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的故事

波士顿·金（Boston King）生长在18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南卡罗来纳，他的父亲以奴隶身份越过大洋来到此地，信奉基督教，学会了阅读，并且成为一座种植园里的车夫。他的母亲在同一座种植园受奴役，为主人制作服装，兼以医师的身份从事各种治疗，其中还包括一些从附近的美洲原住民那里学来的疗法。美国独立战争打乱了金的世界，导致他脱离了儿时的家庭，也暴露出几个世纪以来把非洲、美洲和欧洲人捆绑在一起的社会、经济、政治和军事关系中日益扩大的裂痕。

根据金的记述，战争之初，他被人雇去和某个木匠一起工作。南卡罗来纳的战时军费开支和查尔斯顿贸易的中断导致钉子成本上升，金的一名同事在这种状况的诱惑下偷走了一堆钉子。但金却被人冤枉盗窃，他被彻头彻尾地打了一顿，以致在长达三周的时间内都无法回去工作。几个月之后，一匹马跑丢了，金十分害怕这次的后果可能又要由他来承担，就逃离了自己的主人，前去寻求英军的保护。实际上，金已经决定接受乔治·克林顿（George Clinton）将军在1779年开出的条件。克林顿预料到英军要在美国南方展开军事行动，希望给任何被爱国者奴役的人提供完全的安全保障，以此削弱爱国者的实力。金提到英国士兵“欣然”接纳了他。他写道：“从那一刻起，我开始感受到自由的幸福，我从前对此一无所知。”但他的经历中也夹杂着悲伤，因为他已经永远离开了从前的所有朋友，现在不得不生活在“陌生人”当中。

金在英国士兵中找到了伙伴，最终成为两名军官的仆人，在染上天花之后，他得知有人命令把所有得了那种病的黑人都抬到距离军营一英里远的地方，以免其他士兵被感染后丧失行军能力。他们在隔离期间并没有得到善待。“我们有时得躺上整整一天，没有吃的也没有喝的”。另一回，当金被打发出去钓鱼时，部队却接到了行军命令，也就抛下了他。金在一个名叫刘易斯（Lewes）的效忠派陪同下踏上了重返英军之路。此人起初答应会把金带到他希望去的地方，还曾经说过：“你会在今晚7点之前看到你的团。”可是，白天还没结束，刘易斯就宣布他希望金留下来为自己工作。刘易斯以近乎礼貌的态度开始了谈话，他问道：“你想让我做你的主人吗？”可当金提出抗议后，刘易斯就变得粗暴了。他警告说：“如果你不好好表现，我会给你戴上镣铐，每天早上鞭打12下。”金发现刘易斯是个偷马贼。他独自逃回团里，通报了有关刘易斯的情况，满意地看着英军士兵烧掉了刘易斯的房子作为惩罚。

这件事让金在军官中赢得了一定的信任。随后，他们给了金一个危险的任务：在英军营地之间传递秘密消息。由于金需要穿过爱国者控制的地区，如果被抓获将会面临惩罚，再度沦为奴隶，军官们就向他许诺这项工作会有巨大的回报。金走了20多英里路去传递消息，而且差点被爱国者抓住，可他只得到了微不足道的奖励。按照金的回忆，“斯莫尔（Small）上校只给了我3先令和许多美好的承诺”。此后不久，金离开了自己的团，转到一艘私掠船上工作。金参与了一次胜利的海战，可当他的船抵达英军占领的纽约后，他就下了船，把兵役抛在脑后。

金在纽约遇到了一个名叫维奥莱特（Violet）的女人并和她结了婚，她是来自北卡罗来纳的逃奴，但由于金只能在一艘引导船只进出纽约港的领航艇上找到工作，因此就不能经常和她待在一起。在一次航行中，领航艇偏航到距离海岸太远的地方，在海上漂流了好几天，导致船员们几乎饿死。后来，一艘捕鲸船救起了船员，却把他们带到了爱国者控制的新泽西。金在那里再度置身于“陌生人”当中，相互对立的双方将他和家人隔开，而且他也担心自己会重新沦为奴隶。他在哈得孙河两岸踱步了好几天，观察着潮汐和岸边巡逻士兵的行动。最终，他找到了一条小艇，趁着无人监视、水流又合适的时机划到了斯塔滕岛（Staten Island），再从那里前往曼哈顿。他写道：“当我抵达纽约的时候，我的朋友们欣喜地看到我再度恢复了自由。”但纽约并不安全。

