堡　垒

为了建立、捍卫他们的海外帝国，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采用了此前在欧洲对付边境地区穆斯林治下领地的策略，可当这些策略用于大海彼岸的土地时，他们扩张活动的目的与影响却变得几乎面目全非。1415年，葡萄牙人在濒临直布罗陀海峡的休达（Ceuta）建立了在非洲的第一座堡垒，他们此时奉行的仍是在葡萄牙边境行之多年的那套战略。休达的要塞化遵循了一套在欧洲确立已久的逻辑，要塞在那里通常用于守卫领土、巩固征服成果。而葡萄牙人则是先发制人地夺取穆斯林治下的土地并修筑堡垒，与此同时，扩张自己的势力范围，试图遏制卡斯蒂利亚的影响力。15世纪70年代，葡萄牙人在更南边的地方又修建了一座堡垒，它坐落在大西洋沿海的撒哈拉沙漠。第二座堡垒的修建目的与第一座不同，而且就后勤而言建造难度要大得多。堡垒四周都是沙子和干燥的地面，当地没有任何石料和木材，葡萄牙人得用船运来必要的建筑材料。他们还需要输入粮食，而且将在日后无限期地反复输入。他们也知道自己永远不能统治荒漠。从葡萄牙人的角度来看，他们的堡垒只是一个孤立的庇护所。它为船只创造了一个安全的港口，为海员、士兵和商人在一片荒芜、危险的海岸提供了一个避难所，此外还可以充当守卫森严的仓库。

随着葡萄牙人沿着非洲海岸向南航行，他们就进入了一个充满活力但不同于前的政治、商业和军事环境。伊斯兰教在撒哈拉沙漠以南的持续传播改变了政治结构和社会关系，催生了新的军事等级制度，促进了黄金和奴隶的长途贸易。与马里帝国相关的军队首领主宰着非洲的最西部，巡视着从塞内加尔河口到尼日尔河的广袤土地。葡萄牙人在15世纪50年代的几次小冲突中吃了大亏，其后就致力于和马里统治者保持良好关系，他们后来也会力图和桑海帝国的领导人达成类似的妥协。葡萄牙人起初希望交易黄金，但很快就认识到可以通过奴隶贸易牟取暴利。

葡萄牙人在他们的沿海堡垒和全副武装的船只上与非洲商人进行交易。他们用布匹、金属和其他物品换取黄金、象牙和奴隶。葡萄牙船只在15世纪60年代继续探索非洲海岸线，但葡萄牙人要到15世纪70年代才意识到可以从海路绕过马里帝国。当葡萄牙人抵达非洲的“黄金海岸”后，相关消息就迅速传开，来自几个欧洲国家的几十艘船紧随其后。就像冰岛外海的渔民和商人一样，这些人相互交战，而且还互相争夺贸易。为了巩固葡萄牙的地位，强化它对该地区贸易的所有权，一支运载600人和建筑材料（包括加工过的石料、铁器、砖块、石灰、钉子和木材）的舰队，在1481年前来兴建葡萄牙在非洲的第三座堡垒——圣若热-达米纳。

这座堡垒后来以米纳（Mina）的名称为人所知，它位于一个深水港附近，两边是两座相连的阿坎人（Akan）村庄，那两座村庄效忠于两个不同王国：科门达（Komerda）王国和费图（Fetu）王国。葡萄牙人在建造堡垒之前通过分发礼物的手段安抚当地领袖，随后几年里，他们与两个村庄的贸易伙伴建立了有利可图的商业关系。1514年，村民们联合起来在距离葡萄牙堡垒更近的地方建造了新的房屋，停止对科门达和费图效忠。科门达和费图的领导人顾及与葡萄牙人的贸易，于是未经战斗就失去了村庄的管辖权，但从军事层面来说，葡萄牙人在他们面前仍然显得颇为脆弱。

