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火与交战
纵火是一种显而易见的摧毁木船的方法。1588年，西班牙人派去进攻英格兰的大舰队（Great Armada）[1]就满载着成千上万只塞了火药的陶罐，作战时先用引信点燃陶罐，然后将它投射到敌方船只的甲板上。火罐可以用手扔，也可以绑在绳子上投出去，还可以用投石器抛到空中。另一种常见的引燃木船的方式是牺牲一艘己方船只，把它点着火，然后放出去，让它顺着洋流冲向敌方船队。瓦巴纳基战士曾于1688年修建了一艘特地设计的“烟火船”或木筏，长约20英尺。瓦巴纳基人把它塞满了可燃物，将其点燃，然后放它上路，此时的潮水使其漂向一支新英格兰船队。由于突然吹起了一阵相反方向的风，“烟火船”在被海浪浇熄火焰之前始终无法触及对方船只，瓦巴纳基战士的努力落了空。如果有人操纵火船，那么它运作起来就较为可靠了。从17世纪30年代开始，法国海军在纵火船上装载可燃物，还让技术尤为娴熟的船员驾船驶近目标，随后，船员会引燃己方纵火船，跳船逃走，而后尽力乘着小艇匆忙撤离。这种战术被多支欧洲海军采用。纵火船上的人有时还会登上目标船只点火。1657年，勒廷在乘坐大艇冒险完毕后，又驾驶一艘他称为“舰载艇”（pinnace）的小船出发，想要烧毁三艘西班牙船。他的船开了一炮，趁着烟雾他毫发无伤地登上其中一艘大帆船（西班牙人已经走了）并立刻点燃了它，它又引燃并烧掉了另外两艘大帆船。
勒廷和他的船员是幸运的。1740年英国海军将领爱德华·弗农（Edward Vernon）曾给加勒比海的纵火船船员下达过训令，其内容让人能够感知这些人面临的挑战。弗农警告士兵，如果他们玩忽职守，就会受到惩罚，不过他也许诺一旦表现良好就会给予额外奖赏。他指出船员应当随时准备，把握战机。如果看到一艘西班牙船的索具已然损坏，就要迅速靠近点火。他还号召船员一旦看到英国船被敌方优势军力压制，就要进行干预，在这种情形下，他们要把船开过去并以最大力度施压，焚毁敌军的此类船只。弗农表示他原本希望用旗语指挥纵火船的行动，但他知道很难从烟雾中认出这些信号，因此，船员应当主动行事。弗农还分别给其他船只的船长下令，要求他们把纵火船船员从水里拉出来，将这些人救出他们放的大火。
图3.1 燃烧弹或火罐，发现于“特立尼达·巴伦塞拉号”（Trinidad Valencera）残骸，这是1588年西班牙大舰队中的一艘船。收于北爱尔兰国家博物馆
考虑到部署纵火船和其他燃烧装置始终存在一定风险，从16世纪起，海军决策者更倾向依靠炮击，利用炮弹的冲击力使得敌舰受损、丧失战斗力或沉没。1588年，佩德罗·科科·卡尔德龙（Pedro Coco Calderón）在英吉利海峡目击了旗舰“圣马丁号”（San Martin）遭到的炮击：
敌人从早上7点开始猛烈轰击我军旗舰，持续了9个多小时，右舷中弹数量极多，以至于有200多发炮弹命中了风帆和船体侧面，打死打伤了许多人。它们还将火炮从炮架上打下去，导致它们无法继续投入战斗，致使我军损失了3门大炮。炮弹撕裂了大批索具，由于炮弹击穿了吃水线部位，大帆船进了很多水，虽然有两名潜水员使用了拖缆和铅板，并且让两台泵不分昼夜作业，仍几乎无法修补缺口。
一次炮击很少能让一艘船丧失战斗力或沉没。英格兰人未能击沉“圣马丁号”可以归因于若干艰巨的技术难题，它们在此后多年中足以令海军设计师专心攻克。17世纪的欧洲造船厂生产了专业化的军舰，这些船逐渐变得更大、更稳定、更坚固，这是为了给更多的火炮提供射击平台，也为了让船体坚固到足以承受反复炮击。
重炮的广泛应用影响了战斗体验。当船只使用火炮战斗时，船员就得冒着个人负伤或死亡的风险。此外，他们还面临着船只损坏的危险。为了掩护己方退却并使敌军丧失追击能力，舰长时常命令士兵在他们所在舷侧向上翻涌时开火，这是为了瞄准敌方索具射击，可要是舰长对自己的实力感到自信，就有可能下令瞄准敌军船体的吃水线部位。索具损坏可能导致船只随浪漂移，可要是船体被打出缺口，就有可能令全体船员溺死。随着重炮的兴起，自我保护已成为一种团队努力，它涉及数十名负有专门任务的士兵。每个战士个体的命运都决定着整条船的命运。
