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相影响
英国于1739年对西班牙宣战是一连串事件中的第一个，此后几年，大部分欧洲列强也卷入了交战。从1740—1748年，欧洲的一系列地区性冲突结合到一起，形成了一场被后人称作奥地利继承战争的大对决。北美的状况与此相反，英西战争和英法战争之间依然存在明确区分。每一场战争都是在正式宣战后骤然开始。1739年，英国对西班牙宣战过后不久，佐治亚总督詹姆斯·奥格尔索普（James Oglethorpe）就集结部队发动了针对西属佛罗里达的大规模进攻。他组建了来自南卡罗来纳和佐治亚的军队，从地方社区征募民兵。他动用了七艘军舰，还号召美洲原住民盟友提供支援。后来，他对圣奥古斯丁的围攻以失败告终，但这次军事行动还是导致上次战争结束之后在这一地区建立的几个定居点，包括一个苏格兰高地人的孤立定居点和一个设有防御工事的定居点，后者是一群逃离英属殖民地种植园的奴隶劳工在圣奥古斯丁附近找到的避难所——面临着破坏、人口流失乃至毁灭。法国于1744年对英国宣战，继而在北美东北部引发了同样迅速的行动。法军从路易斯堡出动，在米克马克战士的支援下掠夺、摧毁了位于新斯科舍大西洋沿岸的渔业定居点坎索（Canso）。
图10.3 1910年时的波托贝洛废墟。摘自艾尔弗雷德·B.霍尔和克拉伦斯·莱昂·切斯特著《巴拿马与运河》（纽约：纽森公司，1914年），第30页。收于国会图书馆
冲突中一些最引人瞩目的事件发生在新斯科舍和布雷顿角岛。1745年，一支新英格兰远征军攻克了路易斯堡，皇家海军也为此提供了若干支援。一年后，法军出动了运载大约11000人的60多艘舰船，意图夺回路易斯堡，征服新斯科舍并大肆骚扰新英格兰沿海。舰队在大西洋遭遇了恶劣的天气，军官、士兵和船员也面临疾病的侵袭，虽然其中大部分人还是成功在新斯科舍登陆，但他们身体虚弱，无法参与战斗。饥饿、自杀和溺水的确导致一些人死去，但大部分死者的死因还是包括斑疹伤寒、坏血病在内的一系列疾病。在北美，一种普遍存在的徒劳感萦绕着奥地利继承战争中的大部分行动。随着1748年签署的和约正式将帝国边界恢复到1713年在乌得勒支商定的状况，人们的挫折感就越发加剧了。紧张的态势持续存在，在这个大洲的好几个地区，殖民者和美洲原住民都预期武装冲突将会重现，因而做了战争准备。
总的来说，北美居民并不会欢庆欧洲人维持的权力平衡，他们也不属于作为欧洲新国家体系中的一部分演化出来的军事文化。按照预期，在为“欧洲军事”想象出来的新秩序下，来自不同国家的士兵和军官会根据当时的政治需要时而并肩作战，时而相互对抗。在奥地利继承战争期间，美洲原住民是最先质疑自己是否愿意根据上述条件成为作战参与方之一的人。在俄亥俄河流域和大湖地区，法国人的美洲原住民盟友起初联合起来袭击整个地区的英国商人，到了后来，却有大量昔日的盟友转而反对法国人。总的来说，原住民这么做并不是因为他们支持英帝国，而是因为感觉老盟友给予的待遇不佳。正如一位不满的原住民战士所述，“法国人总是拿他们（怀恩多特人）的年轻人去对付自己的敌人，就像役使自己人一样，也就是像对待奴隶一样役使他们的人”。针对这些人的观点，有些法国军官就担心北美原住民已经达成一个“不去自相残杀，让白人相互杀戮”的公约。这种想法并不准确，但这样的评价也有一定的道理。虽然1747年的美洲原住民之间并没有什么普遍存在的约定，但拒绝参与帝国战争的想法最终会赢得支持者，它会在塑造七年战争战时行为和战后遗产方面发挥重要作用。若是以更宽泛的视角从长远来看，对帝国领导人战时阴谋诡计的失望将推动大西洋两岸的革命情绪。
对任何人来说，北美战争于1754年爆发都不足为奇，但谁也不会预料到冲突会蔓延得那么远。就像1739年的英西战争一样，冲突始于殖民地，最终升级为一场欧洲大战兼帝国大战。法军和英军在俄亥俄河上游流域发生的规模相对较小的冲突引发了一系列规模不断扩大的对抗，最终导致从葡萄牙到俄罗斯的几乎所有欧洲大国卷入交锋，而且还导致美洲各地和遥远的印度、菲律宾等地发生战斗。在大西洋的某些海岸，比如说古巴，突如其来的帝国冲突扰乱了原本相对稳定的社会、政治状况。而在另一些地方，比如说塞内加尔，战争激化了当地族群之间长期存在的交战，而且改变了交战方向，给它们增添了不同于前意义。
