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时代的影响
格里格的评论表明，在海地革命之后，与奴隶制相关的辩论也成为与实施有组织暴力相关的辩论。此前的确一直存在过这种状况，但圣多明各奴隶制的崩溃改变了人们的视角，英帝国内部更是如此。某些像格里格这样反对奴隶制的人主张发起战争，更多的奴隶制维护者则把自己定位为和平的拥护者，这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回应前者。
在圣多明各发生的事件可以看出，从18世纪90年代直至19世纪，英帝国都坚定、有力地维护着加勒比海地区的奴隶制。英军指挥官有时会在战区赐予奴隶自由，比如说美国独立战争期间在北美或是海地革命期间在圣多明各，但这么做是出于战略考量。他们在战时发布的公告中细致地规定了哪些人可以获得自由，其行动目的是削弱英国的对手，招揽宝贵的人力，与此同时还要确保效忠英国的奴隶主继续支持英国，原封不动地保存奴隶劳动制度，特别是在奴隶制能够产生最多利润的加勒比海地区。从1787年到1807年，英国就跨大西洋奴隶贸易问题进行了长时间争论，尽管英国人有时会把这一时期当作反对奴隶制的时期来纪念，但争论双方最知名的人士都坚持认为奴隶劳动仍然应当成为英帝国经济的重要特征。即便在那些后来被称赞为废奴主义者的人当中，绝大多数人的目的也不是终结奴隶制，而是让奴隶制更好地发挥作用。如果他们的计划得以成功，奴隶制就会继续存在，最终发展成所有奴隶都是生而为奴的状况。
在圣多明各奴隶起义爆发的最初几个月里，废奴主义者托马斯·克拉克森（Thomas Clarkson）在巴黎咨询了来自法属殖民地的自由黑人，得出了如下结论：如果奴隶主只使用出生在本地的人充当奴隶，就不会发生任何起义。克拉克森指出，那些被人从非洲抓来并带到大洋彼岸的人都是怀着不满和气愤的心态的。劳工的不悦和愤懑之情导致主人粗暴地对待他们，“我们无法让那些不承认有义务为我们服务的人一直处于隶属的状态，于是就只能打垮他们的精神，把他们当作另一个物种来对待”。他认为正是由于上述原因，在加勒比海地区充当奴隶的非洲人时常会遭受虐待，也就因此频繁发动叛乱。为了支持自己的论点，他还引述了历史学家爱德华·朗（Edward Long）的说法，朗声称“群岛上能够追溯到的所有奴隶叛乱都始于从外部输入的非洲人，而克里奥尔人或岛上的土生奴隶则从未发动过叛乱”。像克拉克森这样的废奴主义者打算通过中止跨大西洋奴隶贸易使奴隶制与非洲的战乱以及创伤脱钩。他们还认为如果能够阻断蓄奴者和非洲供应商的联系，就会促使蓄奴者善待奴隶劳工。由于需要依赖奴隶劳动力的自然增殖获得未来的劳工，主人就会保护奴隶的健康，鼓励他们享有健全的家庭生活，避免使用严酷的惩戒措施，这反过来又会减少奴隶逃亡或反抗的动机。1807年的废奴主义者还对事态发展持乐观态度，但格里格在九年后的不满情绪却反映出一种普遍的、日趋增长的认知：英国政府禁止跨大西洋奴隶贸易的举措并不足以确保和平。
在革命时期反对奴隶贸易的废奴主义者影响下，英帝国采取了一系列政策，其目的在于既减少殖民地发生叛乱的风险，又同时使美洲的奴隶制与非洲的暴力事件脱钩。而在非洲，英国的政策目的并不是取缔战争、掳掠或奴隶制，而是尽可能地让欧洲人不要直接参与上述行径。在英国禁止跨大西洋奴隶贸易后，塞拉利昂首府弗里敦就成为英国船只拦截贩奴船的重要港口，这块殖民地也成为从贩奴船上救出的男子、妇女和儿童的登陆点。但殖民政府从未在打击非洲奴隶制方面承担领导责任，即便是在管辖范围内，英国的塞拉利昂保护地也要到1928年才取缔了奴隶制。
图11.1 1803年的塞拉利昂弗里敦。出自托马斯·马斯特曼·温特博特姆《关于塞拉利昂附近的非洲土著人概述》（1803年）。收于大英图书馆
