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皮奥号”事件

“西皮奥号”于1729年冬季离开布里斯托尔，驶向位于比夫拉湾（Bight of Biafra）的埃莱姆卡拉巴里（Elem Kalabary），这里原先是个渔村，此时已经经过了彻底的重建和重组，并且完全更换了新的居民。埃莱姆卡拉巴里在英语中被称作新卡拉巴（New Calabar），它位于尼日尔河受到潮汐影响的沼泽三角洲之外的一座小岛或小丘上。它的头人们管辖着运载20或30人的划桨战船，这些战船既可用于军事，也可用于贸易。划桨战船及其船员既保卫城镇，也运输、分发货物和奴隶。埃莱姆卡拉巴里从15世纪起就已参与大西洋奴隶贸易。

“西皮奥号”的船长名叫爱德华·罗奇（Edward Roach），是个经验丰富的贩奴老手。这是罗奇自1727年以来的第三次贩奴航行。他在埃莱姆卡拉巴里的主要联系人是一艘划桨战船的指挥官，罗奇称他为汤姆·安科拉（Tom Ancora），此人可能就是埃莱姆卡拉巴里国王的儿子阿马科罗（Amakoro）。罗奇前往埃莱姆卡拉巴里是为了购买数百名奴隶，但他在着手购买这么多奴隶之前，先买下了一个漂亮的黑人姑娘供自己享用。等到快要把大部分奴隶弄到手时，罗奇就邀请阿马科罗上船，谈判行将结束之际，阿马科罗给自己灌了一杯白兰地，然后用手臂搂住了罗奇买来供自己享用的年轻女子，让这位船长大吃一惊。罗奇做出了愤怒的反应，他用手杖猛击阿马科罗的喉咙，打掉了他的几颗牙齿。这让罗奇在埃莱姆卡拉巴里的交易处于危险境地，于是，他在次日上岸道歉。罗奇拜访了阿马科罗，似乎达成了新的妥协，可他回船不久就生病了，船员们怀疑船长被人下了毒。

罗奇指导下属把275名奴隶装上“西皮奥号”，并且指挥船只驶离埃莱姆卡拉巴里，但他的热病已经越来越严重。他的手脚肿胀到了可怕的程度，在自己的船舱里度过了最后几天，当时，他在窗口到处摸索，拼命想让自己呼吸到一点新鲜空气。而被禁锢在甲板下方的人连窗口都没有，还得忍受着更炎热、更拥挤的环境，此外，他们还能够看到彼此的死亡，从而造成新的心理创伤。在“西皮奥号”抵达加勒比海之前，就已有超过60名奴隶死去。奴隶们知道罗奇已经丧失了行动能力，就在离开海岸后几天尝试发动起义。此次起义的领导人是个被水手们称作亚当的男人。亚当和他的支持者将船上的厨子推进一缸正在煮的沸腾的米饭里，又刺穿了水手长，把他扔下了船。随后，一名船员朝亚当开了一枪，子弹射穿了他的脑袋。这种展现武力的举动令其余的奴隶服从了权威，他们并没有继续与拥有武器的船员斗争，而是退到船舱内部。尽管如此，水手们从那一刻起就已经被吓坏了。

“西皮奥号”在大副詹姆斯·西邦兹（James Seabonds）的指挥下抵达牙买加，幸存的奴隶被带到金斯顿（Kingston）的市场出售。当水手们冒险进入甲板下方时，他们发现那里有大群老鼠出没，尽管他们将此解释为“不祥之兆”，却还是装上新的货物继续航行，这一次的目的地是古巴。可他们还没开到那个岛屿，就被一艘古巴大船拦住了。尽管西邦兹一再恳求，“西皮奥号”的船员们还是意识到他们在火炮和人员数量上都处于下风，因而拒绝进行抵抗。60名武装人员洗劫了“西皮奥号”，拿走了它的导航装置，然后让它向北航行。一个缺乏经验的水手指挥这条船盲目前行，导致它在巴哈马群岛附近撞上了礁石，海难过后，骨瘦如柴的船员们就被遗弃在一个无人荒岛上。三个星期后，海盗前来打捞沉船残骸中尚有价值的一切物品，顺便救走了船员。

困扰“西皮奥号”的斗争是地方性的，规模也不算大，这符合已在16、17世纪确立的斗争模式，然而，在船上受苦受难的人们很少能想象到未来会有人不断利用他们的痛苦遭遇：或是以此证明大规模的跨洋或全球冲突具备正当性，或是用它引发大规模冲突。这次远航导致船上几乎所有人都处于孤立无援和无人关注的境地，使得他们与熟悉的社区和更广阔的世界隔绝。尽管如此，这些人的磨难却成为一出跨大西洋政治剧的一部分，使得各个大洲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导致大洋两岸的战争出现越来越同步的起伏。

从欧洲法庭的视角来看，“西皮奥号”是在战时离开布里斯托尔，但又在和平时期抵达加勒比海。英国和西班牙于1727年开战，在两年多的时间里实施了大多徒劳无功的军事行动，这两个帝国最终于1729年11月缔结了和平协定。在帝国战争期间，和西属加勒比海地区的许多船长一样，胡安·凡迪尼奥（Juan Fandiño）获得了一份在冲突期间充当私掠者为西班牙效力的特许状。后来，当凡迪尼奥被人问及攻击“西皮奥号”一事时，他坚持宣称自己对1729年的和平协定一无所知，根据私掠特许状的条款和战时私掠者的正常行为标准，他和部下有权掠夺“西皮奥号”。在提出这一论点时，凡迪尼奥还援引了当地的风俗习惯，指出实际上不可能严格监管围绕着加勒比海贸易的暴力行为。他并没有否认欧洲外交官达成的协议具备权威性，但也要求根据殖民地的具体状况进行调整和灵活处理。然而，这样的论调越来越遭到英国公众的否定，他们坚持认为这危及了基本原则。(https://www.daowen.com)