1783年，英国承认美国独立。按照金的说法，战争的恐怖和破坏已经结束。他写道：“这个消息令除了我们之外的各方都弥漫着共同的喜悦。”原先的奴隶担心他们会沦落回从前的境地，而且当他们看到旧主人从弗吉尼亚、北卡罗来纳和其他地方赶来，在纽约的大街上抓住他们的奴隶，甚至把奴隶从床上拖走，这些人的恐惧就越发增长。不过英国人又一次给金提供了逃跑的机会。他们把金、维奥莱特和另外3000名前奴隶从纽约带到了新斯科舍。(https://www.daowen.com)

这些移民后来被称作黑人效忠派，他们成了一项雄心勃勃的崭新帝国事业的组成部分。直到革命战争之前，英国人都无法在新斯科舍完全行使管辖权。几十年来，殖民地的领导人和米克马克人、乌尔斯塔克维克人和其他原住民断断续续地进行战斗和谈判。1783年后，3万名新定居者来到此地。用约翰·G.里德（John G.Reid）的话说，“效忠派移民突然带来的大量人力，将该地区的原住民权力根基一扫而空”。作为那场移民行动的一分子，金在回忆录中并没有评论原住民，反而将新斯科舍描述为一片荒野，认为自己在那里感受到的是孤独和穷困。“我以为我不配生活在上帝的子民当中，甚至不配住在自己的房子里，只适合和野兽一样居住在森林里。”他们抵达新斯科舍后，维奥莱特经历了一次宗教觉醒。波士顿·金的精神痛苦最终促使他也皈依了，在维奥莱特的鼓励下，他成为一名循道公会（Methodist）的传教士，以满足自己的精神需求。他们开始梦想越过大西洋回到祖先的土地上，但在18世纪80年代，这些人丝毫没有见到非洲的希望。在总结自己前30年的生活时，波士顿·金写道：“我曾饱受白人的残酷折磨和不公对待，这使得我会把所有白人当作我们的敌人。”

在革命时代的大西洋世界其他地区，这样的情绪引发了暴力，可到了1792年，波士顿·金和维奥莱特在塞拉利昂公司的白人董事里找到了盟友，这些董事将他俩和另外1000多人招募过去参与另一项帝国事业，这一回的目的地是非洲。从波士顿·金的角度来看，塞拉利昂项目与先前的殖民事业截然不同，因为他们的意图是在自己的权力范围内尽可能地制止可恶的奴隶贸易。殖民非洲让波士顿·金的精力再度集中起来，让他能够容许自己与英国的帝国推动者建立同盟。就像那一代的其他许多基督徒废奴主义者一样，金认为可以用崭新的和平方式在非洲进行广泛的殖民。

不过，其他许多卷入革命斗争的人从不同的前提出发，对跨文化合作表示反对。1776年，美国大陆会议在《独立宣言》中谴责乔治三世及其政府雇佣军强迫殖民地海员违背自身意愿入伍，鼓励奴隶暴动并与美洲原住民结盟作战。大陆会议把英国的全部战争行动都归咎于国王：

他经常掠夺我们的海上船舶，骚扰我们的沿海地区，焚毁我们的市镇，并且残害我们的生命。他此刻正在调遣着大量的外籍雇佣军，要求把我们斩尽杀绝，使我们庐舍为墟，并肆行专制的荼毒。他已经造成了残民以逞的和背信弃义的气氛，被称为人类历史上最野蛮的时刻都是罕有其匹的。他完全不配做一个文明国家的元首。他一向强迫我们在海上被俘虏的同胞从军以反抗其本国，充当屠杀其兄弟朋友的刽子手，或者他们自己被其兄弟朋友亲手杀死。

托马斯·杰斐逊是上述文字的原作者，按照他的指示，美国从建国之初就谴责雇佣兵战争和“文明人”与“野蛮人”间的军事纽带。这个新国家的代表们谴责那些破坏社会秩序和诚实正直的伎俩：比如说强制征召当地人与他们的兄弟朋友作战，还指责鼓励像波士顿·金这样的奴隶逃离其主人的做法。爱国者的担忧反映了他们在1776年的微妙立场。他们正在尝试保护一个刚刚建立起来的国家，他们的战争不仅是一场防御作战行动，也是社会和政治变革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