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川子　苦日子

他为自己刻了一枚印章“山川子”，以纪念山西籍的父亲、四川籍的母亲和生于昆明的自己，下方起伏的曲线为滇池睡美人。还刻了一枚姓氏章，王字中间“竖”画的粗细变化意为铁轨，以纪念在铁路工作过的父亲，左右各刻了一只鸡，意为自己的属相。

说起父母亲时，他红着眼眶忍住泪水，停顿片刻才接着话茬往下讲。他的父亲原在山西民国政府交通部押运司工作，日军侵略山西后，他便到山东工作，之后辗转南撤，相继撤到上海、广州、四川、昆明等地工作。1945年日军投降，11月25日光第在昆明出生。家里有一张竹子做的小桌子，光第妈妈做了一块桌布，在四个角绣上“光耀门第”，他的名字从此而来。1950年至1958年间，其父先后在昆明南站、曲靖沾益站、弥勒盘溪站、开远站任站长，此后定居开远。1958年父亲被下放到元江红光农场种甘蔗。年仅12岁的他，看着没有工作的母亲和4个年幼的弟妹，更何况五弟才4个月，只好辍学去做工挣钱养家。在铁路建筑工区做了1年的活，打土基，拌泥沙，做木工、泥工，养马放马，还会在平地上烧石灰。一次工区领导见他干活，询问后才知他的年龄，当即劝他回校读书。当时他的班主任怀疑他是否能考取中学，他就想办法借来《语文》和《算术》努力补课。1959年作为社会个别考生参加中考，考进开远市第一中学（简称“开远一中”）。9月入学，10月就被评为优秀学生得到奖励，奖品是一本硬壳小日记本。当年又当上了少先队大队长，还当了语文课代表。

1962年初中毕业时，父亲因肝硬化回家养病。父亲病着干不了太累的活，弟妹们在长身体，都没上学读书。他不能继续读书了，去临时工服务社找工作，找到一些重体力的活计，在水泥厂装车，每包水泥50公斤，他每次背2包；去解化厂装车，每袋化肥25公斤，他每次扛3袋。在解化厂下煤，35吨的一车煤，他一个人挥着大铲子，连续铲了7小时，把煤卸完。工资是计件发，当时能挣到30元到40元的已经是干得厉害的了，可他每月能挣到100元以上，最多的一次挣了140元！他早上顺着铁路走到南郊的开远发电厂敲碎石、下煤炭，晚上到家时他全身只有眼仁看得见一点白。尽管这样玩命地干，一天到晚，家里每人一天只能喝一碗玉米面搅的稀糊糊。没有油，一点点盐味就是美味了。“我当时实在没办法，偷偷地摘过铁路边集体地里的瓜果蔬菜，一到家就赶紧煮了吃，不然家里会有人饿死的……但没有偷拿过私人财物……”说到这里，他有几分难为情。为了一家7口人能活下来，他豁出去了！

1963年以后，城区市政建设改造，把木头电杆换成水泥杆，他就到供电所找到一份合同工的工作，天天爬电杆，干了三级以上电工才能干的活计。所里的领导和同事看他吃苦耐劳，成绩不小，就破格把他转成学徒工，每月可以领到15元的工资。3个月后有高中毕业生来工作，他又转回合同工。那时，他技术过硬，蒙自、大庄片改造高压线，需要技术骨干支援，所里都是派他去。

由于他工作出色，当时轻工局的领导把他调去工程队任电工班副班长，工作了一年多，他带着工人们四处安装电线电灯，老人民医院的灯就是他们完成的。“苦是真的苦，也很危险，但能领到钱，还可以学很多东西。”他轻松地说着，深浅不一的皱纹掩饰不住不服输的自信。

他1964年开始练字。1966年后，跟着时任开远县总工会主席的黄泰柏学习，出专栏、出墙报、刷标语、写大字。从此，他的人生轨迹发生了颠覆性的转变，点横撇捺、颜料色彩替代了曾经煤灰色的过往。