拉格（Nathaniel Sprague）。长钩钉撕开了斯普拉格的衬衫，但并没有刺中他的身体。最终，这个男孩和他的父亲、祖母、叔父以及登船的米克马克男子、女子、儿童一道被关进货舱。多蒂最终释放了大部分俘虏，但将包括拉韦迪尔父子在内的五个人带到了波士顿，他们在那里接受审判，定罪后被处以绞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