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人对美洲的地理认知
船还以类似的方式塑造了欧洲人对美洲地理的认知，西班牙发现并征服中美洲与安第斯山区的富裕内陆帝国也会对其产生影响。在被西班牙征服之前，那些帝国并不像西班牙船那样严重依赖深水港口或又深又宽的河流，于是，西班牙人就有必要重塑地貌景观以满足自己的需求。埃尔南·科尔特斯（Hernán Cortéz）在向阿斯特卡帝国[9]进军之前于韦拉克鲁斯（Vera Cruz）督建了一座崭新的港口城市。后来，那座城市不但得以幸存，而且繁荣发展。但西班牙人在建立位于秘鲁的港口时却遇到了困难。1535年，佩德罗·德·门多萨（Pedro de Mendoza）率领13艘船驶入拉普拉塔河（Rio de la Plata），建立了布宜诺斯艾利斯港，希望它能够充当中间站，帮助西班牙探险队溯河而上数百英里进入安第斯山区。然而最终，西班牙人通过一条更短却也更复杂的途径将秘鲁和大西洋联系起来，而且还包括通过巴拿马地峡转运。
图1.4 圣若热-达米纳堡，葡萄牙人于15世纪70年代在非洲海岸修建此堡，其后又被荷兰人夺走。收于奥地利国家图书馆，维也纳
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早年发展状况也并不顺利。首先，远洋运输技术将西班牙人带到了一个他们无力维持供给的地方。布宜诺斯艾利斯缺乏可以饮用的水，且土地颇为贫瘠，西班牙人也没有可靠的贸易伙伴。一位参与探险的人如此描述在这座城市最初几个月的状况：“人没有东西吃，饿坏了，因而处于极度疲乏的境地。更为糟糕的是，马匹也无法行动。那里实在是太贫穷、太悲惨了，竟然到了没有小鼠，也没有蛇的地步，人们不得不去啃鞋和皮革。”西班牙人在1542年撤出布宜诺斯艾利斯，此后38年里都未曾重返此地。在16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北美洲，当法国探险队在圣劳伦斯河两岸蒙受诸多苦难时，建立有利可图的商路的梦想、想象中内陆财富的诱惑和征服的希望，吸引着欧洲探险队在南北美洲的大河逆流而上，比如奥里诺科河（Oronoco）、亚马孙河和密西西比河，但这些探险都以灾难告终。
和在非洲的情况一样，欧洲人对航海技术的依赖促使他们在南北美洲的所到之处都画出想象中的边界，将那些船只不易抵达的地方同混乱、危险联系起来。实际上，那些地方有不少已经拥有兴盛的原住民族群，而且大多也会在此基础上最终发展成繁荣的殖民点。欧洲船只触及范围之外的地区实际上并没有什么固定的匮乏或危险之处，但当探险家不断远离大西洋深入内陆，在饥饿、风餐露宿和外来攻击下变得颇为脆弱时，他们就会害怕与补给线断绝联系。
要发展维持殖民所必需的海军和贸易基础设施，就得等待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而在早期探险和殖民阶段，当时的欧洲各国政府很少会在远离已有补给线的地方发展跨大西洋远航资源。因此，如果想要取得成功，每一次冒险都得在经济层面做到自给自足。16、17世纪，欧洲商人和海军将领在美洲大西洋沿岸的几个战略要点携手投资，建立了港口、船坞、仓库、要塞和定居点。在此期间，他们将原本偏僻、人口稀疏的落后地区变成商业和军事中心，其中就包括魁北克（Quebeci）、波士顿（Boston）、纽波特（Newport）、纽约、费城、查尔斯顿（Charleston）、韦拉克鲁斯、卡塔赫纳（Cartagena）[10]、波托贝洛（Portobello）、累西腓（Recife）、巴伊亚（Bahia）、里约热内卢和布宜诺斯艾利斯等地。事实上，美洲所有港口都是以军事和商业利益相结合的方式进行选址、设计和经营的。就像欧洲海军利用捕鱼船队、捕鲸船队和商业船队的军事潜能一样，进入美洲港口的船只也会扮演诸多角色。
法国人最早派出大批私掠船横跨大西洋。1523年，法兰西弗朗索瓦一世授权著名船舶装备商让·安戈（Jean Ango）派遣舰船袭击西班牙船队。自从征服墨西哥以来，西班牙船就开始装载着数目极多的财宝穿过大洋航行。只需捕获一条船，就能够让船主、船长和船员轻易致富。在安戈派出私掠船进入大西洋后，他麾下就有两艘船满载黄金返航。此后便出现了许多志愿者。私掠船起初是在西班牙南部的大西洋海岸线上巡航，其后短短几年时间内，竟有些人冒险跨洋航行，在某些战略要点例如古巴和佛罗里达之间的海峡发动伏击。为应对急剧变化的形势，西班牙人果断采取防御措施回击私掠船，他们不仅组织运输金银的护航船队，要求商人自行武装舰船，还专门设立了一个新税种，以此满足护航的大型军舰的开支。(https://www.daowen.com)