欧洲评论家将建设圣若热-达米纳描述为非洲的重大变革事件。杜阿尔特·帕谢科·佩雷拉（Duarte Pacheco Pereira）在写于1506年的著作中断言：“在整个几内亚，这是创世以来建造的第一栋坚固建筑。”佩雷拉关于15世纪80年代之前非洲建筑背景的说法是错误的，但他的陈述传达出对这座堡垒在欧洲、帝国背景下意识形态重要性的认知。哥伦布曾在15世纪80年代到访米纳，此次经历促使他确信了创立城市化居民点的重要性，认定它是殖民基础之一。米纳堡与葡萄牙人早先在撒哈拉沙漠修建的阿尔金堡（Arguin）似乎是一起开创了一种崭新的帝国主义形式，它优先考虑加固贸易站点、保卫补给线和持续不断地维护长途贸易所必需的基础设施。(https://www.daowen.com)

图9.2　约翰·特奥多尔·德·布里作于1609年的线雕铜版画，描绘了位于圣若热-达米纳的葡萄牙堡垒。收于海德贝格大学图书馆

葡萄牙人并没有在非洲占领多少地方。1555年，英格兰作家理查德·伊登（Richard Eden）就嘲讽过葡萄牙人能够阻止英格兰或其他欧洲国家商人进入相隔遥远的堡垒之间的沿海地区的想法。伊登写道：“葡萄牙人依靠在裸体人当中建立几座不如说是碉堡的堡垒，就以为自己有资格成为半个世界的主宰。”尽管如此，葡萄牙还是将它的一连串前哨据点沿着非洲海岸延伸下去，而且从非洲推进到印度洋沿岸的诸多地方，战略基地令他们在16世纪战争期间具备竞争保障。不管伊登说了什么，英格兰人都几乎无法与葡萄牙人匹敌。

西班牙人采用了葡萄牙帝国模式的西班牙版本。与葡萄牙人一样，他们也颂扬要塞化的海港，这既是因为它们能够提供后勤保障，也把它们视为文明的标志。当法国私掠船于16世纪20年代开始袭击加勒比海的西班牙船舶时，修建海防要塞的实际效益就体现得相当明显，不过，它们的象征意义已经在更早的时候显现出来。西班牙人在美洲修建的要塞化城镇要比葡萄牙人在非洲修的多得多，因为西班牙人把它当作一种宣示拥有周边地区管辖权的手段。这当中最有名的例子或许是埃尔南·科尔特斯于1519年在墨西哥海岸“建立”的韦拉克鲁斯。起初，创建韦拉克鲁斯不过是个虚幻想法。科尔特斯下令毁掉他的船只，这样就可以把船员当作士兵使用，也能防止他的部下从海上逃亡。他并不是迫切需要港口设施，也没有在当地修建什么东西。尽管如此，他相信建立一个拥有司法机构和地方议会的城镇能够改变当地面貌，即便那个城镇在1519年只存在于愿望当中，而且标志着西班牙拥有管理中美洲部分地区的权力与能力。

几个世纪以来，科尔特斯远征墨西哥一直被视为世界历史转折点，那些赞扬欧洲人成就的人尤其会这么看。埃尔南·科尔特斯与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和弗朗西斯科·皮萨罗（Francisco Pizarro）并驾齐驱，在近代早期的军事领导人中占据了骄人地位，人们通常认为他们的事业和行动至关重要，具有全球影响力。西班牙王国政府给予了征服者极大的自主权，让他们能够管理司法、进行军事行动、夺取土地、征用劳动力。这样的安排是沿袭了在伊比利亚基督教王国和位于它们南方的穆斯林治下领地之间的战争中出现的法律先例，但当这种授予权力的做法被用于大洋彼岸时，就产生了极端的影响。王国政府并没有能力去严密监督征服者，西班牙人也普遍知道没有远洋船只的美洲原住民永远也不能横渡大洋报复西班牙。于是，征服者就获得了较多的特许权，能够独立自主地工作，甚至不顾后果地工作。作为一个群体，征服者们将王室的特许视作奖赏和个人财产。他们投机取巧，利用原住民社会和征服者群体内部的分歧，时常相互背叛，竭力寻求以头衔和财富形式存在的短期个人利益。西班牙军队一般规模不大，他们最激烈的交战也往往源于小小的私仇，但这些作战行动的累积后果颇为巨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