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勤保障

究其本质，军事文化就是要让战士与众不同。尽管如此，近代早期的大多数战斗人员仍然与其原生家庭和邻居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他们在战斗中往往身处由自小认识的人组成的部队。在许多地方，非战斗人员在出征时会和战斗人员一同行进，为后者提供后勤支持，这些非战斗人员中包括了战斗人员的家庭成员和来自他们原先所处村庄、城镇和地区的其他人。为战士提供装备、给养和奖赏需要消耗大量的资源和能量，每当战斗人员开拔时，被他们抛在身后的人就得针对他们的缺席做出补偿和调整。在大西洋周边的许多地区，失去战士后的生存压力在17、18世纪变得日渐增大，这是因为部队需要在更漫长的时间内被调遣到更遥远的地方。而当背井离乡很久的战士返回家乡时会带来新的挑战，大规模战争结束后的挑战就尤为严峻了。

任何希望自己能有军事威胁的团体、国家或帝国都必须有能力转移、供给、负担战斗人员并使其保持战斗力。部署部队的规模、用于转移的技术、部队需要行进的距离、战役预期持续时间、周边地区的气候与资源以及战斗人员与当地人之间的关系，决定了应对这些挑战时的困难各有不同。与时间较长、规模较大且较为复杂的进攻相比，一场规模较小、性质相对简单且在友善地区进行的军事行动对后勤基础设施的需求就要低一些。在南美洲北部海岸，加勒比人的军事首领亲自监督为战士提供给养的流程。战士们的妻子和其他妇女给男人们烹制带上划桨战船的木薯粉，划艇上载有熏肉，战士们在行进途中还依靠捕鱼补充食物。当战士们待在盟友的村庄时，村民会为他们提供食物，这种行为有时是自愿的，但慷慨待客和劫掠之间总是只存在一条细微的界限。后勤补给的能力不足限制了加勒比人远距离、长时间地将战士部署在外的可能。

在许多西非邦国，征召入伍的士兵都要自行携带兵器并为军队提供马匹、骆驼和给养。事实上，他们是在为自己的调遣买单。由于兵员需要自备武装和补给，整体而言，通过征兵组成的军队就做不到装备精良。在民兵为主的地区，民兵被征召服役时也以类似方式带上自己的兵器，而且按照当局的期望还得携带至少足够消耗8天的给养。等他们的给养消耗殆尽后，这些人就拥有多种选择：有时逃亡，有时征粮，有时从所到之处的居民手中购买食物。如果已经预先考虑到漫长的战役将耗尽士兵的给养，中非的军队往往就会携带额外的补给品，动用战士的妻子和其他应征人员运输食物和装备。刚果（Kongo）王国就指望士兵在应征时带上武器和足够消耗15天的补给。

在北美，原住民战士通常依靠狩猎和征粮养活自己。事实上，战争与狩猎的密切联系塑造了北美东部的地貌景观。各个村庄、同盟之间留有人口稀少的缓冲区域，区域内部猎物众多，猎人也有可能在此遭到攻击。缓冲区的交战强度因政治环境而异，但地理格局的影响仍然存在：猎场就是战区。即便猎人主要出于追逐猎物的目的进入缓冲区，他们也要自行做好战斗准备。类似的是，如果战士进入缓冲区攻击对手，那么他们会在战役期间就地取食，依靠狩猎和捕鱼维持生存。

然而，美洲原住民战士的活动范围越广，他们将敌对行动局限在缓冲区内的可能性就越小，而在缓冲区之外，战士们就更有可能通过要求主人给予款待、贸易、勒索贡赋或掠夺等手段利用定居社群的资源。为了应对资源枯竭、强制迁徙、毛皮和其他货物出现长途贸易网和引入马匹等一系列动态变化，许多美洲原住民战士群体的行进距离在近代早期开始变长。像纳瓦霍人（Navajo）和科曼切人这样既饲养牲畜又骑马的部族中，掠袭成了战士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在包括俄亥俄河流域的诸多其他部族里，战士在冲突时期需要依靠农产品养活自己。美国军方在18世纪90年代征服俄亥俄期间就充分利用了这一特征，他们焚毁了当地原住民的玉米。1790年9月某日，乔赛亚·哈默（Josiah Harmer）将军在报告中提到他的士兵在一片广阔地带里烧掉了两万蒲式耳^[1]玉米和大量蔬菜。哈默坚信这种破坏农作物的行为可以沉重打击对手。

