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兵与死亡

在没有战争的状况下，青壮年男子的死亡率通常会低于其他人群，但战争扭转了这种格局。当然，战争的影响取决于冲突强度和持续时间，但根据17、18世纪和19世纪初瑞典、西班牙和法国状况所做的估算表明，战时有10%～30%的成年男性以军人身份死亡。目前尚无法得出整个大陆的总体统计数据，但有关特定战役的记录表明欧洲的会战通常会导致参战士兵死伤7%～25%，其中失败方损失比例相对较高。士兵还死于营养不良和疾病。变质的食物、糟糕的卫生条件、肮脏的水和袭扰人类的害虫导致传染病滋生。中世纪的欧洲即便流行过斑疹伤寒，次数也不会很多，可在16世纪，这种疾病就通过拥挤的军营迅速蔓延。腺鼠疫对欧洲军队的困扰一直持续到17世纪中叶，到了17世纪末，天花的毒性又有所增强，使得成千上万的士兵丧生。士兵面临层层累积的多种威胁。饥饿令他们更容易感染疾病，导致他们战斗力下降。得病的士兵会变得饥饿、虚弱，伤员则容易患病和营养不良。我们无法从统计学角度厘清这些危险带来的致命后果，但在欧洲的整个近代早期阶段，死在营地里的士兵都要多于在战斗中丧生的士兵。

在瑞典和芬兰，从1620年到1719年，共有30%的成年男性以军人身份死去。这样的死亡率使人口的年龄分布和性别比例产生偏差，并造成人口统计学上的严重后果。不过，社群一般情况下还是能够弥补成年男性的损失。寡妇会再婚，本该单身的男人在战时也更有可能找到伴侣。在大西洋世界的某些地区，丈夫会娶多个妻子，随着战时伤亡数字的增加，也会促使一夫多妻制婚姻的增多。17世纪末，一位在伊利诺伊地区旅行的法国人提到当地女人多于男人，而且比例高达四比一。17世纪80年代，当罗贝尔·德·拉萨尔（Robert de La Salle）行经这一地区时，他遇到过不少拥有三个乃至更多妻子的人，让他大吃一惊。葡萄牙的记录表明18世纪的安哥拉女人和男人数量比例大约是二比一。在安哥拉，奴隶贸易以及奴隶贸易对男性战俘的需求加剧了战争对人口的影响。于是，就像伊利诺伊地区一样，一夫多妻制就成了合理的回应。多配偶婚姻让社群即便在失去大量男性后也能够存续。

人口众多的群体即便在损失了相当一部分青壮年男子后依然能够幸存下来，但那种人口统计学模式并不能纾缓成年男性死亡给家庭、小团体和村庄带来的创伤性影响。大型社会承受损失的能力与地方社区面临的痛苦和困难形成了鲜明反差。这种模式有助于解释近代早期大西洋世界各个地区进行战争的不同方式。按照规模和复杂程度对社区和政治单位进行分类，人类学家通常会把小团体和一种特定类型的武装冲突联系起来，家庭、村庄、团伙和小型部落更有可能逐个计算死者数量，为报复仅仅一次杀戮而展开战斗。他们时常会持续战斗到对方也蒙受同等损失为止。当然，他们的对手也会从自身角度看待这场冲突，因此，流血斗争往往会长久地存在下去，每一次死亡都被视为需要补偿的伤害。对于战争方式而言，它们通常会包括旨在加剧痛苦、鼓励报复的仪式性举动。有几个美洲原住民社群鼓励家庭成员公开哀悼死者并号召复仇。战俘会受到酷刑折磨。有些战俘得以幸免，被正在哀悼死者的家庭收养，有些沦为奴隶，还有些被杀。剥下的头皮成了胜利纪念品和珍贵的礼物。(https://www.daowen.com)

欧洲武装殖民者在16世纪抵达美洲，殖民者的到来、流行病的传播、流离失所和人口减少打乱了美洲原住民的战争方式。许多地方的死亡来得极为频繁，死者数量也极多，导致应对死亡的古老方式已经难以为继。到了17世纪末，某些群体已经因为战争代价过于高昂而不得不搁置争执，其中最有名的要数豪德诺索尼人。可是，不论是在殖民者还是美洲原住民当中，依然存在着旨在加重痛苦的古老习俗，而且事实上还有蔓延之势。曾经用于强调个人死亡影响的仪式转而用于战役，通过这些仪式对大批人口进行社区性报复并广泛灌输恐怖。这种趋势反映了影响到大西洋世界诸多地区的陆战形式的变化。

【注释】

[1]1蒲式耳约等于35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