截至16世纪末，英格兰人已经取代法兰西人，成为西班牙船队在加勒比海地区的主要威胁。为了抵抗英格兰人，西班牙护航船队规模越来越大，而且运输金银的船队也被合编起来以增强火力。西班牙人还在他们在美洲的港口强化防御设施，甚至采取了调动桨帆战舰的措施。从1578年到17世纪30年代，西班牙王室抽调了2000余人划桨、操帆，将至少20条桨帆战舰运过大西洋。这些战舰停泊在卡塔赫纳、哈瓦那和其他海港用于港口防御。西班牙的上述防御措施总体上颇为有效。引入护航机制后，运宝船队仅仅在1628年被截获过一次。
欧洲列强在为舰船筹备资金、配备武装、部署舰船的方式等方面，各有不同。从15世纪起，葡萄牙政府就运用自身资源，督建了专门用于保护贸易网的军舰。当时，葡萄牙的贸易网已经顺着非洲海岸一路延伸到印度洋。不过，葡萄牙的舰队规模相对较小。在16世纪，其他欧洲国家的海军大多会购买或租赁商船，将它们改装得适于战斗，有时甚至会加固船体或增添炮门。西班牙就是租借商船用于海军。就利用贸易船队的军事潜能而言，其他国家更倚重私掠船。英女王伊丽莎白一世授权私人船只发动袭击并搜集掠夺物，于是能够组建一支政府原本无力负担建造成本的庞大海军。
在16世纪的加勒比海地区，英格兰和西班牙以截然不同的态度对待海战。正当西班牙人为自己国家的运宝船队开征税收、花费可观的公共经费时，英格兰人却严重依赖私掠船，特别是在伊丽莎白一世的统治下。1585—1586年冬季，弗朗西斯·德雷克率领一支拥有22艘战舰和2000余名士兵的远征队进入西班牙海岸、佛得角群岛（Cape Verde Islands）[11]和加勒比海。德雷克及其麾下士兵在圣多明各捕获并摧毁了被派到那里守卫港口的西班牙桨帆战舰，烧毁了部分城区，并以保全剩余城区为条件勒索赎金，而后驶向卡塔赫纳展开劫掠。德雷克此次远征的确拥有王室支持，但他的大部分战舰仍是船主主动提供，多数船员也是出于私人意愿主动参战，他们都想要从劫掠中分肥。这些人的成功促使其他人也想以私掠者的身份寻找发迹机会。
16世纪末，荷兰反抗西班牙哈布斯堡帝国的独立战争改变了欧洲各国维持海军的方式。荷兰人拥有造船、航海和长途贸易的丰富经验，建立了从波罗的海到地中海的精巧供应网和物产市场。独立战争始于1579年，但随后进行的漫长而激烈的战争并没有令荷兰人陷入贫困，与此相反，他们在冲突期间成功扩大了自己的贸易规模。16世纪90年代，西班牙和弗拉芒私掠船开始加大袭击荷兰船队的力度，尼德兰联省共和国则以命令军舰护航的方式作为回应。荷兰海军在五个相互独立的省海军部管理下组织起来，最终被部署到攻势行动中去，例如袭击亚速尔群岛和非洲海岸贸易堡垒里的西班牙人。1609年，双方进入休战期，荷兰人依然维持着自己的海军，这是因为他们的商船在面对私掠船时还需要海军保护。1621年休战结束，西班牙人发起了征服联省共和国的最后一次努力，并为主要用于北海战场的军舰投入了可观的经费。
当时的西班牙控制了葡萄牙及其海外属地，因此，荷兰人在欧洲海域、加勒比海、巴西与安哥拉附近海域乃至印度洋各地，同时与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交锋。因为荷兰人拥有更多的舰船，更好的海军火炮和训练有素、经验丰富的船员，因而在大部分海上交锋中占了上风。荷兰人的舰船航速更快，更擅长抢风航行，这让他们在多次交战中能够选择投入战斗的时机。而当战斗进入交火阶段时，荷兰炮手也更有可能命中目标。可以说上述优势就源于荷兰对常备海军的投入。
日益增长的海军实力助长了荷兰商业的发展。为了促进公共投资武装力量，荷兰人采用了崭新的征税、记录方法和官方财政管理手段。一旦荷兰海军在北海和波罗的海确立支配地位，那么荷兰商船就能够免除出于自卫目的全副武装的负担。对于那些在较为危险的大西洋、印度洋海域逐利的人来说，联合股份公司可以让投资者无须承担全部风险，新的银行和海上保险则让人便利、安全地运用不断增长的资本总量。截至17世纪50年代，荷兰人不仅已经确立了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基础结构，而且也发展出相关的政治架构与实践，它们被历史学家以“财政—军事国家”联系到一起。
荷兰人的成功说明了维持一支常备海军所带来的优势，它对欧洲的其他海上大国形成了挑战。西班牙在17世纪上半叶增强了自己的海军，葡萄牙在1640年重获独立后也是如此。英格兰人的反应相对较慢，要到英格兰共和国时期才开始，从1649年到1651年，英格兰海军规模几乎翻了一番，共和国督建了20艘军舰，还捕获、购买了25艘其他船舶并进行改装，使它们能够入役海军。截至1660年，英格兰海军已经扩张到156艘军舰，规模几乎翻了两番。英格兰人和荷兰人在1652年到1674年间发生过几场战争，其中的第三次属于法荷漫长、庞大战争中的一小部分。而在那场战争中，法国人也建立了属于自己的强大海军。1688年之后，荷兰人依旧令人生畏，但英格兰人和法兰西人也已进入大西洋的最强海上力量之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