已经因饥荒遭受破坏的塞内加尔在18世纪50年代又被内战撕裂。1757年，在埃米尔阿马尔·乌尔德·阿里·尚多拉（Amar Wuld Ali Shandhora）死后，尚多拉的继承人莫克塔尔·乌尔德·阿马尔（Mokthar Wuld Amar）开始为夺取当地贸易路线的控制权而战。他的部队纵横于塞内加尔河流域，封锁了通向位于河口的法国堡垒圣路易-德塞内加尔（Saint-Louis de Senegal）的通道。阿马尔之所以要封锁法国人，是因为他们正在和他的非洲对手做生意。尚不清楚阿马尔当时是否想要为英帝国打开一个缺口。1758年，一支英军远征军利用了当地的有利状况，夺取了法国堡垒，他们还声称阿马尔已经计划让英国垄断当地贸易。阿马尔原本可能并没有这么打算，但这些小规模冲突最终导致英帝国在西非大陆获得了一个前哨据点，并在随后21年里一直掌握此地。
与塞内加尔河流域地方冲突不断升级，吸引帝国军队投入并逐渐成为范围更广阔的跨大西洋战争组成部分截然相反，七年战争是突如其来地降临古巴，终结了一个相对和平的漫长阶段。西班牙帝国设法在长达八年的时间里置身于七年战争之外[2]，在此期间，古巴的防务遭到了忽视。英国和西班牙要到1762年1月才正式进入交战状态，又过了几个月之后，英国才出动部队进攻古巴。这支舰队从英格兰出发，船上的士兵和水手对这个西班牙治下的岛屿知之甚少。抵达加勒比之后，一些稍微了解这一地区的其他部队加入远征军，其中包括西印度白人、一支来自本土的英国殖民军和从英属西印度群岛动员的上百名奴隶和自由黑人。攻方部队的数量大大超过了守军，而且他们完全由从交战区域以外赶来的人员组成，古巴岛的地理环境和特殊社会动态对他们来说是全然陌生的。对古巴而言，这是一场纯粹的帝国主义战争，完全与当地自发因素无关。
虽然七年战争中的零散交战可能拥有不同的起源，也会对当地产生特有的影响，但从整体来看，在整个大西洋世界促进了有关权力和资源分配的大范围辩论。战争结束之际，英国人至少已经在理论上承担起在塞内加尔治理一个复杂的混合社区的责任，这个社区的居民分别讲着沃洛夫语、法语和英语等语言，还信奉着包括新教、天主教和伊斯兰教在内的一系列来自当地和跨大西洋而来的传统信仰。塞内加尔河流域的英国总督在各类帝国发起人的支持下制订了改造这一地区的计划，但由于能够吸引过来的讲英语的新教徒殖民者数量不足，无法实施重大变革，他的所有计划都失败了。就当地而言，攻克圣路易-德塞内加尔所带来的最重要影响在于：为了满足英国对奴隶的需求，上游地区的战争和掠袭增多了。尽管如此，在整个英帝国内部，英国夺取这座堡垒以及随后有关塞内冈比亚（Senegambia）这块新殖民地未来的争论，引起与英国在非洲殖民能力相关的重大议题。这些讨论持续了几十年之久，最终促使英国出现了结束跨大西洋奴隶贸易的运动。
作为以谈判手段解决战争的一部分，英国将古巴归还给西班牙，令西班牙人不得不努力解决帝国冲突给该岛未来带来的影响。西班牙官员们认为他们需要在基础设施和防务方面增加投入，并且应当输入一大批奴隶劳工。七年战争使得西班牙对古巴展开投资，这促使该岛在大部分西属美洲殖民地获得自由后仍与西班牙帝国联系在一起。战争的另一个影响是让古巴重新恢复奴隶制。即便在大西洋世界绝大多数地区已经正式废止奴隶制之后很久，这块殖民地仍旧保留着奴隶。
在古巴和塞内冈比亚，七年战争不仅激起了与劳役制度、强制迁徙、跨大西洋帝国的结构与目的，以及殖民地和被征服地区人口的权利相关的广泛争论，也在加拿大、佛罗里达、路易斯安那和大西洋周边的其他零散地区引发了同样的争论。其中有些争论涉及如何解决自1713年《乌得勒支条约》起就搁置起来的若干议题。比如说，阿卡迪亚人在七年战争中被卷入纷争，法国人和英国人都不尊重他们公开宣称的拒服兵役的意向。在英军抓捕了几名与法军并肩作战的阿卡迪亚人后，新斯科舍总督就要求阿卡迪亚人无条件地宣誓效忠于英国王室，并且拒绝承诺他们有权免于参加战斗。当阿卡迪亚人拒绝按照上述条件宣誓后，总督就下令强行迁走全体阿卡迪亚居民。