1759年8月，葡萄牙海岸附近，奥拉达·艾奎亚诺在英军旗舰“那慕尔号”（Namur）上参与了拉古什（Lagos）海战。“交战期间，我的岗位在甲板中部”，他后来写道，“我和另一个男孩一起待在那里，负责给最靠近船艉的那门炮输送火药”。为了拿到火药，艾奎亚诺不得不前后穿越几乎整条军舰。“于是，我觉得每一分钟都会是我的死期，特别是看到身边的自己人密密麻麻地倒下的时候。不过，我还是希望尽可能地防范危险，起初，我觉得要等到法国人舷侧齐射完毕后再去拿火药最安全，这样，等到他们装填的时候，我就可以拿着火药走个来回，可后来我发觉这种小心谨慎是徒劳的。”
艾奎亚诺和勒廷都感恩上帝让他们在海战中幸免于难，他俩都认为命运并不由自己掌控。但与勒廷形成鲜明反差的是，艾奎亚诺认为他和船的命运不可避免地联系在一起。他曾经考虑过安排自己的行动时间，以便最大程度降低自己面临的个人风险，但这思绪只持续了片刻，他很快就意识到：当法国人开火时，奔跑就没有意义，甚至躲避也毫无意义。不管他做了什么，都必然暴露在弹片下，要是上帝降下旨意，他终究会和“那慕尔号”上的人一起被烧死、淹死。
舰船间的炮战同纵火船参与的小规模战斗或水手与对手正面搏斗的甲板战截然不同，相比之下，当军舰相互碰撞造成损伤或是相互开炮时，船体和水已将交战双方隔开。艾奎纳诺知道他在和法军交战，但他在记述拉古什海战时从未提到任何作为个体的法国人。(https://www.daowen.com)
1759年11月，法国海岸附近发生了基伯龙湾（Quiberon Bay）海战，威廉·斯帕文斯（William Spavens）在此战中是英国军舰“报复号”（Vengeance）上一名在甲板下方作业的船员。他对此战的记述里几乎完全不存在舰长以外的参与者。他描述了军舰按照舰长的指示运动、机动、开火、取得胜利或沉没。
下午2点15分，74炮战舰“勇毅号”（Warspight）上的约翰·本特利（John Bentley）爵士，靠拢了80炮战舰“可畏号”（Formidable，少将的座舰），交战开始了……当“勇毅号”打出几轮侧舷齐射后，它向前开火，给“复仇号”（Revenge）让出了位置，然后驶向“多塞特郡号”（Dorsetshire），每一次都和敌军后方的下一艘军舰并列……正在用背风一侧舷炮作战的“壮丽号”（Superb）陷入了一场暴风雨，浸满了水，沉没了。不久之后，“忒修斯号”（Thesee）也在“高尚号”（Magnanimie）旁边沉没，“可畏号”撞上了“果决号”（Resolution），这在敌军舰队中造成了极大的混乱……
在斯帕文斯对这场海战的描述中，水手们仿佛是从火炮的烟雾和海浪中冒出来一般，直到战斗结束后才出现。斯帕文斯提到“可畏号”上的“大部分军官和很多船员被杀。 ‘忒修斯号’上有4个人被我们的小艇带走了，其他人和‘壮丽号’的全部或大部船员一起丧命，大约死了1650人。这些船沉到了水下大约27米处，只有桅杆顶部还可以看见，我们发现有几个死人倒在桅楼上，或挂在支索和其他索具之间”。
水手将海战视为船与船的战斗而非人与人的战斗，其原因决不仅仅在于船只间的物理距离或交战双方之间的疏离感。要想在这类交战中取得成功，就需要非凡的团队合作。水手必须全神贯注于分配给他们的任务才能生存。我们永远也不可能全面了解基伯龙湾的沉船甲板下方发生过什么。一位法国军官在对此战进行总结时指出法军表现得十分英勇，但也认为法军出现了抗命、无知、混乱和无能。一位从远处观看法军作战的英国牧师得出了类似的结论。他写道：“要是敌军稍稍保存一丝冷静，或是打得有点准，那么情况就大不一样了。可他们实在是太混乱了，以至于我认为那成百上千发炮弹中只有不到三四十发命中了船只。”