美国与英帝国同时禁止了跨大西洋奴隶贸易，于是其他国家最终也纷纷效仿。海军巡逻队沿着西非最西端的海岸强制执行禁令，但在更东、更南的海岸，葡萄牙贩奴船和其他船只仍然继续从贝宁湾、比夫拉湾、刚果和安哥拉运走奴隶。事实上，中非的奴隶输出贸易在19世纪初还有扩张之势，从1801年到1850年，共有190多万人被强行运输到大洋彼岸。与此同时，由于确立已久的跨大西洋贸易网络遭到破坏，区域政治也遭遇了动荡。一些像奥约王国这样的奴隶贸易王国陷入解体，继而开启了漫长的战争时期。尽管许多古老的奴隶市场已经关闭，但在这些战争中产生的俘虏仍然被卖给欧洲商人。来自奥约周边地区、讲约鲁巴语（Yoruba Language）的战士被卖到古巴和巴西，即便到了那里，也还有些战士会组织反抗主人的暴动。在西非这个动乱的年代，阿散蒂（Asantei）王国竭尽全力将它的战俘运走，以免越发频繁地处决战俘。从长远来看，整个西非地区战俘过多的状况导致人们着手寻找运用奴隶劳工的新方式，比如说将奴隶用于开采金矿或生产供应欧美市场的棕榈油。(https://www.daowen.com)
与英国一样，美国也竭力与非洲奴隶贸易中的暴力保持距离。美、英两国政策在这方面目标类似，也就是让本国与非洲的奴役行为保持距离，并且让继续在美、英管辖范围内以奴隶身份劳动的人保持和平状况。从18世纪70年代起，美国有好几个州渴望成为自由州，但很少有政治领导人愿意冒险突然进行变革。美国的确在一些从未在法律层面确立奴隶制的地区禁止了奴隶制，但在18世纪余下的年份和之后的一段时间里，蓄奴州里最常见的解放模式还是选择性地、渐进式地解放奴隶。这种政策是要在维持奴隶制的同时减少受奴役的人数。各州的政府将解放进程拖延到几代人的时间，这表面上是为了促进经济平稳过渡，让奴隶及其子女有时间为在新劳动体系里工作做准备，总的目的则是避免社会混乱，维护国内和平。北方的大部分州都采用了这种政策，直到19世纪初为止，类似的渐进废奴计划也在南方的奴隶主中拥有很多支持者。可对许多南方白人来说，海地革命提供了一个可供借鉴的实例，让他们意识到和原先的奴隶比邻而居有多么危险。托马斯·杰斐逊从一开始就反对圣多明各起义，在1804年还以总统身份拒绝承认海地独立。他将海地人称作“恐怖共和国里的食人族”，还发出警告，认为海地人会把暴力传播到美国。此后，他和其他拥有类似想法的南方白人就只支持一种渐进废奴方式：让原先的奴隶去非洲殖民。
杰斐逊担心海地革命会破坏美国的稳定，而这并不是唯一令他感到害怕的外部冲突。在杰斐逊担任总统的几年里，拿破仑自称为法国皇帝，将自己定位为民族英雄，与此同时继续从事他异常成功的战争事业。在拿破仑的领导下，法国征服了欧洲各地。截至1815年，战争已经导致400万人死亡。杰斐逊的前任约翰·亚当斯在18世纪90年代的亲英政策最终导致美国与法国进行“准战争”，使美国内部出现分歧，如果美国与任何欧洲大国在军事层面展开对抗，由此产生的冲突就会破坏这个新国家的独立自主、威胁它的领土完整并破坏其共和原则。意识到上述危险后，杰斐逊和他的继任者詹姆斯·麦迪逊（James Madison）就竭力保持中立。他们尝试使用贸易禁运手段，以期找到不诉诸战争就解决国际纠纷的方法。就长期后果而言，拿破仑战争导致美洲军事与欧洲军事脱钩，这与18世纪的帝国战争形成了鲜明对比。
1807年，拿破仑的军队入侵葡萄牙，此后，葡萄牙的布拉甘萨王室和数以千计的追随者逃到巴西，并于1808年定都里约热内卢。1808年，拿破仑在西班牙的盟友逮捕了国王费迪南七世。接下来，美洲的西班牙殖民者宣布他们继续效忠身陷囹圄的君主，在随后的几年里，殖民者得不到任何来自西班牙的指示，但继续以费迪南七世的名义管理殖民地。在此期间，有几块殖民地进行了自由化改革，推动了地方自治，但因为殖民地武装力量相互交战，这样的进程时常被暴力扰乱。当费迪南德于1814年重新掌握西班牙大权后，他派出一支1万人的军队跨过大西洋，开始了一场重建西班牙治下秩序的战争，这也是一场持续多年的失败的战争。