在北美内陆地区，18世纪40年代的零星抗议活动预示着美洲原住民将进行更广泛、更有创造性的思想交流，原住民在交流中关注的是他们与相互竞争的帝国之间的关系以及他们参与任何一场帝国战争的正当性。18世纪60年代，芒西人中有位名叫帕潘汉克（Papunhank）的宗教领袖宣布放弃一切战争。他向宾夕法尼亚的政治领导人和其他人伸出手，呼吁他们“视全人类为一体，从而成为一个大家庭”。为了努力促进包容性的和平，帕潘汉克向殖民者和原住民传教。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特拉华先知尼奥林（Neolin）却呼吁他的追随者远离欧洲人和殖民者，拒绝接受技术输入。尼奥林特地强调避免使用火器，主张美洲原住民应当只用木、石制作的武器狩猎、战斗。有人认为尼奥林在1763年推动了一场战争的爆发，当时，一个分布地带颇为广阔的美洲原住民战士同盟在大湖地区和俄亥俄河流域同时发动了针对英国人的攻击。那些战士仍然使用火器，他们还没有准备好完全放弃自己和先辈们在此前150年里发展出来的军事技术和文化。尽管如此，战士选择的攻击目标却反映出他们对英帝国军事基础设施的不满。他们并没有洗劫零散的农场或其他平民定居点，而是集中力量攻打堡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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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4 一幅描绘尼奥林预言的绘画。预言认为美洲原住民如果选择了错误的道路，比如说以欧洲人的方式作战，就注定要下地狱。收于耶鲁大学拜内克稀见图书与手抄本图书馆
尼奥林想象出一个殖民者远离美洲，让原住民管理自身事务的未来。几十年来，人类学家和历史学家认为他实际上是出于绝望。然而，如果把这一设想放在刚刚结束的战争背景下，就会发现撤除殖民地、不可逆转地扭转殖民化进程的想法还是比较合乎情理的。在战争当中，一支由英军和新英格兰人组成的混合部队刚刚驱逐了阿卡迪亚人，并且摧毁了这个前法国殖民地里的几乎所有建筑物。此外，即便在尼奥林发言的时候，西属佛罗里达也正在经历一场同样全面的撤离进程。清理完西属佛罗里达后，英国官员、殖民发起人和殖民者为这块被清空的土地设计了一系列计划，若是回顾起来，就会发现他们的许多建议和尼奥林的计划一样充满幻想。18世纪60年代，当美洲原住民先知和英帝国官员为这块大陆起草计划时，他们是在努力解决同样的问题，也是在对共同的体验做出回应。可是，这些群体往往是被分开研究而已。
帕潘汉克的和平主义也是对这场战争的回应，战争给宾夕法尼亚的贵格会教徒带来了精神创伤，迫使他们重新审视自己献身和平的意义。许多贵格会教徒很高兴地听到帕潘汉克发出的消息，因为这似乎是在推动他们已经提出的想法，安东尼·贝尼泽特（Anthony Benezet）就是其中之一。在他写于1759年的第一本反奴隶制小册子中，贝尼泽特开篇就提醒读者应该想起他们在七年战争中经历的苦难，贝尼泽特希望，“当我们的心为我们的兄弟和亲戚触动时，当我们为自己的血肉而感慨时，让我们把这样的情感延伸到其他人身上，特别是延伸到那些在非洲的家庭上”。
贝尼泽特指出，非洲国家发动战争的目的往往只是获取俘虏，而欧洲奴隶贩子则鼓励这种做法。因此，他坚持认为非洲最大的两个问题：战争与奴隶制是相互关联的。在英国和殖民地的领导人、法国的哲学家和大西洋两岸的黑人白人废奴主义者当中，贝尼泽特反对战争的泛道德立场和对奴隶贸易的具体分析引发了关注。曾经沦为奴隶的废奴主义者奥拉达·艾奎亚诺是英国皇家海军的一位老兵，他绝不是和平主义者，但也认真阅读了贝尼泽特的著作，并在自传中摘录了他的文字，以充实自己关于奴隶贸易对非洲影响的论述。