艾奎亚诺对拉古什海战的记载既强调了保持专注时所付出的努力，也着重指出一旦水手未能完成特定任务，整艘军舰将会面临的风险。交战期间，他看到周围的人被撞成碎片，这就需要努力克服令自己分心的环境。当他看到自己的主人受伤时，就希望跑到主人身边去，“可是，尽管我对他十分忧心，希望去帮助他，我还是不敢离开岗位”。艾奎亚诺继续为他的大炮运送火药，可当他打开弹药箱时，却发现自己和伙伴需要执行一个突如其来的额外任务，以防船被炸上天：弹药箱已经腐烂，火药粉末撒到了甲板上。尽管存在危险，艾奎亚诺还是不断为大炮补充火药，炮手也持续开火。他们疯狂地用水浇熄散落的火药，以防发生爆炸。
如果军舰上人人在战斗期间都能服从命令，那么他们就都会把精力集中在分配到的任务上，对艾奎亚诺这样负责操炮的下层水手而言，情形尤其如此，而这种信念在17、18世纪与日俱增，以致连舰长都认为他们作为舰队的一部分，应当以有序的、几乎机械般的方式行动。
1639年，西班牙组建了一支旨在前往尼德兰海岸附近作战的大舰队。他们公然宣布了自己的意图，似乎是要与荷兰人展开一场大规模交战。荷兰人接受了挑战，派出一支舰队在英格兰东海岸附近与西班牙人交手。西班牙人的军舰起初比荷兰人多，但荷兰的舰长们在协同作战时更有效率。荷兰指挥官马尔滕·哈珀特松·特龙普（Maarten Harpertszoon Tromp）在战后大肆吹嘘，背诵了一段自称是在战前军事会议上向下属舰长发表的演说：
你们看到，在四周混乱航行的其他船只是增加了敌人的数量，却没有增添实力，而且，鉴于它们只会加剧混乱，敌船越多，就越能确保你们获得胜利。总而言之，我想说的是，如果这里有11艘军舰，又希望与我们眼前的70艘军舰开战，那看起来是有些轻率。可如果我们这11艘军舰能够合成一艘，那时候，如果有人攻击我们，就轮到他们轻率了。我们有500门大炮，只要还有心智，谁会试图攻击这样一块由500门炮守卫、坚不可摧的磐石？
特龙普以提倡“纵列”（line ahead）著称，这种战术是把一支舰队里的军舰前后船艉船头对齐，让全体军舰的舷炮面向相同的两个方向。简而言之，这种海战方式将纪律提升到一个全新的高度。按照特龙普的描述，就连舰长也放弃了自主权，整支舰队事实上成为拥有毁灭性火力的“一艘军舰”。
在这一创新出现前，打算轰击敌方船只的船长通常会尝试快速攻击。他们驶入交战区域后先从船艏开火，然后移动到舷侧方向，以便让一侧的舷炮开火，随后掉转航向，让船艉炮和另一侧的舷炮投入战斗。一旦完成上述机动，船长就会让船只撤到安全距离外重新装填。各船在交战中自主活动，即便是协同作战也仅仅跟随先头船只，让攻方船只轮流投入小规模的冲突上。
海军战术的确在1639年后发生了变化，但“纵列”实际上既不易于操作也不像特龙普所说的那样具有决定性意义。只要任何一艘船陷入混乱或发生像艾奎亚诺发现的火药散落事故那样的内部问题，就有可能令一艘船失去战斗力乃至损毁，继而破坏整条战列线。航行中遭遇的种种挑战，如应对不断变化的风向、海流和未知的浅滩，都令保持战列线变得颇为困难。通信也带来了严峻的挑战。海军将领并不总能像特龙普那样，亲自给他的下属舰长——至少是部分舰长——当面下达详尽的战斗指令。事实上，即便是在唐斯锚地（the Downs）海战中，特龙普在初始兵力之外，还得到了数十艘荷兰战舰的支援，它们的舰长并没有听到特龙普的计划，也没有维持他的战列线。他们的主动性和在战列线外活动中取得的胜利帮助荷兰海军获得了胜利。为了促进军舰间的协作，法国海军率先开发出复杂精细的信号系统，使用各种颜色、多种图案的旗帜，根据旗帜悬挂的不同桅杆传达不同的命令。可是，茫茫大海、糟糕天气和烟雾降低了能见度，在某些大规模海战中，分散到天边的军舰可能会彼此无法看到。此外，即便旗语信号可以传给舰队中的所有军舰，等舰长收到指令后，交战环境也可能已经发生了变化。霍拉肖·纳尔逊（Horatio Nelson）在1799年就上述问题发表评论，主张舰长与其遵守细致的命令，不如问问自己：“我的上级知道我鼻子底下正在发生什么吗？要是知道会怎么指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