随后发生的战争分裂了南北美洲的西班牙语人口，促使一种崭新的军事文化崛起。费迪南德的军队和他们的对手都征召了富裕的殖民者、贫穷的殖民者、原住民、自由有色人种以及生于非洲和美洲的奴隶。所有的指挥官都使用了一种古老的征兵方式：将自由赠予任何一个加入他们军队的奴隶。可是，即便在军官自称信奉平等主义原则的时候，他们的部队里也有内在的等级制度，克里奥尔人（Creoles）也就是土生白人占据了最高职位。战争结束后，在新独立的共和国当中，贫穷的白人、原住民、有色人种自由民和有色人种奴隶在军事基地内外和军队里找到了工作。克里奥尔精英聚集在军队旗下，将它视为秩序和地方自豪感的来源，与此同时，军队的指挥官们——也就是所谓的考迪罗（Caudillos），则行使着任命权，而且一般都能够主导政治。
和许多美国革命者一样，在原先的西属殖民地里，革命者寻求的不仅是单纯地在法律层面脱离他们在旧帝国里的主人，而且也带有一定的情感成分。早在1812年，一名身处委内瑞拉的英格兰旅行者就遇到了一种对欧洲人的极度憎恶，“欧洲人是凶暴、残酷和背信弃义的人”。1813年，领导委内瑞拉革命军的西蒙·玻利瓦尔（Simón Bolívar）下令处决任何拒绝支持他革命事业的西班牙人，几个月之内就导致上百人死亡。尽管做出了这样的努力，革命者仍然始终无法远离欧洲人。许多地方都存在效忠派势力，即便在大陆殖民地发生叛乱的状况下，西班牙在古巴、圣多明各和波多黎各的大型岛屿殖民地仍然是西班牙帝国的一部分。英国除了保有最终联合起来组成加拿大的一连串北美殖民地之外，还保留了在加勒比海的殖民地，英国仍然是支配整个大西洋的海上强国。
革命时代从一开始就展示了海上力量的局限性。当时，英国对波士顿港的封锁未能迫使爱国者屈服。马萨诸塞的经济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已经变得成熟和多样化，这让地方议会的支持者能够在大西洋贸易陷入中断的状况下支撑下去。后来，英国海军的指挥官计划利用英军在特拉法尔加（Trafalgar）海战中的胜利，趁机夺占西班牙帝国在美洲沿海的前哨据点，却也从中学到了类似的教训。1806年，一支英国远征军从好望角（Cape of Good Hope）出发攻占了布宜诺斯艾利斯，却发现自己面临激烈的、有组织的大众抵抗运动。短短两个月之内，一支8000人之多的地方志愿军就包围并驱逐了英军，志愿军队伍里包括白人和黑人、西班牙人和克里奥尔人。1807年，第二支英国远征军攻击与布宜诺斯艾利斯隔河相望的蒙得维的亚（Montevideo），结果英军又被迅速击败。这些事件带来了深远的影响，因为甚至早在这两座城市的人民发动反抗西班牙人的独立斗争前，上述事件就激发出他们带有叛逆性的公民自豪感。但从长远来看，这一地区的人民并不是单纯地团结起来抵抗英国、西班牙或其他欧洲国家的入侵，布宜诺斯艾利斯和蒙得维的亚是长期竞争对手——在拉普拉塔河两岸蓬勃发展的革命运动中兴起的并不是一个共和国，而是两个。革命者之间的分歧为英国人制造了机会，让他们能够在此后若干年里在整个西属美洲的政治中发挥重要作用，特别是乌拉圭。
美国独立战争、18世纪80年代初的安第斯山区战争、法国大革命、海地革命和南北美洲大陆原西属殖民地的独立战争都是截然不同的历史事件，但它们有着共同的起源。在13个反叛的英属殖民地和秘鲁，七年战争所带来的与战争相关的帝国政策变化催生了最终升级为革命的抗议运动。法国参与美国独立战争导致财政危机，继而引发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随后的法国革命战争和拿破仑战争使得整个美洲的政治越发动荡，为圣多明各和西班牙帝国部分地区的革命创造了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