横跨大洋的战争（1688—1776）

从1688年到1776年，战争全面重塑了这一时期的欧洲政治。陆军和海军的规模在扩张，政府为了应付它们的开支改革了金融机构和税收结构。为了引导财政支出，书记员的数量激增，新的官僚网络也发展起来。各国警惕地相互监视，即便在和平时期也维持着庞大的军队，君王、大臣和他们的军事顾问制定了新的军职委任和纪律惩戒程序，这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保持对军队的政治控制。上述发展早有先例可循，新型“财政—军事国家”的要素最早出现在16世纪的西班牙和17世纪上半叶的荷兰与瑞典。但在1688年之后，新的军事—政治秩序在欧洲蔓延，不论是在大国还是小国，它都促进了各国政府的中央集权化。随着王室适应了新的政治秩序、捍卫自己的统治权并在不断发展的欧洲国家体系中维护自己的地位，王朝间的争论就会导致武装斗争。其结果是一系列看似无止境的战争，各个国家不断改变结盟对象，面临的对手也是变化多端、范围广大。几十年里，英格兰、西班牙、波兰和奥地利的王位争夺者相继招揽盟友，将他们的国内争端演变为大范围冲突。

与这类“继承战争”相关的远不只是某位国王或女王的身份问题。在外交和战争的纷乱中，英国和欧洲的许多领导人开始相信他们是在追求同一个目标：维持权力平衡。他们认为战争，或者至少是武装冲突的威胁，是保护欧洲所有国家主权的欧洲新体系的一个必要组成部分。根据一些18世纪评论家的说法，这一切都是为了共同的利益。

许多历史学家在回顾这一阶段时指出，当时的欧洲领导人之所以乐意如此频繁地投入战争，是因为这个大洲的战斗方式已经变得不那么具备毁灭性。根据这种观点，欧洲军队的专业化、后勤的改进、军队纪律的强制施行则意味着战争对平民的破坏性已经降低。这种看法主要源于下列事实：武装冲突并没有发生在欧洲最强大的两个国家——英格兰和法兰西的地理中心。而在其他地方，在军队发生交战的地区，比如说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中的西班牙和奥地利继承战争中的佛兰德，士兵仍旧大肆破坏乡村并以劫掠为生。战争依然具备毁灭性。当时分量最重的评论文章里就有许多篇并未强调战争的可持续性，而是大谈它的人力和财力成本。到了18世纪40年代，一些批判者就对导致暴力永远存在的政治制度是否具备合理性提出质疑。(https://www.daowen.com)

为了充分理解这种质疑，就有必要承认战争带来的创伤，同时采用一种跨越大西洋的视角。不管存在多少声称1688年开始的一系列战争是为了保护欧洲权力平衡而发动的说法，这些战争却并不局限于欧洲。与此相反，它们表明欧洲已经完全融入了大西洋世界。在17世纪的最后几十年里，由于通信速度加快，源自欧洲和殖民地的资源投入也大大增加，跨大西洋的战争得以持续进行。欧洲列强开始更频繁、更激烈地争夺海外帝国，欧洲帝国偶尔会在它们横跨大西洋的几块领土上同时展开交战。随着战争时间越发漫长、范围越发广大、代价越发高昂，美洲事务开始以崭新的方式改变欧洲政治。事实上，殖民地的冲突在1739年和1754年成为将帝国纷争转变为全面战争的导火索，还使得欧洲本身也卷入了武装斗争。要想理解当时发生的事情，就需要着力关注包括美洲原住民、非洲人、殖民者和奴隶在内的所有参与者，正是他们影响了战争的爆发和蔓延。冲突升级有时会反映出欧洲政府的野心，但也时常源于它们无法控制、约束殖民地及其周边地区的暴力。1688年之后的大规模帝国战争改变了整个大西洋世界的政治动态。

从欧洲人进入大西洋的那一刻起，殖民和贸易就引发了广泛存在的零星冲突。事实上，大西洋某些地区，特别是西非和中非的部分地区，经济在其发展进程中依靠的正是几乎连续不断的武装冲突。战争的常态化和大西洋贸易各个前哨站之间的遥远距离导致大多数冲突根本不会发展到跨大西洋的地步。地方性冲突的发生频率在18世纪始终是有增无减。比如说，巴西米纳斯吉拉斯地区发现黄金后就引发长达一个多世纪的断续战斗，其中牵涉葡萄牙当局、武装殖民者和勘探者、美洲原住民战士和非洲逃奴。这样的战争是大西洋经济的一个内在组成部分，但在直接受到战争影响的地区以外很少受到关注。对直接相关的人员而言，这样的战斗可能令人颇为痛苦，但这种小规模冲突通常很少会蔓延到邻近地区以外，继而升级为洲际规模的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