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近代时期

即16世纪后期到19世纪现代大学兴起的这个阶段。这一时期大学博雅教育经历过一段盛衰起伏。尤其是进入19世纪，博雅教育却日渐式微。在这一时期，它主要受到了三个方面的挑战：一是德国大学模式的影响；二是一大批赠地学院的成立；三是实用科学备受推崇。

19世纪德国人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创建的柏林大学（University of Berlin，1949年更名为Humboldt University of Berlin）实行教学与科研统一的改革影响深远。同时，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工业的进步，培训各种专门人才的工科大学开始发展起来。这些工科大学区别于传统大学，建立在自然科学，特别是数学和物理的基础上。这些新型大学成就了德国19世纪30年代到20世纪初在世界科学中心的地位。受其影响，在1869—1909年，时任哈佛大学校长艾略特（Charles William Eliot）在任期间率先在美国大学实施选修课制度，并着重发展研究生院和专业学院，把哈佛大学转型为德国模式的现代研究型大学。艾略特制定了哈佛大学的座右铭，并下令将其镌刻在校园大门的横梁上。人们进门前可看到“ENTER TO GROW IN WISDOM（入门以增长智慧）”，在出门前可看到“DEPART TO SERVE BETTER THY COUNTRY AND THY KIND（离开后更好地服务于国家和人民）”。到1862年，美国国会通过了《莫雷尔法案》（Morrill Act），也称《赠地法案》，规定联邦政府在每个州至少资助一所从事农业和机械工程教育的高等院校以及要有相应的保障措施，随后在1890年通过了第二个《莫雷尔法案》。第一个法案规定了赠送土地，第二个法案规定了给予这些新型技术学院的兴建与运作帮助。联邦政府着重优先发展农业高等职业教育，先后有69所赠地学院成立，美国高等教育的结构随之发生了变化。赠地学院的出现，强调高等教育的经济功能为社会服务，重视专门技术，培养实用人才。这成为当时美国高等教育的显著特点。大学直接为社会“服务”被正式确定为继“教学”与“科研”之后的第三项主要社会职能的标志。从此之后，大学不仅为社区普及农业科学知识，也提供许多有关卫生、经济、管理与教育等方面的咨询。在这种竞争的背景下，学校为了得到联邦政府的资助，不得不改变以实行博雅教育为主的课程，而开设更多的实用性更强的专门技术课程，使高等教育面向工农业生产第一线，培养各种职业的专门技术人才。在课程设置上，欧洲古典课程逐渐被实用性课程所取代。(https://www.daowen.com)

在那个自然科学与实用技术日益受到青睐，大学中的古典学科受到批评和削弱，向实用教育一边倒的年代，也有一些坚守传统的美国学校。例如，耶鲁大学校长杰里迈亚·戴（Reverend Jeremiah Day）于1828年发表的《1828耶鲁报告》（The Yale Report of 1828）就反对大学本科教育的专业化，提倡博雅教育。这份报告指出大学的目标应该是为优良的教育奠定基础，完整的教育的基础必须是广博、深入和坚实的，能从思想文化中获得的最重要的两点是：思维的训练与知识的教养，即增加心智的力量与知识的储备。而在这两者之间，思维的训练更为重要。这份报告强调，学校给本科生所设计的课程，并不包含职业技能的学习；耶鲁大学的教育目的并不是传授某一特定的职业技能，而是传授所有职业都需要的基础课程；本科教育是专业技能学习的准备阶段，本科教育的最主要的目标在于使学生的思维能力平衡发展，使学生具备开放与全面的视野以及均衡发展的人格；大学课程设置体系的目的，不是进行仅仅包括几门科目的片面教育，更不是进行包含对所有学科浅尝辄止的肤浅的教育，也不是为完成某一职业的实用教育，而是在有限的时间内，尽可能地开始一个全面的教育课程。

在欧洲，这种博雅教育的传统则更加根深蒂固一些。如纽曼（John Henry Newman）1851年创建爱尔兰都柏林大学期间，发表了多场关于大学教育的演讲和著述，后于1873年整理成《大学的理念》一书，这是关于高等教育的经典著作。该书倡导大学要实行博雅教育。纽曼所提倡的博雅教育理念的核心是培养学生“思考的能力”。这样，尽管学生没有受过专业教育，但他们的水平足以胜任任何一种职业。在纽曼看来，大学是传授普遍知识（universal knowledge）的场所，他强调大学的教学职能，认为大学是为传授知识而设，而非为科学研究而设。如果把学生局限于某种专业或者职业，学生就不可能彻底掌握真理；相反，不把学生局限于某种专业或者职业，对学生传授所有领域的知识，发展学生的智力，才是对未来的最好准备。纽曼并不认为只有教师才对学生的博雅教育负责，他赞同住宿学院制度，认为学生之间互相学习、交往，也是大学教育的一个重要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