近代早期阶段，在大西洋周边几乎每个积极参与军事行动的社群里，野战部队的后勤保障工作都发生了变化。在非洲，政治权力的巩固和敌对国家之间的试验促进了创新，冲突的加剧也鼓励着创新。一些西非统治者维持着常备军，用战争中获得的部分虏获物酬劳士兵，这类措施鼓励军队投入战争，也使得战争长期存在。在17世纪末刚果内战期间，交战方为了保障军事行动，将包括非战斗人员在内的居民进行整体迁移。由于当地的房屋都是临时搭建的，居民也不会保有私人财产，这就便于整体迁移包括应征入伍者和他们所处的大家庭在内的村庄，以此为部队提供物资方面的支持。而在18世纪的西非地区，村庄也同样遭到整体迁移。于是，在军事行动期间，村民就可以通过为士兵提供后勤保障换取保护。18世纪70年代，一个名叫法拉卡巴（Farakaba）的西非统治者打破了惯例，他给部队发饷，让士兵需要依靠他获得给养和报酬。于是，他就能够动用一支可靠而强大的军队。后来，其他地方的一些统治者也效仿了法拉卡巴。

1530年，西班牙征服者努尼奥·德·古斯曼（Nuño de Guzmán）在离开墨西哥城时投入了一场军事行动，他麾下有150名西班牙骑兵和数目大体相当的西班牙步兵，按照古斯曼估计的数据，还有七八千名美洲原住民。参与远征的原住民被西班牙人称作“印第安朋友”（indios amigos），其中既有搬运工、劳工、厨子，也有战士。一位西班牙观察者提到每一名士兵都分到了一名负责烹调食物的印第安妇女，还有1万名原住民男子被用来搬运基督徒的行李。(https://www.daowen.com)

欧洲军队规模的增长使得发起战役带来的挑战变得更加复杂。到了17世纪30年代，在三十年战争期间，已经出现了拥有10万以上战斗人员的军队相互对峙的状况。指挥官们竭力运输部队，为他们提供武器、营地和给养。上万名商人、劳工和仆役跟随军队提供后勤保障，其中包括上千名妇女儿童。

1633年，雷蒙德所在部队的士兵还能够定期拿到军饷，但他们购买给养的能力却取决于变化莫测的地方市场和每个士兵管理自身财务的能力。雷蒙德的一位战友经常在发饷前两三天用光钱财。此人吃不起食物，就在床头挂上一块骨头，不时嗅嗅它打消饥饿感。雷蒙德还记得他“诚挚地呼唤”发饷日到来，“发饷日，哦！发饷日，哦！亲爱的发饷日，快来呀，快来呀……哦！我看到了发饷日。勇敢起来，我确定第二天它就会到来”。这个可怜的士兵大声嚷嚷自己受了苦，但还是耐心等待，雷蒙德营地里的其他人可就诉诸暴力手段了。有一回，两个人发现了一座装满麦秆的谷仓。雷蒙德看到其中一人站在那里守卫谷仓，另一个竭力在士兵当中挨个儿兜售成捆的麦秆。不过，等到别人赶到谷仓并从后方袭击这栋建筑物后，他俩的计划就破产了，袭击者扯开了谷仓，无意间让麦秆成了免费取用的物品。雷蒙德认为这一事件说明了军队给一个地区带来的破坏，但他也指出最糟糕的掠夺者并非士兵自身，而是那些自封的、非官方的供应商。他不无夸张地断言“依附于军队的人造成了最大的祸害”。

17世纪上半叶的欧洲军队在行军期间，通常会有成千上万名各类人员紧随其后，其中包括搬运工、随军商贩、洗衣妇和手艺人。这些仆役和商人的数量有时比士兵还要多，他们会提供军事行动中不可或缺的服务。这种“军营社群”里的某些成员和军队中的个别军官、士兵有着亲属或契约关系，其他人则是自由从业者，他们自发跟随军队，将大军视为发财的机会。辅助辎重队里的人互相争夺客户和储备物资，他们常常在极度匮乏、极具破坏性的环境里工作。没有人可以准确界定军营和战场附近的财产，因而仆役、小贩、商人、士兵、军官、他们的家人和当地人都可能铤而走险，且习惯于诉诸暴力。

图6.4　在军队辎重队中行进的男孩与妇女，维吉利乌斯·索利斯作于16世纪。收于荷兰国家博物馆，阿姆斯特丹

为了缓解其中的一些问题，欧洲军队在17世纪末和18世纪越发致力于直接为士兵提供补给，也不断加强基地、营地附近商贸市场的监管。这些改革既适用于行军中的军队，也适用于城镇和堡垒里的驻军。大型堡垒成为军事改革的试点场所，位于直布罗陀的英军前哨基地就是其中的一个典型。这些前哨基地的指挥官能够行使巨大的社会、经济权力，他们与当地商人展开谈判，进行大宗采购，授权卖方与军官和士兵交易。直布罗陀要塞成为一个受到严格管制的集镇的中心。虽然维持非洲、美洲沿海地带前哨据点的运输、补给成本要比维持直布罗陀小，但像直布罗陀这样的欧洲要塞还是成为非洲、美洲沿海地区其他要塞的模仿对象。尽管如此，在哈利法克斯、新斯科舍、哈瓦那和路易斯堡等地，欧洲军队的基地还是演变成严密管制下利润丰厚的综合性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