贵格会教徒特别是宾夕法尼亚的贵格会教徒，在18世纪中叶有关战争目的、行为和后果的讨论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在法国，启蒙运动的哲学家们颂扬贵格会的和平主义与宗教宽容，他们对贵格会社会的理想化憧憬最终催生出法国的第一代废奴主义者。对一些法国作家而言，宾夕法尼亚在七年战争前的成功证明了有可能存在另一种可替代现有模式的社会关系模式，尤为特别的是，它还证明了有可能不依靠战争便可赢得繁荣。
不过，哲学家们并没有以抽象的一般概念谴责战争。他们主要是针对在18世纪形成的战争模式。他们对王朝战争提出了批评，认为它们显然太过琐碎、太过频繁也太具破坏性。近来的战争表明君主的野心有可能直接损害他的臣民的利益。孟德斯鸠认为：“君主政体的精神是战争与扩张，共和政体的精神是和平与节制。”
与法国启蒙运动中的其他大多数作家一样，伏尔泰支持为保卫自己的家园、家人、安全、权利或国家而战的军人使用武力。他认为军人应当为自己的集体事业而战。他和与他想法类似的同时代人物都以批判性态度指责宗教战争，并且采用了一种普遍性的视角，他们考虑到战争对参战各方的影响也就是包括任何教派分歧双方的战斗人员和非战斗人员，伏尔泰在《老实人》一书中生动地描述了战争时期的困难，并指出七年战争不过是把海盗袭击、王朝家族之间的无意义暴力竞争和围绕毫无价值的土地的殖民战斗集合到一起。伏尔泰笔下的学者玛丁在讨论这场战争中谈到过英国人是否跟法国人一样疯狂。玛丁说：“你要知道，英法两国正为了靠近加拿大的几百亩[3]雪地打仗，为此次战争所花的钱，已经大大超过了全加拿大的价值。该送疯人院的人究竟哪一国更多，恕我资质愚钝，无法奉告。”伏尔泰充分意识到18世纪战争不断攀升的成本，那样的成本似乎已经超过了可能产生的任何收益。
虽然七年战争始于北美，但帝国列强在欧洲大陆耗费了大部分人力和财力。在这场漫长、广泛的冲突中付出的代价令几个欧洲国家的财政安全遭到挑战，造成了持续很久的影响。在法国，一种共同的牺牲感同时激发出民族主义的狂热、挫折感和对路易十五的失望。随着战争的拖延和损失的增长，法国人普遍对在北美的帝国事业感到厌倦，以至于在1763年将加拿大割让给英国后，这块殖民地几乎从法国人的集体记忆中被抹去了。与此同时，英国对北美殖民地的国家所有权意识却日益增强，这就导致潜在的矛盾推动力：因为英国人想要更进一步地介入殖民地政府，而且要求殖民者承担更多的成本。一代代的历史学家将围绕七年战争的事件及争论与随后出现的革命时代的动荡状况联系起来。随着欧洲帝国在范围广阔的诸多交战区域同时进行军事行动，作战方式变得越发复杂，人们开始对它提出反对意见，革命时代的许多政治实际上就源于这样的共同战争经历。
1776年，托马斯·潘恩（Thomas Paine）在《常识》（Common Sense）一书中提出反对君主政体，他的一个重要主张就是王朝只会为自己的利益服务，它们会导致臣民陷入不必要的战争中。潘恩与孟德斯鸠相呼应，写出了如下论调：“早年的世界……没有国王，于是就没有战争；是国王的骄傲让人类陷入混乱。”在回顾了若干个世纪的《圣经》历史和英格兰历史后，潘恩总结如下：“简而言之，君主制和世袭制不仅使得某个王国，而且令全世界陷入血泊和灰烬。”当潘恩写作《常识》一书时，他才刚刚移民到宾夕法尼亚，就和秉持和平主义的贵格会邻居在诉诸军事行动的正当性上展开了长篇论战。《常识》出版前六个月，潘恩就已经在雇佣军战争和防御性战争之间划出了界限。他在责备英国人时写道：“下院不是因为保卫英国人的自然权利而劝告英国军队作战，也不是为了击退敌人的入侵或侮辱，而是出于最卑鄙的借口——黄金。”美利坚的爱国者受到这种不公正攻击，就完全有理由为保卫自己的家园、财产以及宗教自由和政治自由而战。潘恩对战争道德性的分析方式算不上是全新的，但他的划分在革命时代赢得了更多的共鸣。好的军人只为捍卫自己的权利而战，这种想法将有助于瓦解18世纪的大西洋世界。
【注释】
[1]原文如此。
[2]本书作者定义的七年战争始于北美冲突爆发的1754年，终于1763年，因而一共持续了九年而非通常所说的七年。
[3]作者伏尔泰是法国人，因此此处为法国计量单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