从1713年起，与加勒比海贸易管辖权相关的条约附件导致西班牙人和英国人多次发生争执。根据在乌得勒支缔结的协定条款，英国声称它拥有在西属殖民地出售奴隶的特殊权利。西班牙则对这一权利做了狭义阐述，并且坚持认为自己有权检查英国船只，以确保不超过国际协议规定的配额。与此相反，一些英国商人则将1713年的相关条约解释为承认他们的贸易自由，认为这是生而自由的英格兰人与生俱来的权利。

18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英国和西班牙船只在加勒比海地区发生了一系列激烈争端，英国报刊对此大肆报道，助长了整个联合王国及其帝国内部大众的不满情绪，最终引发了开战的叫嚣。在这场煽动中，“西皮奥号”的名字出现在精心编订的所谓暴行清单上，清单上摘引的每一条罪状都被视为报复的理由。英属殖民地的商人和英国各地的船主一起向议会请愿，要求采取措施对付西班牙。首相罗伯特·沃波尔（Robert Walpole）不愿展开正式军事行动，试图与西班牙人达成妥协，但最终还是屈服于公众压力，选择对西班牙宣战。1739年秋季，一支英国舰队炮击了巴拿马地区濒临加勒比海的西班牙殖民城镇波托贝洛（Portobello）。根据刊载在马萨诸塞报纸上的报道，舰队不停地开火，每分钟将七八发炮弹倾泻到波托贝洛，并将这种射速维持了一个多小时。炮击导致城镇守军陷入惊慌，他们花了很大的代价才赎回波托贝洛。舰队的水手在废墟上肆意妄为，每个人都依靠掠夺发了财。这场胜利促使英军在几个月后围攻防御状况较好的西班牙港口卡塔赫纳，但新英格兰人却会把那场军事行动当作灾难长久铭记。

1739年开始的英西战争是第一场从英属北美殖民地抽调大量士兵离开家乡前往海外服役的帝国冲突。有些贫困的男人是在当地的济贫督察强迫下服役的，还有些人是被主人派出去当兵的奴隶，但大部分参军的新英格兰人是农民和商人。他们被征兵的条件和承诺可以进行劫掠所吸引，同时，针对西班牙人的愤怒所激起的帝国主义爱国浪潮也驱使着他们。从1740年到1742年，有6000多名英国正规军参与了针对加勒比海地区西属殖民地的战役，此外还有3000名殖民者加入军事行动，来自牙买加的几百名奴隶也充当辅助人员提供支援。在这些人当中，共有超过1800名殖民者和5000多名英国正规军身亡，其中大部分人死于疾病。他们的死亡在英帝国的部分地区造成了人口空缺，马萨诸塞的波士顿空缺尤为严重，那里的寡妇和孤儿长年累月地充实着穷人的队伍。242虽然波士顿在经济上遭受了将近10年的困扰，但波托贝洛的经济也从未恢复。尽管战争有选择性地带走了波士顿的成年男性，它却更加无差别地屠戮了波托贝洛的居民，留下的是鳏夫、寡妇、失去子女的父母和失去父母的孤儿。然而，身体层面的痛苦只是个人的经历，它既无法量化，也无法进行数据对比。托拜厄斯·斯莫利特（Tobias Smollett）曾在卡塔赫纳外海的英国舰队里担任外科助理医师，多年以后，他对医院船上的景象做了如下描述：

伤病员被悬垂在甲板之间……他们在那里根本没有坐下去的空间，他们沉浸在污秽里，无数的蛆虫从伤口化脓的地方孵化出来，他们除了用自己的那一份白兰地给伤口清洗外毫无保护措施。除了呻吟、哀叹和用绝望的语言乞求死亡将他们从痛苦中解脱出来之外，什么都听不到。

18世纪的大西洋充斥着大规模且有组织的杀伤性暴力，以至于人们必须发出疑问，是否真的存在一个时期可以被严肃认真地描述为和平年代？斯莫利特看到的男人们承受了巨大的痛苦，但10年前因“西皮奥号”的航行而经历伤害和死亡的人也是如此，受难者中还有在自己的饭锅里被烫伤的厨师、在大西洋上被刺穿后溺死的水手长、死在船舱里的60个人和包括那个“年轻漂亮的黑人姑娘”在内的奴隶幸存者，幸存下来的奴隶名字和命运都不得而知，但很有可能都以奴隶身份被卖到牙买加。就像凡迪尼奥为自己对“西皮奥号”发动私掠攻击进行辩护时所述，区分战争与和平的只是一种外交形式，这种形式是在欧洲宫廷里谈出来的，并不在大西洋世界其他地区居民的直接认知范围之内。欧洲战争与和平阶段的正式次序是人为制造的，它无法涵盖或描述处于竞争中的各个帝国的全部经历。然而，这种战争与和平交替的节奏反映出一个日益重要的现实：虽然欧洲的战争长期以来一直影响着殖民地的发展，但在18世纪，殖民地的冲突也越来越剧烈地搅乱着欧洲，并且反过来影响到分布范围广泛、相隔遥远的各个殖民区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