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现代时期

即从20世纪至今。随着20世纪的到来，美国的一些大学也在反思究竟大学如何平衡博雅教育与专业教育的关系。例如，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建校之初确立的培养目标是“扩展思维，加深理解，打造全人（enlarge the mind，improving the understanding，polish the whole man）”，它把“西方文明”与“人文经典”的核心课程贯穿本科学习的前两年，通过听课、阅读、讨论和辩论等方法来学习和理解西方文明以及在不同时期所产生的最有代表性的、最具智慧的经典著作。教学方式则是小班制和师生间的充分研讨、交流，强调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重视学生基本能力的磨练而非知识的灌输，学生直到第三学年才开始选择专业，进入专业学院学习。与此类似，1929年哈钦斯担任芝加哥大学校长，他对这所当时最典型的高度专业化的研究型大学进行改革，他学习哥伦比亚大学本科前两年的博雅教育经验，并把它扩大到芝加哥大学整个本科4年，即前3年的课是人文科学3门，社会科学3门，自然科学3门，数学1门，在第四年则称为“整合”课。哈钦斯批判当时的美国高等教育已经完全走入歧途，充满了功利主义、实用主义、专业主义、唯科学主义、唯技术主义、唯市场取向的庸俗化方向。他在1936年发表的《高等教育在美国》（Higher Learning in America）中指出，美国教育从中学到大学，已经混乱不堪，完全失去了教育的自主方向。他认为大学应该为不同系科、不同专业的学生提供共同的精神文化基础，这就要求不同系科、不同专业的学生接受一种共同的教育。他提倡大学生在进入专业研究之前，应研究西方经典。哈钦斯的以西方经典阅读为核心的4年制本科生院方案引起轩然大波，多次被否决，直到1942年，他的本科生院方案才最终获得通过，芝加哥大学由此建立了强化博雅教育的本科教育体制。

劳威尔在1909—1934年担任哈佛大学校长期间，其理念则接近哈钦斯，他反对哈佛前校长艾略特实行的自由选修课制度，而且反对把重心放在研究生院，他把选课制度改革成为主修与分类选修（concentration and distribution），走回了强调本科生院和本科必修课的博雅教育模式。科南特于1934—1954年在哈佛任校长，他1945年出版了著名的“哈佛红皮书”——《自由社会中的通识教育》（General Education in a Free Society），提出教育不仅是知识的传授，更是心灵的陶冶，包括有效的思考、有效的沟通能力、作出适当判断的能力和价值判别的能力，并总结为沟通是基础，有效的思考是核心，价值判别涉及广泛的应用，最终将所学用于实践，培养好公民。这本“哈佛红皮书”一共花费了两年半的时间成稿。科南特组织了12位教授，进行了大量的讨论和调研。他解释用“通识教育”（general education）代替“博雅教育”（liberal education）作为书名时表示，如果只是对哈佛的本科教育来说，那么显然博雅教育更为适合，但这一报告不只对此，它研究美国当前的教育体系，希望涵盖美国的所有教育阶段，所以使用了“通识教育”这一词语。这份报告指出，高等教育不仅是让学生获得信息，或获得特殊技能和才能，而且必须通过通识教育为其社会成员提供共同的知识体系，因为如果没有这样的共同基础，美国社会就会分崩离析。“哈佛红皮书”规定大学毕业要完成的最低限的16门科目中，主修仍为6科，博雅教育课程占6科，且必须在人文、社会科学、自然科学3大领域选择，其中人文领域中至少要读“文学经典名著”1科，此外，可以选读文学、哲学、美术、音乐方面的科目；社会科学领域中至少要读“西方思想与制度”1科，此外可以选读美国的民主，以及人际关系方面的科目；自然科学领域中可以选读自然科学概论、数学、物理、生物等方面的科目。担任这些课程的教师都是人文、社会、自然各科系推选出的有名望的教授，因而任教本身就是一种荣誉。哈佛1945年的《自由社会中的通识教育》一书以及1947年总统高等教育委员会发表的题为《为美国民主社会服务的高等教育》（Higher Education for American Democracy）的报告，掀起了美国通识教育运动的高潮。(https://www.daowen.com)

回顾历史我们可以发现，博雅教育与专业教育的主要区别在于教育的价值取向不同：博雅教育更关注受教育者的内在身心发展需求，是由内而外的，认为受教育者内在身心发展了，要适应外在社会发展需要就没有问题；专业教育更注重教育的外在从业服务要求，是由外而内，要求在适应社会的教育中去发展受教育者的内在身心。因此，博雅教育与中国儒家的教育强调做人第一、修业第二的思想是一致的，儒家强调先“修身、齐家”，而后才能“治国、平天下”。在当前我国高等职业技术教育蓬勃发展，承担复兴中国梦伟大使命的新时代，强调立德树人、知行合一，注重学生内在人格、品德和素质的教育，是与千百年来这种倡导博雅教育的理念一脉相承的。职业教育的本质是“职业性”。高等职业技术教育在注重专业教育与服务行业、企业需求的同时，如何处理好其与内在身心发展（即“博雅”或“通识”）的关系问题，仍然是高职教育改革的一项重要课题。而在这个方面，DQP提供了有益参考和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